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隨後的國會辯論中，參議員康納利（Tom Connally，1977—1963）問艾奇遜，如果希、土援助案通過後它是否也適用其他國家，艾奇遜回答，世界上其他國家絕不可能一體適用，必須根據各國的特殊環境而定。（同上P.44）究竟什麼算是艾奇遜眼中的特殊情況他沒有說，倒是國務院遠東司負責人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1900—1972）在是否應該以軍援協助蔣介石以武力清除共產勢力問題上給國務卿馬歇爾寫了一個備忘錄，他提出了5條理由：1、會直接涉入中國內戰；2、會刺激蘇聯採取同樣方式支持中共；3、除非美國準備無限期地接管中國軍事與政治，否則將無決定性的結果；4、會引起中國人民的反感；5、不符合美國援外的優先級。（吳書P.104）
問題是，既然援助希臘是一個必須而且是有效的保衛自由、制止共產主義擴張的手段，那麼為什麼同時期美國政府卻拒絕援助中國而熱衷於促成國共合作、建立聯合政府？其實范宣徳這裏的列出的理由禁不起推敲，因為它們同樣也可以適用到希臘和土耳其的情況。但是美國國會兩院依然以287對108和67對30票的多數通過了「希、土援助法案」（Greece—Turkish Aid Act），共計給希臘、土耳其撥款4億美元，另外向希臘派遣350名顧問幫助希臘政府同希共作戰。這樣，同途殊歸的情況發生了：1949年，希臘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被政府軍擊敗，而中共卻在大陸推翻了中華民國政權。
當回過頭去從政治方面去分析國民黨失敗大陸的原因時，尤其是把中國和希臘的情況放在一起比較，除了上面已經提到的現象之外，我們還可以歸納出另外一些同和異來：發生在希臘、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性質是相同的，但是希臘面積小、人口少，而中國大而且人口多。這就是從現實主義出發看中國問題所帶來的後果，因為軍事、經濟干預希臘就容易多了。另外還有一點尤其重要，就是世界上那時沒有為希臘共產黨辯護的「希臘通」，但同時代美國卻有相當多的政府官員以及學者、教授公開、直接地為延安背書。我們不能把中國通同蔣介石失敗大陸直接劃等號，但是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因為沒有「希臘通」，在希臘失敗的是希共。這也就是為什麼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國開展「忠誠調查」的由來。國務院外交人員如范宣徳、戴維斯和謝偉思（John Service，1909—1999）等中國通們成為當時聽證調查的對象，後來分別受到質罰。但有意思的是，同「丟失中國」關係更直接的「雅爾塔協定」卻甚少論及。
6
1945年2月11日，美英蘇三國首腦簽訂了邀請蘇聯對日宣戰、出兵中國的雅爾塔協定。那個協定對中國抗戰結束之後政治軍事的發展影響都很大。當回過頭去探討國民黨失敗大陸的原因時，雅爾塔協定是繞不過去的。
雅爾塔協定的主要內容包括：蘇聯將在德國投降後二到三個月之內參加對日作戰，條件是：1、維護蒙古的現狀；2、恢復蘇聯在1904年日俄戰爭中失去的對中國東北一系列的權利；3、千島群島交還蘇聯。蘇聯答應與中華民國政府締結友好條約，為使中國擺脫日本的奴役向中國軍隊提供援助。蘇聯代表還堅持寫下三大國首腦保證在擊敗日本後「將滿足蘇聯的這些要求」。有材料證明，雅爾塔協定是由莫洛托夫（蘇聯外長）起草，羅斯福、丘吉爾簽字而成。（鄒書P.221）蘇俄侵略鄰國歷史久遠，雅爾塔協定無疑是20世紀自由世界給他們的另外一個機會。莫氏使用「蘇聯最高利益得到保障」這模糊概念的詞句在當時很容易讓各方接受，但是當滿洲局勢完全處於他們控制底下之後，斯大林的野心和劣性隨即膨脹，一反當初配合美國對華政策的許諾，隨意解釋協定以及蘇中友好條約的條款。
4月12日羅斯福去世，繼任總統杜魯門在5月中旬派特使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1890—1946）到莫斯科要斯大林澄清他執行雅爾塔協定時對中國在滿洲主權上的立場。斯大林重申他將盡一切努力促進中國在蔣介石領導下的統一。「沒有哪個共產黨領袖有足夠力量來統一中國」，他說，「在他的軍隊為了打日本而進入任何地區，他都將尊重中國的主權」。[11]顯然杜魯門對斯大林的保證感到寬慰，他後來在回憶錄里寫道：據專家估計，即使日本軍隊被俄國人牽制在中國，入侵日本至少還會造成50萬美國人的傷亡。6月，美國將雅爾塔協定的內容通知了蔣介石政府。
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後從三個方向朝滿洲進軍。兩支主力部隊由西北和正北進入滿洲後在哈爾濱會師，接着南下佔領了整個東北。另外一支從外蒙進入熱河、察哈爾向張家口進軍。其時國民政府已經獲得接受日軍投降的權力，但鑑於蘇軍的來勢，日軍撤出張家口，國民政府失去了接收的機會。蘇軍隨即又向河北推進。這樣，他們的佔領區就把華北和內蒙古中共的「解放區」與滿洲聯結起來。如此，因為對中共軍隊收放自如，斯大林就掌握了操縱中國政治的有利地位。把當時各種情況放在一起，我們可以看到蘇聯是怎樣阻擾中國政府在滿洲重建政權的。
首先，從一開始斯大林就沒有兌現他尊重中國主權的諾言。表現在不讓美國運送國軍船艦在大連就近登陸；國軍陸上推進遇到共軍阻擊時拒絕提供支持；對國軍空投部隊的限制苛刻到根本無法操作；不允許國軍在滿洲徵招新兵；利用他們隨意決定的撤軍時間來獲取：1、更大的經濟利益；2、作為籌碼要求美軍同時撤軍；3、使中國接收人員無所適從。
其次，莫斯科同延安配合默契，在日本投降之後的半年時間內，中共就得以佔領長春以北整個滿洲。1、蘇軍對十餘萬名中共部隊網開一面，讓他們從內蒙和華北抄近路進入東北；2、向中共提供繳獲日軍的武器彈藥；3、默許共軍在港口和國軍北進路線上阻擊接管滿洲的中國部隊；4、允許中共就地徵召新兵；5、將在押的原滿洲國正規軍的士兵作為俘虜釋放、讓他們參加共軍部隊；6、允許中共組織地方政府、或者接管在蘇聯紅軍進入一個地區後不久組織起來的地方管理機構。
再次，蘇聯不僅從滿洲搬走大量工業設施，還努力使國民政府作出進一步的經濟妥協。蘇聯從9月初便開始搬走滿洲最新、最好、最寶貴的工業設施政策。據美國賠款專員埃德溫·波利估計，它對滿洲經濟造成的直接損失達8億5千8百萬美元，為抵消搬動、破壞和因此全面退化的工業設施而進行更換的全部成本達20億美元。（鄒書P.266）但是蘇聯人並沒有就此滿足，斯大林還提出今後滿洲80%的重工業由中蘇聯合經營的要求。國民政府從一開始猶豫、迴避到最後拒絕，斯大林則以拖延撤軍報復。1946年3月26日，蘇軍在最後一分鐘通知國民政府他們將撤離長春，「我們無法等待中國軍隊，只能把我們的職責轉交給那裏的任何軍隊。」（鄒書P.267）4月14日，中共向長春發動了經過充分準備的進攻，4天後國民黨駐軍戰敗。長春戰役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從表面上）破壞了自1月份由馬歇爾主持的停火協定，重新點燃了國共內戰之火。
應當承認，羅斯福邀請蘇聯加入對日戰爭出於軍事考慮，是為了中、美兩國的利益而讓中國付出額外代價。如果後來一切發展都按照事先的安排，斯大林兌現他的許諾，中國所做的任何犧牲也許仍然值得。但是美英都忘了歷史上俄國人掠奪的野心，忽略了歐戰之前幾個月斯大林還和納粹、日本分別簽訂了「互不侵犯」和「中立」條約，到了停戰前一兩個月還在私下同日本周旋以避免他們和英美盟國接觸。最關鍵的是，羅斯福、杜魯門當時都沒有看到共產主義在意識形態上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天敵，兩個信仰體系之間沒有共同理念和利益，不能相信，更不能依賴，納粹入侵蘇聯這個單一事實不應該讓斯大林自然地成為盟友。
「雅爾塔協定象徵着美國對中國的背叛，對共產主義的綏靖。它既沒有在之前與中國磋商，締約後又沒有立即通報，這種做法嚴重地背離了美國外交的一貫做法，很少有美國官員敢於為協定中這個方面進行辯護的。」（鄒書P.201）雅爾塔協定也是美蘇從二戰的「同盟」發展轉變成為冷戰時期的對手的轉折點。
雅爾塔協定是註定要失敗的，因為美國不願意也不能夠訴諸在華地面部隊去建立和維護或許會使雅爾塔會議成功的權力結構。歸根到底，那是因為1940年代美國對華政策，不管是推動國共建立聯合政府，還是停止對國民政府提供軍援，還是邀請蘇聯加入對日戰爭，其實質是美國當時在中國執行的一條既缺乏政治基礎又自相矛盾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說，即使斯大林完全按照美國的方針幫助國民政府接收了滿洲之後蔣介石仍然會失敗於大陸。
【注釋】
[1]見《費正清對華回憶錄》第26頁。
[2]見鄒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以下簡稱「鄒書」）P33、P34）鄒讜，1918年生於廣州，畢業於西南聯大。1946年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研究生，1951年獲芝大博士學位，然後一直任教於斯，1988年退休。他一共出版了6部著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芝加哥大學1963年出版），中譯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3]美國漢學家、蔣介石顧問、中國通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1900——989）在1945年6月批評駐華大使赫爾利（Patrick Hurley，1883—1963）執行的全面支持中國政府的對華政策違背傳統原則。赫爾利的立場是什麼呢？45年1月他給國務卿的報告裏說：在我與共產黨人進行的談判中，我堅持美國不應向作為一個政黨或作為反國民政府的暴動者提供軍需品。美國向共產黨提供任何援助必須經過中國國民政府。隨後他在重慶記者招待會上進一步闡述了他的觀點：我們不向中國戰區的任何個人、組織提供援助……我受命支持中央政府，我將不遺餘力地履行這一命令。拉鐵摩爾從意識形態上同情中國共產黨，他覺得美國政府以任何形式、理由支持重慶都是對延安的不公正。因為他認為，對國民黨的支持就意味着「一貫支持中國政治和領土完整的美國開始實行一條旨在導致中國政治和領土破裂的政策。」（鄒書P.123）如果他的立論站得住腳，那麼兩年後美國在希臘推行「杜魯門主義」將希臘共產黨軍隊擊潰也就是錯誤的了。所以美國要想完全秉持中立其實就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文件原則。50年代初，拉鐵氏在美國「忠誠調查」中成為主要靶子。
[4]見台灣中正大學歷史博士吳昆財《美國人眼中的國共內戰——1947—1950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對華主張之分析》（以下簡稱「吳書」）P.39吳昆財，台灣淡江大學歷史系畢業，中正大學歷史所博士，嘉義大學應用歷史系教授。《美國人眼中的國共內戰》2012年北京九州出版社出版。
[5]1949年前費正清沒有去過延安，但他說從他人的描述中感覺延安就像一個政治上的世外桃源，從那兒回來的訪問者，講起那裏的景象時，都帶着極為興奮的神情，就像剛嘗過天降甘露一樣。（《費正清對華回憶錄》P.313頁）讓他對共產黨人「那種感人的樂觀態度和明朗氣氛」有了深刻印象。（費正清《美國與中國》P.276頁）
[6]見《美中關係白皮書》P.56，（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1944—1949），國務院出版號3573，1949年8月發行。
[7]台灣歷史學家梁敬????《史迪威事件》第220、221頁。
[8]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作關於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的講話。《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2冊，第532頁。
[9]《杜魯門回憶錄》下卷P.123，東方出版社2007年出版，李石譯。
[10]《馬歇爾使華報告》P.202，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譯，2012年華文出版社出版。
[11]《杜魯門回憶錄》上卷P.205、207，東方出版社2007年出版，李石譯。
【主要參考書】
美國對華政策白皮書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
美國人眼中的國共內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