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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專家:COVID-19病毒緣自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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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SARS-CoV-2(當前全球大流行病毒)最近親的就是冠狀病毒了,它是武漢實驗室於2013年,從雲南發現的蹄鼻蝙蝠(Rhinolophidae,中國稱為「菊頭蝠」)中分離出來的。這種病毒,當時稱為RaTG13,與SARS-CoV-2有96.4%的基因相同。但要知道,要想發生3.8%的基因變異,那得經過相當於20至50年自然演化的改變,才有可能做到。

2021年2月3日,一名保安在站崗戒備中,適逢世界衛生組織COVID-19起源調查團成員造訪中國中部湖北省武漢市的武漢病毒研究所

與COVID-19傳播有關的時間線在過去幾個月里發生了變動,而且隨着新訊息的發佈,將來有可能會再次變動。公開資料中似乎普遍認為,早在2019年8月,中國就觀察到了患有類似流感的怪病的患者。不過一切都未被證實,直到2019年12月底武漢一名70歲的、阿爾茨海默症男性被確診。

儘管英文醫學期刊權威《柳葉刀》(The Lancet,也譯為「刺胳針」)的報導在近期有些不一致,但它也指出首例出現症狀的患者,大約是在2019年12月1日左右出現。截至2019年底,大家似乎也都認同,這種「新型」冠狀病毒,會從動物傳播到人身上,稱作人畜共患傳染病。在此種論點下,多種說法開始各自表述。

有些觀察家說,不確定是什麼動物傳播到人類,而且這是在武漢的華南海鮮批發市場發生的。它被稱為「濕地」市場(wet market,即「活禽」市場,出售未經加工的肉、魚、禽的市場),不僅是因為它出售活體的水產海鮮;它也是現宰穿山甲、狼幼崽、野兔、蛇、果子狸、豪豬、獾、豬、雞和孔雀等的場所。

第二種說法,是阿茲海默症病患的妻子遭受感染才是源頭。她在(2019年)12月的第一個周末出現肺炎症狀,接着入住醫院的隔離病房,但是她並沒有去過武漢海鮮市場的歷史。

隨後,有些觀察者將注意力轉向距市場約12公里的武漢病毒研究所;甚至有另一些觀察者,把焦點放在更近(距市場約280米)的武漢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隸屬中共人民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

武漢病毒實驗室恰好與加拿大溫尼伯的國家微生物實驗室(National Microbiology Laboratory)關係密切,是由人民解放軍的一個承包商建造的,與(中共)軍事醫學科學院有聯繫。它的目的是成為一個最高級別的安全實驗室(同時也是一個絕密實驗室),能夠安全處理最致命的人類病原體。

中共將其認證為達到生物安全級別第四級,也就是最高安全等級。但許多海外的科學家卻對此存疑,如2017年英國科學期刊《自然》(Nature)中的文章,便質疑中國微生物實驗室的安全標準問題,這也更進一步佐證了病毒很可能是從病毒研究所泄漏到民眾常光顧的市場。

2018年1月,美國指派具外交地位的科學家造訪湖南病毒實驗室。他們發現蝙蝠的類SARS冠狀病毒可以與以人類為受體的SARS冠狀病毒相互作用。這就「強烈表示蝙蝠的類SARS冠狀病毒,可以傳播給人類,從而引發類SARS的疾病」。美國這些科學家還發現實驗室的從業人員並未遵循或未執行第四級安全準則,當時研判實驗室頂多達第二層級標準。

病毒研究所還因另一個原因引起爭議。中國病毒學家石正麗,為搜集大量冠狀病毒而領導一支團隊深入中國南部的蝙蝠洞穴,故被暱稱為「蝙蝠女」。她對蝙蝠病毒進行實驗,「期望能找出病毒如何突變,進而對人類更具感染力」。這些實驗稱為「基因功能增益」實驗(gain-of-function, GoF)(以下稱GoF實驗)。顧名思義,實驗目的在產生比原始病毒更具致病性和/或傳染力的病毒,甚至製造出自然界裏不存在的病毒。若只是形容該實驗具有爭議性,其實是過於輕描淡寫。因此,美國不時就會禁止GoF實驗的進行,而且至今溫尼伯實驗室本身也仍未進行過該實驗。但(GoF實驗)自2014年10月起暫停後,又在2017年12月19日於美國恢復實驗。

中國醫務人員於2020年2月11日,在深圳對武警進行COVID-19檢測。(STR/AFP/Getty Images)

石正麗給了一個不同的論述。就整體脈絡而言,我們應注意兩件事。

首先,武漢病毒研究所在過去25年期間,一直在研究蝙蝠和與蝙蝠有關的疾病。曾經,他們試圖找出SARS-1的起源。但出乎意料,從蝙蝠到人類的跨物種感染卻是相對較早發現。中國科學家最終將SARS-1病毒起源,追溯到位於武漢以南1200多公里雲南省的一個山洞中。

再者,與SARS-CoV-2(當前全球大流行病毒)最近親的就是冠狀病毒了,它是武漢實驗室於2013年,從雲南發現的蹄鼻蝙蝠(Rhinolophidae,中國稱為「菊頭蝠」)中分離出來的。這種病毒,當時稱為RaTG13,與SARS-CoV-2有96.4%的基因相同。但要知道,要想發生3.8%的基因變異,那得經過相當於20至50年自然演化的改變,才有可能做到。

但是,我們即將看到的還不是故事全貌。無論如何,雲南蝙蝠如何導致武漢感染,依舊沒有獲得明確的解釋。第二個背景因素是中美間敵對性的地緣政治關係。故石正麗特別表示,唐納德‧川普特朗普)總統「欠我們一個道歉」,因為他暗示SARS-CoV-2是從武漢病毒實驗室泄漏出去的。

2020年7月15日,石透過電子郵件回復《科學》雜誌一連串問題。當被問及「武漢市內或附近」的蝙蝠是否可能感染某人時,她說,她贊成這種病毒透過中間宿主傳播的理論,可是她並沒有推測出宿主可能是什麼。甚有其他人提到穿山甲,這些穿山甲在中國南方被發現,也有從東南亞走私進入中國,並成為在武漢華南海鮮市場出售的食物和傳統中藥。石也沒有指出在武漢或其它地方,是否發生人畜共患病傳播。但是,她確實同意前面提到的一位澳大利亞病毒進化專家的觀察,也就是SARS-CoV-2和RaTG13之間的基因組排列若要產生變異,需要長達20至50年間的自然演化。

然而,正如剛才說的那樣,這都還不是全部的故事。石和美國國防情報局(DIA)同聲表示,SARS-CoV-2病毒不是經過基因工程改造的。美國人還說,「沒有可靠的證據」證明該病毒是故意作為生物武器釋放的。但是,武漢病毒實驗室確實能夠進行基因工程移植實驗(cut-and-paste genetic engineering experiments)。

證據顯示,在2015年,它把SARS-1病毒的一小部分,與另一小部分的類SARS蝙蝠病毒交換,製造出可傳染給人類的病毒。其實,這樣的改變很容易察覺,「就像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老房子,試圖加上一個現代版的裝飾元素」。美國人說病毒不是故意被釋放的,這顯然也是猜測,因為沒有找到釋放病毒的證據,並不能表示病毒沒有被釋放。當然,中共否認釋放病毒是預料中的事。

還有一個問題也仍然沒被解答:武漢最初的病例群中,約有三分之一沒有接觸過武漢華南海鮮市場,這意味着COVID-19已經是人傳人的感染(不需透過中間的動物宿主)。那麼,這也成了病毒可能源自武漢病毒研究所的間接證據說法。

首先,作為國際計劃的一部分,武漢病毒研究所持續接受美國政府資助進行GoF實驗。如前所述,這種研究是具有爭議性的,尤其在安全性紀錄不佳的實驗室(包括美國本身)里進行時。

GoF實驗使用的技術,通常稱為「動物傳代」(animal passage)。2010年,荷蘭病毒學家榮.費奇(Ron Fouchier)正在研究一種名為H5N1的流感病毒。它主要是由接觸感染禽鳥的人所傳播的,且非常容易致命。費奇想知道如何將H5N1變成更容易在人類之間傳播的病毒,於是使用雪貂,而非細胞培養,來進行GoF實驗,以使H5N1突變。

就病毒而言,雪貂的基因與人類的距離較接近,因此,如果突變的H5N1病毒可以在遭受感染和未感染的雪貂之間傳播,那麼同樣地,人傳人也很可能發生。這種突變是自然發生在雪貂的體內:用H5N1感染第一隻動物,等到它生病後,再利用採集鼻腔黏膜感染第二隻動物,然後再感染第三隻,以此類推。每經疊代,病毒的基因組成都會略有變化。在經過第10次動物傳代後,費奇發現,已感染的動物竟能將病毒傳播到相鄰籠中的另一隻動物,而不需經由鼻腔檢體傳播。那麼就再次證明,以GoF實驗的動物傳代技術,最終可以產生出一種新的病毒,甚至是一種致命的病毒。

費奇聲稱,GoF實驗對於了解基因、突變和疾病之間的因果關係至關重要。因此,它對於未來用於對抗病毒藥物的製作有其必要。無論出於何種原因,到2020年,動物傳代的GoF實驗都變得越來越普遍和符合常規。儘管費奇的實驗室生物安全等級被評為2(BSL-2),但大多數(GoF實驗)都必須在生物安全等級4(BSL-4)的實驗室里進行。

據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新興傳染病專家科林‧卡爾森(Colin Carlson)指出,這種GoF實驗能幫助病毒學家在SARS-CoV-2出現不久後,對其進行分離和分類。

但其他人,特別是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的理查德‧埃布萊特(Richard Ebright),則持不同看法。他認為使用其它技術,也能像採用動物傳代的GoF實驗一樣達到上述兩種用途。重要的是,在論證病毒源自武漢病毒實驗室的GoF實驗此一間接證據說法上,他認為,相比基因工程移植,採用動物傳代實驗方式,將使得病毒突變前後的差異更難辨識。譬如為了還原過去《新聞周刊》的照片,就會像是在原始維多利亞時代的老房子上,加入新的仿維多利亞時代的複製元素那般難以分清真假。

2021年1月26日,民眾在中國北京大興區排隊接受COVID-19檢測。(Stringer/AFP/Getty Images)

結論證實,病毒透過動物傳代技術實驗所產生的突變和原生病毒經過長時間自然演化的變異,兩者幾乎無法區別。也就是至少可以說,源自蝙蝠的冠狀病毒經過十隻雪貂後突變的結果,很難與自然演化的病毒變異做出辨別。當然,武漢病毒實驗室也有可能從未進行過動物傳代GoF實驗,但這麼說的可能性極小。應該說這樣的實驗不但是例行工作,並且都在秘密進行當中。

另一個更有趣的觀察例子是,斯克里普斯研究公司(Scripps Research)的研究員安德森(Kristian Andersen),在期刊《自然-醫學》(Nature Medicine)上發表了一篇被廣泛引用的報導,其中指出,「SARS-CoV-2並非故意由病毒實驗室構建操縱。」作者進而討論了「可以合理解釋SARS-CoV-2出現的兩種情況」。其中第二種是人畜共患病毒移轉到人類後,大自然對人類的淘汰,其嚴重性更勝於病毒轉移前對動物宿主所進行的淘汰。

作者實際上承認,「理論上來說,SARS-CoV-2可能在適應細胞培養過程中獲得突變」,從穿山甲里發現的類SARS-CoV-2病毒,也「提供了更強大、直接的證據」,那就是證明SARS-CoV-2已獲得新的傳播能力,能直接造成人傳人感染的現象。但作者卻沒有提及在實驗室里進行動物傳代的可能性。然而,正如埃布萊特回復《新聞周刊》的電子郵件所指出的,除了不同地點與人為干涉,在GoF實驗室中使用動物傳代技術進行的突變,與在野外自然演化的「穿山甲傳代」的基因變異,結果都「相同」。

據此,埃布萊特總結安德森的推理是「不合邏輯」的,因為實在沒有道理去強調突變一定是來自於野生自然的演化,甚至大過於來自實驗室的動物傳代實驗。

截至目前的結語可以是:武漢病毒學研究所擁有的RaTG13病毒,與SARS-CoV-2病毒(當前全世界大流行的新冠病毒)有96.4%相同的基因物質。動物傳代實驗能造成3.8%的基因產生變異,它比起自然演化造成突變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其次,如埃布萊特所說,石正麗為回應美國遺傳學家科恩(Stanley Norman Cohen)在《科學》雜誌上提出的問題所發表的否認意見,只是「對中共當局和中共官媒先前所言,再次進行公式化、機械式的申明」罷了。

因此,石正麗所言的可信度,其實與中共當局和中共官媒相同。

的確,現時任何有關SARS-CoV-2病毒起源的報導,在政治上和科學上,都幾乎已鮮少對中共官方版本提出質疑了!

版權經作者許可,為加拿大公共政策前沿中心(Frontier Centre for Public Policy)所屬。摘錄自《COVID-19:病毒大流行與道德恐慌下的政治學》(COVID-19: The Politics of a Pandemic Moral Panic)。

原文『It All Began in China』—Book Excerpt From『COVID-19: The Politics of a Pandemic Moral Panic』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巴里‧庫珀(Barry Cooper)博士是卡爾加里大學(University of Calgary)的政治學教授。馬可‧納瓦羅-蓋尼(Marco Navarro-Génie)博士是公共政策前沿中心(the Frontier Centre for Public Policy)的高級研究員和加拿大哈爾頓研究機構(the Haultain Research Institute)所長。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djy吳約翰編譯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本文網址:https://hk.aboluowang.com/2021/0416/15816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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