華裔女導演趙婷憑藉《無依之地》（Nomadland）成為第一位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非白人女導演，但是她獲獎的消息被中國全網封殺。一些電影從業人員表示，藝術創作應超越政治並對人類苦難抱有悲憫之心，中國本土並不缺少像趙婷一樣有才華、有格調的藝術創作者，可惜被噤聲和被隔絕在公眾視野之外，但是仍然像地火一樣閃耀，默默醞釀着流傳後世的作品。
4月25日，趙婷在奧斯卡領獎台上談及中國文化對她的深遠影響，「我最近總是在想，當事情變得艱難，自己是如何堅持下去。或許要追溯至我在中國長大時，父親跟我一起背誦古詩詞，一人接一句。我記得很清楚的是《三字經》，第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這六個字對小時候的我影響極大，至今仍深信不疑，哪怕有時候現實好像相反，不過我總是在世界各地遇到的人中發現良善。」
趙婷成為繼韓國的奉俊昊和台灣的李安後第三個奪下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亞洲導演，贏得一片國際掌聲，但是中國媒體和社交平台對此鴉雀無聲。
真正的藝術應該超越意識形態
中國獨立導演朱日坤對此表示，《無依之地》完全由美國製作，跟中國無關，該片製作精緻，表達收斂和簡約，形式感很強，算是一部介於荷里活和美國獨立電影之間的代表作。
朱日坤：「《三字經》是一個很膚淺和ABC的中國老式的啟蒙教材，放在現代意義下是很過時甚至裏面的許多內容是與普世價值相左的。《無依之地》電影本身只是一個美國電影中的常見現象，因為導演的族裔、性別和她的政治背景受到廣泛的關注甚至爭議，本身說明了這個世界的急遽變化。」
記錄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紀錄片《不割席》（Do Not Split）今年入圍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引發中共禁止陸媒直播頒獎禮。「新浪電影」、「守望荷里活」、「Houson猴姆」等微博帳號和網友昨日第一時間轉發、祝福趙婷，但很快遭到刪貼，包括《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早先的祝賀微博。
《環球時報》26日發表的英文社論寫道，美中關係急劇惡化之際，趙婷應該更加成熟，扮演一個中介角色並且避免成為摩擦焦點，利用好自己的特殊身份，而非迴避它。
曾經參與創作《頤和園》、《觀音山》的中國電影製片人方勵表示，很多圈內人給予《無依之地》「真實、生動、細膩」的好評，真正的藝術應該超越意識形態。
方勵：「他們的評價包括，劇情和人物表演真實，運用紀錄片紀實方法，觀察敏銳，人物特別生動。（趙婷）對人的憐憫，是很強烈的。文藝工作者的使命不是在地緣政治中扮演大使、外交官，而是本能地記錄和表達，以跨國界的、人的基本價值觀念去看世界。趙婷自己的經歷也代表着超越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就是普世價值觀和普世的人性。」
《無依之地》聚焦於2008年金融危機（Great Recession）之後，美國中西部一群社會邊緣人以車為家，在南達科他州和內布拉斯加州等地四海為家的漂泊生活。
現年五十八歲的中國公民記者、紀錄片導演老虎廟從主人公弗恩(Fern)身上尋覓到無數中國老人的影子，只不過多了一份絕望，少了詩意、坦然和尊嚴，「中國老人絕對不可能把自己放到路上，而是鑽到窩裏。社會保障福利不給你提供條件，加上人的文化背景不同。如果我要拍一部，我要描寫他們面臨末路的張皇，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終點。夜深人靜的時候幾個朋友聊起，都對這個世界有戀戀不捨，年輕人無法理解。」
一位微博網友在趙婷獲獎帖子下唏噓道，美國人有《無依之地》，韓國人有《寄生蟲》，中國人有《你好，李煥英》。
老虎廟對此並不認同,他認為,儘管很多新一代電影人「像巧克力和草莓一樣甜膩，技巧高超，故作深沉，內里什麼都沒有」；但他也有很多獨立電影人朋友潛心創作，「人們不說了，不證明沒有這種思想，而是思想更加深沉；恰恰很多出去的朋友們，只剩下憤怒。」
比如胡杰導演的《遼闊之災》就信陽大饑荒採訪調研地委書記到省長等上百人，在老虎廟心中是一部史詩般的作品，胡杰在山裏、在鄉下、在底層全身心地沉潛記錄，哪怕上映無望。
「就是魯迅說的地火，不管奔突不奔突，停在那，隱藏着，也是地火、礦藏，更有價值。」老虎廟表示，很多中國獨立導演就是在無依之地上，扮演着地火的角色。
「中國是藏龍臥虎，出現很多批判者，無法掙脫束縛，所以非常痛苦。但是，憤怒出詩人，就像文革後的第一代大學生被認為是時代驕子。所以我的眼光轉向獨立電影，很多人是做給『來世』看的。現在送到國外參賽都受限，電影局有規定，獲獎了要傾家蕩產。他們不計代價，就是無依之地，但還是堅持在做。」
華裔導演趙婷以電影《無依之地》奪得奧斯卡最佳影片及最佳導演獎（法新社）
從「中國的驕傲」到成為敏感詞
趙婷斬獲金球獎後一度被中共官媒譽為「中國的驕傲」，但她在2013年接受外媒採訪時提到，年少時的中國是「一個遍地謊言的地方」，引來「辱華」批評，原定4月23日在中國上映的《無依之地》也被撤檔。
「我小時候收到的很多信息都不正確，我開始對自己的家人和背景變得非常叛逆，去了英國才重新學習了歷史，用信息武裝了自己。」趙婷當時告訴美國雜誌《電影製作人》（Filmmaker）。
4月6日，她在聖巴巴拉國際電影節上表示，還要「好幾年」她才敢把在中國的童年經歷搬上大銀幕。
趙婷在和其他奧斯卡入圍導演視訊時指出，「探究自己的過去是最恐怖的事」，「這還需要幾年時間，我覺得我需要更成熟點，不要害怕檢視自己。」
從中國走出來卻很西化
趙婷的父親是中國首都鋼鐵公司前總經理趙玉吉，繼母是演員宋丹丹。14歲時，幾乎不會說英語的她赴英國寄宿學校就讀，而後到美國蒙特霍利約克學院（Mount Holyoke College）獲得政治學學士學位，進入紐約大學帝勢藝術學院(New York University Tisch School of the Arts)。
出生於中國大陸的趙婷，卻以解讀美國西部和原住民的作品嶄露頭角。她的第一部電影《哥哥教我唱的歌（Songs My Brothers Taught Me）》，講述南達科他州松樹嶺印第安人保留地的一個叛逆少年的故事；第二部《騎士》（The Rider）描摹印第安自治區普通人的情感和生活狀態。
經歷過大躍進和文革抄家的五零後方勵，對趙婷的「重生」經歷格外地感同身受，他被丟到貴州大山里挖鐵路、搬石頭，比趙婷丟失過更多的時間和機會。等到八十年代鄧小平開放國門，他得以赴美留學。
「我迷茫而驚恐，從12歲到20歲度過了八年。我們已經是倖存者，再苦再扭曲，非常欣慰的是你還活着，這一點就讓我不再抱怨。我要鼓勵藝術家們，當你到了相對自由的創作環境，過去的陰霾是寶貴的財富。對歷史的反思，是為了避免未來不再重演。」
讓老虎廟吃驚的是，趙婷的服飾穿戴、眼神、肩膀骨架都呈現出西化的審美風格，「她的審美都徹底美國化，就是無依之地上行走的一個人，一看見她，就想起美國的西部電影。（中國）裏面的人出去，自然地脫離共產主義，人性復歸。就好像關在一個匣子裏，打開之後就是光明。」
中國獨立影像展（CIFF）去年宣佈無限期停辦，北京電影學院教授、CIFF發起人之一張獻民仍然每年堅持推薦十部獨立電影作品，關照工業和娛樂之外的遺珠之作。他對趙婷的《騎士》尤為印象深刻，「她的情感表達非常地飽滿，用一種游吟的方式，更接近紀錄片的拍攝方式，包括攝影機和人的關係，導演和人的關係。拍攝者、機器和導演，這三者有一個一致性，這在當代社會，非常可貴，非常罕見。」
談及對趙婷未來的希翼，張獻民希望她能夠抵抗住權力和資本的打壓和侵蝕，「最多的改變可能來自於權力和錢，比如大陸或者荷里活大資本請她拍片。這樣一個相當個人化的作者，她在三到四個作品後會面臨第二個創作階段，跟國度無關，這是現代性的一部分。我希望她能有影片在中國大陸公映，也希望她的第一階段能夠持續下去。我衷心希望，她以後能夠繼續批評她自己認為該批評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