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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日遊行9年後 "愛國"青年砸碎的兩個家庭

醫生握住李建利的右手,另一隻手扶着他的肘部,把他的右臂舉過頭頂劃圈,一下,又一下。

右臂做完,再換右腿,左臂,左腿。無法靠自身牽動的肌肉,需要依賴別人的幫助,讓它保持基本的彈性和力量。

■2021年3月,李建利在醫院做康復治療。

這是西安市中心醫院康復中心,李建利在接受每天一次的康復治療。這樣的生活,他已經過了近9年。

2012年9月15日,在西安那場聲勢浩大的反日遊行中,開着白色豐田的李建利,被務工青年蔡洋用一把U型鋼鎖砸穿頭頂,導致嚴重的開放性顱腦骨折。半個多月後,蔡洋在南陽老家被警方帶走,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

此後9年,兩個家庭以不同的方式捲入艱辛與破碎。李建利失去了流利的行動和語言能力,絕大部分時間和妻子住在醫院,只有周末才能回家。蔡洋的父母離開家鄉,守林為生,幾個月也吃不上一次肉。

時間於別人是如水淌過,到了他們這裏,變成挾帶着碎石和泥沙的濁流,每推進一步,都緩慢而疼痛。

李建利躺在理療床上,右臂上貼滿連着電極的白色圓片。這是電磁療,康復治療的第一項。

康復中心在醫院門診部五樓,妻子王菊玲扶着李建利走進來時,不少醫生、護士、保潔員都主動和他們打招呼。「住久了,都認識了」。

李建利受傷後,夫妻倆就住進了這裏,每天從後院的住院部到康復中心來治療,已經快9年了。十來天前,醫院通知他們,說病房要裝修,暫時不能住。王菊玲帶着李建利回了家,每早從家裏來醫院。

李建利60歲了,花白的頭髮稀疏,外出時總戴一頂帽子,遮住頭上那道6寸來長的傷疤。傷疤上長不出頭髮,洗澡時也不能觸碰。大約因為左腦受傷的緣故,他的面容有一種微妙的不協調感。不說話也不笑的時候,神情有些呆滯。

■在妻子的攙扶下,李建利下樓。攝於2017年。

他走路習慣先邁右腿,着好力,左腿再跟上去。受傷後,李建利的右側身體偏癱,只能勉強行走。原本先邁左腿會穩當一些,但妻子說:「他老感覺害怕,老是先用那個(右腿)」。在平地上還好,遇到稍有坡度的路就容易摔跤。

除了妻子,李建利謝絕他人的攙扶,勉力維持着自尊。他從前愛說笑,多年病痛下仍然保留着幾分詼諧。此時他含着笑注目給自己按摩的醫生,年輕的男醫生有些不好意思,笑着說:「別這麼看着我」。李建利又轉頭說一個長期給自己治療的女醫生:「比我女子(方言,意為女兒)還親」!

王菊玲也忍不住笑了:「你有女子麼」?老兩口有兩個兒子,沒有女兒。

李建利說話還算清晰,但只限於簡短的句子。王菊玲說,當年那一砸差一點就傷到了他的語言神經,剛做完手術時,李建利不會說話,醫生讓他讀報、說話、跟人交流,一個字一個字說。「現在可以這樣說話,但中間要打絆子(方言,意為磕絆)」;「有時候跟你說話,那那那的,越急他越說不出來」

按摩完右半側身體,李建利自己挪到理療床的另一邊,準備按摩左側。「你看在(理療床)上邊活動好得很,自如得很,在家起個床都難得很」,王菊玲說。

能維持今天的身體狀態,是多年堅持治療的結果。王菊玲記得,出事後不久,她帶丈夫去過成都華西醫院,那裏的醫生說:「能保持你現在的狀況就已經非常好,隨着年齡增大,以後的發展就是抽風、癲癇、大小便失禁」。

得益於系統的治療、康復訓練和鍛煉,這些年來,李建利的身體情況尚算不錯。右側身體沒有出現嚴重的變形、萎縮,行走的姿態也沒有重度畸形。

■李建利、王菊玲夫妻外出就餐。攝於2017年。

但醫生當年的預言正在漸漸開始發生,「抽過一兩次風」。前些天,兒子開車帶李建利夫婦到郊外掃墓、踏青,一家人聚餐。李建利高興,喝了兩瓶飲料,當場就大便失禁了。王菊玲擔心,這樣的情況會越來越頻繁。現在出門做康復,只要丈夫早上沒有大解,她都要隨身帶上衛生紙、膠袋等物品。

在醫院長住的氛圍也並非總是康復中心現場的溫暖。王菊玲說,一開始,他們在醫院住的是單人間,她可以在陪床上休息。後來醫院說病人多了,加了一個人,她只能買簡易摺疊床,晚上支起來睡。再後來,病房裏又加了人,變成了三人間,摺疊床經常沒地方支,王菊玲只好擠在李建利的病床上。

每逢變天,李建利的右半身就會酸痛,因為不常活動,右腋下時常會發炎、化膿。最近,醫院把他常用的藥膏等藥品停了。王菊玲去找了院方,「人家說你別管,我給你聯繫,到現在也沒有」。

■李建利在醫院。攝於2017年。

「(醫院)就是想讓我們走」,王菊玲覺得。

「欠了醫院158萬」,理療床上的李建利說。

王菊玲說,前段時間,中心醫院以欠款為由把他們告上了法院。接到調解電話後,王菊玲去找了政法委,之後事情不了了之。

王菊玲希望,有關方面除了承擔醫療費,還能賠付一筆「夠他(李建利)這一生用」的錢。「再過幾年得請人護理了,我都護理不了,沒那個力氣了」;「像他這個(情況),一天沒有150到170(的護理費)人家不來。我們這日常開銷,還有日常看病,說我要得多,你們可以算」。當年得到的那筆52萬元的賠付款,難以支撐起李建利的漫長餘生。

李建利做完了理療,從床上坐起來,一屋子的人看着他慢慢伸腳,穿鞋。「我穿的是耐克,耐克品牌,中國製造」,頓了頓,他接着說:「理性愛國」!

從中心醫院回李建利家,有八九站的路程,需要轉一趟公交車。

上車對於李建利來說是麻煩事。車門狹窄,王菊玲沒辦法扶他,他只能用左臂抓住欄杆,一點點往上掙。通常是王菊玲先上車,看着丈夫進入車廂後就趕快去佔座位,等丈夫挪過來坐下,她再去刷卡。

過馬路牙子上下坎是另一重困難,稍有不慎會出意外。前幾天,老兩口在家附近下了車,因為當天家裏要來客人,王菊玲急着去買菜,囑咐李建利自己慢慢走回家。剛買好菜就接到丈夫的電話,說自己摔倒了。「嚇得我把菜一扔趕快去,旁邊站了三個人,我說這裏有人你為啥不叫?他說人家剛才不扶我」。李建利記得,當時他向身旁的兩個女子求助,年輕的那個想扶他,被年老的阻止了,「她說不能扶,打120」。

王菊玲一個人扶不起丈夫,她請旁邊的一個男子幫忙,兩人一起把李建利扶了起來。之前,李建利在家裏摔倒,王菊玲只能把他拖到柜子旁邊,讓他頂着柜子借力,自己同時用勁往上抱,才能讓李建利站起來。

這次在外面摔倒後,王菊玲就再也不敢讓李建利獨自在外行走了。碰到下雨天,只能呆着家裏,當天的康復治療就做不了。

■2012年,被「愛國」同胞砸的那輛豐田車。

路上駛過一輛漂亮的藍色小車,王菊玲問丈夫:「這車多少錢」?

李建利看了看:「20多萬吧」。

王菊玲咂舌:「這麼貴,我還想着10來萬,那咱也買一輛」。

李建利夫婦年輕時都開過出租車。王菊玲至今保留着上世紀90年代當司機時的一張照片,年輕的她剪着利落的短髮,坐在「星光汽車隊」出租車的駕駛座上,臉龐靚麗,眼睛明亮,「那時候上座率高得很」。她回憶起來,神情疲憊的臉上有了光。

後來他們做起了二手車生意,置下了車、房,兒子也準備結婚了。出事那天,他們本是開車帶着兒子和準兒媳去看裝修新房的材料的。

那輛白色豐田後來給了兒子,兩個和車打了半輩子交道的人再也不願意碰車了。

家在六樓,到了門口,李建利伸出左手驗指紋。為了方便他,家裏特地換了指紋鎖。他的右手手指緊緊蜷縮在一起(電視劇),無法伸張。

客廳光線不夠充足,暗紅色沙發和牆上的掛鍾都有了年頭,角落裏堆放着成箱的康復用具。一個小小的玩具帳篷立在窗邊,是為孫子孫女來玩準備的。

幾年前王菊玲接受採訪,曾說「唯一能讓人高興一點的事情就是每個禮拜能見見孫子」,李建利也同樣如此。但近來孫子孫女大了,周末都被課外輔導班填滿,他很少能見到孩子們。

回到家的李建利很少說話,即使妻子提醒他和來訪者聊聊天,他也不願意開口,只專注地刷着手機。「看抖音上的康復視頻」,能做的就跟着做一做。他還喜歡刷網絡掙積分,換禮品,「就是小東西,洗髮精,洗衣液,衛生紙,成箱成箱給你買」,這是他唯一能幫妻子分擔的家事。

多年操勞下來,王菊玲有了心臟病高血壓,還有了抑鬱的苗頭。本地媒體人江雪一直和老兩口保持着聯繫,前段時間她給王菊玲打電話聊了聊,感覺王菊玲「說話比過去更急切了」。王菊玲去看醫生,「醫生說你有沒有急躁?我說有,急得想殺人,也不由自己,什麼不順心,馬上火就上來了」。

■2010年,夫妻二人在香港旅遊。

回到家,王菊玲的情緒慢慢平復了些,取出舊照片給來訪者看。出事前夫妻倆喜歡旅遊,香港、澳門、桂林、成都、海南都去過,還說好以後出國玩。受傷後只能呆在醫院,「今天這個走了,明天那個不行了,心情能好嗎」。

2019年,為了圓李建利的出國夢,也為了讓王菊玲散散心,老兩口和王菊玲的同事們一起,報團去了趟泰國。

■2019年,老兩口在泰國旅遊。

回憶起三年前的這趟旅行,王菊玲至今還神采飛揚。她說兩個導遊特別好,一路照顧李建利:「出海時船員不讓我們上船,說他(李建利)這樣子不行,導遊說有事我負責,叫四個船員抬着他(上船)。」

他們在沙灘上散步,李建利走不穩,右腳外翻得厲害,「我說要不然你歇會兒?他說沒事兒沒事兒,咬着牙走」,「回來後高興得啊」。

王菊玲把旅遊的照片和視頻發到朋友圈,「好多人點讚,跟我說要加油」,她「感動得很」,也「難受得很」。

這難得的奢侈,本該是他們的日常生活。

楊水蘭說不出自己所在的具體位置,只知道是在河南信陽市息縣,離老家有近三百公里。

兒子蔡洋被警察帶走後幾年,楊水蘭和丈夫蔡作林離開家鄉南陽市張莊,到120公里外的淅川給人看林為生。後來又遷到現在所在的地方,還是看林子。

■蔡洋父母。攝於2017年。

楊水蘭66歲了,蔡作林71歲,「身體是一天不如一天」。蔡作林的腿從前受過傷,右腿膝蓋處骨質增生,隨年齡增長越來越嚴重,現在經常疼,走路也一瘸一拐的。他有新農合的醫保,但在異地用麻煩,也「怕花錢」,就自己到小藥店買點常用藥。

但他還得堅持着。除了看護樹林,他們還得在林地邊沿種玉米、蔬菜,老兩口的口糧大半由此而來。不足的,得走上半小時去最近的商店買,至於肉,只有孩子們偶爾來探望時給他們帶一點。

這幾年楊水蘭的心臟不好,感覺不舒服時就吃點藥。藥多是讓女兒幫忙在網上買,「網上便宜」。醫生讓她不要生氣,她做不到,「生氣的事情多得很,家庭的事,心情就是煩躁,也說不上來(為什麼)」。

■蔡洋父母在淅川某林場打工時。攝於2017年。

住的是原先的看林人留下的瓦房,漏雨,「一下大雨就害怕」。蔡作林和楊水蘭在天花板下釘了篷布,雨不大時能兜住水,但還是擔心,「怕瓦房塌了」。跟老闆提過想讓把房子修一修,「說了也白說」。雨實在大了,他們就想辦法到附近認識的人家裏借住兩天。楊水蘭說:「我們在這兒時間也長了,都認識,也有好人」。

看了三四年林子,說好每月一千多元,一年一結,這是老兩口唯一的經濟來源。結果只有第一年給了,後來「樹賣不出去就發不下來(工資)」。但兩人還是選擇在這裏守着,「老了,別的活也干不動了」;「到時候他總要給,我想他不會不給我的」。

蔡洋還沒有出獄,當年的災難已經過去了9年。

它的陰影仍然籠罩着兩個家庭,也許永遠也無法散去。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在人間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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