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在中共以往的宣傳，還是在黨史教育中，秋收暴動（中共稱之為「秋收起義」）和井岡山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然而，在中共新近推出的百集洗腦微紀錄片《百鍊成鋼：中國共產黨的100年》中，中共並沒有將秋收暴動如南昌暴動那般單列一集，而是與毛澤東前往井岡山合成了第十一集《井岡星火》，而且着墨僅一百字出頭。
洗腦片稱，1927年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還委婉地說「由於敵我力量懸殊，對敵情估計不足，缺乏作戰經驗」，所以暴動遭受很大損失。因此，9月14日，毛澤東決定改變攻打長沙計劃，命令部隊向瀏陽文家市集中。
然而，中共對於秋收暴動的簡單描述背後，卻隱藏着不願為中國人所知的真相。
第一個真相就是秋收暴動與南昌暴動發動的背景一樣，都是因為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後借殼發展，腐蝕國民黨內部，嚴重損害了國民黨的利益，同時中共在湖南湖北地區的紅色恐怖，也讓那些曾經糊塗的國民黨人和軍界力量清醒地意識到了共產主義的危害。上述原因引發了國民黨「清黨」，抓捕大批中共黨員等。被重擊的中共為了奪權和爭地盤，策劃了這兩次暴動。
第二個真相是毛澤東提議自己到湘南搞暴動的目的是為了手中掌握武裝力量。
汪精衛分共前，曾看到斯大林給中共的《五月指示》，其內容之一就是在湖南湖北組織一支由兩萬共產黨員和五萬工農組成的工農革命軍。斯大林還派他的親信羅明納茲來中國負責具體事宜，並在中國主要城市都派有蘇軍情報局人員，負責給中共供應武器、資金、藥品、情報等，同時派來的還有軍事顧問。
對於蘇共的命令，毛舉雙手贊成。據《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的記述，他在羅明納茲主持的「八七」緊急會議上說：「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後來演變成他的名言「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不過，當時他手裏並沒有軍隊，但他試圖把參加南昌暴動部隊的一部分抓到手。
按照中共臨時政治局的設想，南昌暴動後，部隊南下廣東，去接收蘇聯人準備運來的武器。而毛預計他們的行軍路線接近湘南，因此便在八月初向中央建議，在即將舉行的湖南秋收暴動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從路過的南昌起義部隊中給他一個團。毛稱加上其他農軍，他至少有佔領五縣以上的把握。不明就裏的中央批准了毛的湘南暴動建議，並任命他為前委書記。
然而，從毛後來的行為可以看出，他並不是真的要去發動農民搞暴動，而是以暴動為藉口，希望從中央那裏挖出一支武裝帶走。
第三個真相是秋收暴動就是一場鬧劇。《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披露，湖南全省暴動的領導者們約定8月15日在長沙蘇聯領事館開會。蹊蹺的是，開會那天唯獨毛沒有來，儘管他三天前已回長沙，就住在楊開慧娘家。由於他是主要人物，會議只好改到第二天。據當時湖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到了十六日，到會的人部齊全，唯澤東一人未到。」
18日，毛才露面，大家很生氣，他卻說他去搞「農民調查」去了。毛遲到四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暴動的部隊是否仍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就不去湘南搞「暴動」了。
而事實上，參加南昌暴動暴動的部隊離開南昌三天，逃兵就去了三分之一，彈藥也丟了一半，士兵因為沒有水喝，只好暍田裏的污水，也因此成群的死去。軍隊的慘況，也意味着他們不可能繞道湘南。
得知這一情況的毛，在出現在蘇聯領事館時，遂改變了自己的說辭，堅決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動計劃。毛的理由是，暴動應該縮小範圍，應該集中精力打長沙。當時湖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說：「縮小範圍的暴動計劃，澤東持之最堅。」這個洗腦片也公開承認，但卻沒有給出原因。
不過，大概知道自己幾斤幾兩的毛也根本無意打長沙，他似乎是想借打長沙為名，帶走該城附近的三支數千人的紅色武裝。這三支武裝，一支是原農運的活躍份子；一支是因安源煤礦倒閉而失業的礦工和礦警，還有一支是原駐武漢的部隊，奉命去參加南昌暴動而沒趕上。
9月11日是約好的起事日子，這天，毛一個人悄悄待在長沙一百公里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說法，毛率領三支部隊中的一支，從銅鼓出發。而當時跟毛關係密切的何長工等人，都說毛根本沒去銅鼓。14日，三支隊伍還沒有到長沙，毛就傳令要他們不去了，退兵改道。三支部隊都到了文家市。
三支部隊的去向完全出乎在長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們只好在15日取消了整個暴動。蘇聯領事館的書記馬也爾說，發生的這一切「可說是最可恥的背叛與臨陣脫逃」。莫斯科稱之為「暴動的玩笑」。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毛之所以鼓吹「暴動」、打長沙，為的都是調兵——調到自己手上。
可見，秋收暴動宛如一場鬧劇。就連中共湖南省委當年給中共中央的檢討中也承認：這「純是一個簡單的軍事行動。不但沒有掀動農民奪取土地的革命狂潮，連取得農民對此次暴動的興趣都沒有」。更有甚者，毛還拆了它的台。
由於文家市遠離長沙，在沒有無線電聯繫的情況下，湖南省委和蘇聯人無法直接指揮。毛早已計劃好了這支部隊的目的地：南去一百七十公里的井岡山。井岡山位於江西、湖南交界的羅霄山中段，在當時是「兩不管」（即湖南省、江西省都不管轄）地帶，而且地勢險要，國民政府軍也極少來到此處。
當時很多人並不願意跟隨毛上山做山大王，不少人當了逃兵。毛讓想走的人離去，只是不准帶槍。離去的人中包括兩名高級指揮官，他們後來都投向了國民黨。最終有600人跟着毛來到了井岡山，並成為毛起家的班底。
不過，早在毛來之前，井岡山就已經有了兩個「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他們「劫富濟貧」，深得當地百姓的擁護，並被視為是「綠林」好漢。而前者是知識分子出身，1927年1月加入中共。正是在他的幫助下，毛才在井岡山立足。袁文才還有意將自己山寨中躲避國民黨追捕的賀子珍派到毛身邊，讓賀子珍與毛同居。然而，彼時毛並未與楊開慧離婚，楊開慧和孩子還生活在長沙一帶。
在井岡山稍稍站穩腳跟後，毛派何長工與王佐談判，其後又親自到山上與王佐長談，勸說他跟着中共鬧革命。王佐被說服後，便找到袁文才，表示要與毛的中共軍隊合為一體。早有此意的袁文才，自然沒有反對。洗腦片中稱「毛團結和爭取了農民武裝袁文才和王佐，開始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而忽略了二者對毛的幫助，顯然是不想讓山大王影響了毛的所謂「光輝」形象。
1928年2月上旬，在寧岡縣的大隴，袁文才、王佐兩支農民自衛軍正式被中共軍隊收編，即成為其第一師第二團，下轄兩個營。袁文才部為第一營，王佐部為第二營，袁為團長兼第一營營長，王作為副團長兼第二營營長。
袁文才、王佐的綠林部隊被收編，壯大了中共的力量，袁、王亦成為紅色梟雄。然而，沒過多長時間，袁、王就被殘忍的殺害。他們為何被害呢？
原來，在當年6月，中共跑到莫斯科召開了六大。大會通過了綱領性文件《關於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該文件規定：「與土匪武裝類似的團體聯盟（指與其結成統一戰線的聯盟），在武裝起義前可以利用，武裝起義後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鎮壓他們。」「他們的首領應當做反革命的首領，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
這個文件給了素與袁文才、王佐有矛盾的永新縣委負責人王懷和龍崗縣委負責人龍超清機會，而這背後是本地人與外地人的紛爭。當時，黨政重權基本掌控在縣委龍超清等土籍人的手中，但槍支卻主要在袁文才、王佐等外地人的手中。「土籍的黨客籍的槍」是當年流傳的原話。
1929年初，在紅四軍學習中共六大決議案的擴大會議上，王、龍提出按六大精神除掉袁、王的動議。中共中央在聽了湘贛邊界特委及一些縣委負責人的匯報後，也表示同意。
同年秋天，一直在上海辦公的中共中央派彭清泉（即潘星源）赴湘贛邊界巡視。中央巡視大員在要求紅五軍和湘贛邊界特委不折不扣按中共六大決議案處理袁、王。毛則在小範圍內找了朱德、陳毅、彭德懷、譚震林、鄧乾元幾人商議，會上多數意見是袁、王的情況不可與土匪、綠林相提並論，中央的這一政策對他們不適用。但在邊界特委書記的堅持下，毛、彭等人最終同意。
於是，在1930年1月初，邊界特委以開會的名義將袁文才和王佐騙到永新縣城，並在夜晚趁他們沒有防備時下手。根據中共黨史的說法，熟睡中的袁文才走出屋子想看看發生了什麼事，被埋伏在屋外的邊界特委書記朱昌偕舉槍射殺。王佐聽到槍聲從後窗跳出，在一片追殺聲中慌不擇路躍入一條河流，在游到一半時溺水而死。
而2001年5月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出版的書籍中則有另一個版本：朱昌楷帶人赴尹家巷22號，將突被叫醒的袁文才打死在鋪上。另一路人由彭文祥帶領直奔「一家祠」對付王佐。由於促不及防和群龍無首，袁、王部被佈置妥當的對手打得四處逃散，最後全部被剿盡。
曾任中共高級將領的陳士榘曾說過：「袁文才、王佐被自己人殺了，這件事真是天理難容！」而對於這件天理難容之事，中共洗腦片刻意迴避，大概也是知道這樣的醜聞不能說吧。
只是，中共所做的天理難容之事，又何止這一件呢？幫了中共後被中共害死的又何止袁、王二人？靠着謊言和暴力走到今天的中共，還能繼續走多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