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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毛把張春橋做接班人 林彪暴露了兩大性格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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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態性的偏執表現在儲君和最高皇權的政治關係中,都可能成為被廢黜的導火線。廬山會議上林彪及其軍人集團企圖「揪出張春橋」失敗後,毛澤東採取了步步緊逼的措施,相繼對黃、吳、李、邱、葉作了嚴厲的批評。尤其是對葉群的批評,無疑是指向林彪的。

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寫上黨章的墨跡未乾之時,毛就開始準備隔代指定林的接班人了。九大期間,毛澤東就接班人問題和林彪談過話,談到「你年紀大了誰來接班」時,提到了張春橋的名字。1970年4月25日,毛澤東和林彪在蘇州見面。毛已經比較正式地向林彪提出由張春橋當林的接班人。據秘書回憶,葉群的記錄如下:

毛主席問林彪:「周總理年齡大了,對總理的接班人有什麼考慮?」

林彪沒有說話。

毛主席又問:「我年紀大了,你身體也不好,你準備把班交給誰?」

林彪還是沒有說話。

毛主席再問:「你看小張(張春橋)怎麼樣?」

林彪說:「還是要用跟您一塊上井岡山的紅小鬼。」

關於用「紅小鬼」的話,我印象深刻。葉群也對我們說過,林彪給毛主席說「還是要靠紅小鬼」。葉群還說:「要籌備四屆人大了,主席情緒很好。」

就是這次,毛主席邀請林彪出席九屆二中全會,林彪答應了。

毛林的上述對話至少告訴了我們以下幾點:1、毛深知林彪的健康情況極差,很可能熬不到接他班之日。他把林彪寫入黨章其實是一種過渡性的權宜之計;2、這一過渡的對像是張春橋;3、毛希望林能同意他指定的隔代接班人,並準備立刻轉移權力。顯然,毛林之間在這一問題上產生了嚴重的分歧。這一分歧導致了他們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最終分道揚鑣。

皮相地來看,九屆二中全會上的毛林主要衝突之一是在是否設國家主席問題上。然而,從變異了的中共皇太子政治的角度來看這一衝突,恐怕還不難得出另外的結論——最高皇權極力限制東宮太子開府納士、建立行政上的接班梯隊的企圖。正如同有關學者分析的,儘管「國家主席」是一個虛位,但是一旦林彪獲得這一法統的位置,「他既可以按法統直接號令周恩來集團所控制的政務系統,也可以按法統直接插手中央文革集團所控制的文化教育系統。」為此,原林彪軍人集團的主要成員之一的邱會作在他晚年的回憶錄里認為:「實際上主席的目的就是不想讓林彪當。」作這一如是觀,我們便不難理解毛澤東為什麼對投入林彪陣營的陳伯達恨之入骨,不惜構陷莫須有的罪名,在廬山會議後下狠手打成比劉少奇罪名還要多的「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因為陳伯達的加入標誌着林彪的軍人集團開始有了重量級的文臣,一個東宮太子府的雛形便躍然欲出了。而毛氏皇太子政治中是絕對不會無視他的儲君形成一個完整的第二權力中心的潛在危險的。

一步之遙被阻的個人因素

在皇太子政治中,雖然儲君的地位離最高皇權只有一步之遙,但在沒有跨越之前,最高皇權和東宮太子之間的關係還是君臣關係。可林彪除了「接班人」以外,還有另外一個正式的稱號:「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嚴格地來講,這一稱號和君臣關係的嚴格的上下定位是有一些矛盾的。因為一旦成為儲君,平輩的「親密戰友」之說就不再是一種臣下的身份。而縱觀林彪在當上接班人前後的言行,他對於自己和毛之間的君臣關係的定位並不是非常清楚的,他的認知更多地是游離於「接班人」和「親密戰友」之間。加上他大半生是個軍人,缺乏中共最上層的政治生涯的歷練。雖然他也讀了大量中國宮廷政治的典籍,但和周恩來這樣天天沉浸於風雲變幻的宮廷政治中的老手相比,畢竟還是紙上談兵的水平而已。一方面,林基本上是以軍隊的經驗從政;另一方面,他沒有完全擺正自己和最高皇權的君臣關係,看不透「接班人」這個難以消弭的死結。這就使得在體制和其他必然性的政治因素外,他個人性格、心理乃至家庭關係等偶然性也極大地影響了他的最終被罷黜。

其實,林彪和毛澤東在不少個人性格上是很相似的,可謂「人以群分」。這首先是表現在林對親信部下的無端猜忌,心胸狹窄,並因此而構陷罪名加以殘酷整治上。而當這些組織措施涉及到毛澤東的批准時,可能因為林的長期軍人生涯。使他又常常採取非常直接的類似「逼宮」的形式,在毛原來就多疑的內心投下了不小的陰影。雖說林彪是名義上主持軍委工作的副主席,但因為他的身體情況,不得不選擇一個他信得過的軍隊的總參謀長主持日常工作。毛在文革中罷黜了他親手選擇的兩個接班人,林彪也在文革中搞掉了兩個他親自推薦的總參謀長—羅瑞卿和楊成武。羅瑞卿一案,雖說毛因為羅瑞卿和賀龍、劉少奇走得太近,對他也有所顧忌,但當時還沒有下決心要整倒羅瑞卿。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毛深知羅對他還是忠心耿耿的。1965年12月1日,「林彪派葉群到杭州向毛澤東誣告羅瑞卿,並帶去林彪11月30日寫給毛澤東的信和關於羅瑞卿的十份材料。」葉群和毛密談了五個多小時,又在12月8日到15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分三次作了約十小時的發言,繪聲繪色地捏造事實,說羅瑞卿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擋路』,『一切交給羅負責』」。林在信中還說:「現先派葉群送呈材料,並向主席作初步口頭匯報。如主席找我面談,我可隨時到來。」很清楚,所有這些的活動和材料的重點在於逼迫毛澤東在林羅之間做出一個迅速的選擇。為了利用林彪掌控軍隊為文革的發動保駕,毛澤東當然選擇了林彪。但是他在上海會議中仍然意味深長地對林說過:「(羅)反對你(林彪),還沒有反對我呢。就是反對我到長江里游泳,還是一片好意。」今天回過頭去審視羅瑞卿一案和他與林彪交惡的緣起,完全是因為那些並不複雜的人際嫌隙,便使他上綱到了對羅企圖「搶班奪權」的猜疑。很顯然,林彪對他手下的總參謀長缺乏包容之心,而對一些芥蒂小事過多地表現出睚眥必報之心。

林彪向毛澤東狀告楊成武

林彪緊接着整垮他親手挑選的第二任(代)總參謀長楊成武一案,更顯示了他的性格缺陷。根據現在陸續披露的材料,主要是因為如下幾件事:1、1967年夏楊成武陪同毛澤東南巡,在途中毛澤東為了拉攏林的這一親信,並離間林楊關係,講了不少林彪的壞話。毛又讓楊在途中回京多次執行他的密旨,故意命令楊只和周恩來聯繫,不要告訴林彪。這被林彪認為是楊「有意封鎖」。而對楊來說,更是有苦說不出,因為「身到高位始知難……楊成武已深深感受到這兩位統帥副統帥之間的矛盾、猜忌、警惕與鬥爭。而他本人,正夾在這對矛盾之間。」2、1968年3月,楊成武收到空軍機關的匿名信,狀告林立果「小艦隊」成員周宇馳、於新野、劉沛豐、王飛等人玩弄女性等惡行,他便轉給林彪建議調查。這當然被林彪和林立果看成是極大的不敬和挑釁。

就為了這些事,林彪向毛澤東狀告楊成武,羅織了楊成武「同餘立金勾結,要篡奪空軍的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謝富治」,以及「楊成武的個人野心還想排擠許世友,排擠韓先楚,排擠黃永勝以及與他的地位相上下的人」等莫須有的罪名。對這些罪名,毛澤東當然心知肚明。但因為1968年春的毛澤東仍非常需要林彪的支持。作為一個極端實用主義的政治家,毛當然首先考慮了文革政治大局上的成敗得失,而不是他和楊成武之間的個人情感。然而,毛對林彪「兩者必擇其一」式的攤牌仍是怨氣衝天的。他說過:「一邊是副統帥,一邊是代總長,兩者必擇其一,讓我怎麼辦呢?當時我還沒有充分的理由,不要這個副統帥,無法向全國人民交待呀。」打倒楊成武不久,毛又在1968年4月上旬對楊的老上級聶榮臻元帥說:「如果講楊成武的後台,第一個就是我,第二個才輪到你」。在毛看來,林顯然是要求羅瑞卿和楊成武對他個人(儲君)的忠誠大於對毛(最高皇權)的忠誠。儘管毛為了文革大局兩次支持了林,但毛的內心深處怎麼會不激發出不滿的情愫呢?

果然,毛澤東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因為張春橋問題的攤牌給了林彪一次當頭棒喝。臨上廬山之前,林彪、葉群及其軍人集團對搞掉張春橋也是信心滿滿。連陳伯達都認為:因為有「在羅瑞卿、楊(成武)、余(立金)、傅(傅崇碧)、賀龍的問題」的先例,「如果林副主席提出張春橋的問題,毛主席肯定會支持。」但結果事與願違。當然廬山上的風雲突變有眾多的因素,但毛澤東終於宣洩出了對林彪前幾次「逼宮」的不滿恐怕也是其中之一吧?

林彪性格的第二個缺陷,還在於一種病態性的偏執。每天和他見面的秘書認為:晚年林彪「已經陷入了嚴重的病態,但他自己並不承認這種嚴重性。執拗而內向的性格使他認準了一個『理』:誰也不可信,只能信自己」。這一病態人格如果表現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最多導致和家人和親友的疏遠或不和。但表現在儲君和最高皇權的政治關係中,都可能成為被廢黜的導火線。廬山會議上林彪及其軍人集團企圖「揪出張春橋」失敗後,毛澤東採取了步步緊逼的措施,相繼對黃、吳、李、邱、葉作了嚴厲的批評。尤其是對葉群的批評,無疑是指向林彪的。但是,毛當時一直沒有點林彪的名,據《毛澤東年譜》記載:至1971年3月24日毛還指示周恩來「把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的書面檢討及毛澤東的批示送林彪閱,並要求在場的人,除康生外,乘火車去北戴河向林彪作一次匯報,時間在林彪看完黃、李、邱的檢討之後。」4月20日,周恩來「示意林彪到會講話,林彪沒有出席會議的意思」。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毛澤東抓住黃吳李邱葉的檢查,意在要林彪就廬山會議之事也作一深刻檢查。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新史記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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