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周培源教授騎着華龍馬去西南聯合大學授課，人稱「周大將軍」。
有人說，孔子有弟子三千，周培源有學生三萬。晚年，他更是各種巨大榮譽和崇高社會地位加身，是中國大陸科學界的一面大旗。他的學生、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教授張守廉說，自己想做到的是「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但真正做到的只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而周培源自己晚年卻說過一句話：「這不是我這一輩子所追求的。」
這就像著名的「錢學森之問」，或是一個周培源研究的「斯芬克斯之謎」，不禁吸引着人們去探尋，中國大陸科學界的一代宗師周培源，他這輩子所追求的到底是什麼呢？
「做題好比打獵」
1947年秋，清華大學物理系二年級，上的第一堂課就是周培源親自為新生講授的理論力學。學生們從初中、高中到大學牛頓力學都念過三遍了，這還能講出什麼新東西呢？沒想到周培源問他們，為什麼牛頓力學要表述為三大定律，概括為兩大定律可不可以呢？這是他以前從沒有思考過的問題。周培源講完後總結說：「牛頓力學並不是孤立的沒有內在聯繫的三大定律，一切物理理論都有它的內在邏輯。」學生們覺得，眼前打開了一個新的境界。
周培源在清華作「狹義相對論介紹」的學術報告，座無虛席。他從同時性的相對性說起，一直講到「鍾變慢、尺縮短」，那時何祚庥還不能理解為什麼鍾會變慢、尺會縮短，但卻感到，這是一個多麼奇妙的世界啊。
1949年，陳耀松從安徽學院轉學進清華大學土木系三年級，理論力學課老師就是周培源。那時周培源剛出國回來，一身藍布長褂，在他眼裏有點滑稽，像要上台說相聲。周培源出國期間由錢偉長代課，錢偉長一身西服，領帶閃光，上課順手寫出滿黑板公式，而周培源的板書像野馬，就幾個大字。
1950年，陳耀松畢業，成為周培源的研究生。1952年院系調整後，周培源調到北大，牽頭創建了中國第一個力學專業，陳耀松擔任了教研室秘書。上學時他覺得周培源講課不理解聽者心理，容易的地方講個沒完，難的地方一句帶過，做了教研室秘書後才理解周培源注重基礎的教學方式起到的關鍵作用。
那時周培源社會活動很多，但對他來說，社會工作是「末等」的，備課才是第一位。雖然理論力學對他來說已經爛熟於心，但每講一課他總要再寫十餘頁的講稿。周培源一再提醒「活動積極」的陳耀松要珍惜自己的年輕歲月，多花時間在讀書上。
1954年，武際可考入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50多歲就已頭髮花白的教務長周培源對新生說：「學數學、學力學就要學會計算，從而躲開計算，用最簡單的計算解決問題。」
上周培源的課很難，需要閱讀很多資料才能聽懂，但他照講不誤。他告訴學生，題做多了自然就會做了。「做題好比打獵，要自己打，不要學清朝皇帝，在西苑南苑養了鹿，由太監把鹿趕到跟前再去射。」
周培源的學生、理論物理學家胡寧回憶起周培源在西南聯大時把他們帶入了教科書上沒有的學科最前沿，還風趣地說：「周先生的教學是幫助學生往前跑，能跑多快就跑多快，盡每個人的能力跑。而現在的教學是讓學生列隊齊步走。」
1943年，周培源(右三)訪學期間與夫人王蒂澂、三女兒周如玲在美國加州寓所。這裏也是中國留學生的聚點，左四為錢學森。
「轉變在教授裏面比較迅速」
周培源1949年後在清華擔任教務長期間，北京市委統戰部在內部簡歷中對這位「清華元老派」人物的評價是：工作積極，虛心負責，本質較單純，轉變在教授裏面比較迅速。
那時何祚庥畢業分配在中宣部科學處，主持工作的科學處副處長于光遠也是周培源的學生，經常去找周培源探討物理學發展方面的問題，有時也會派何祚庥去，何祚庥一度也成了周培源的信使。
周培源多次跟他開玩笑說：「有一些學生本來成績很好，後來忽然變成了60分主義，我就知道那準是參加了學生的進步活動了。國民黨不會找我這樣的人為他們開黑名單，當然我也不會去開什麼黑名單，否則我一開一個準。」
何祚庥說，周培源1949年前較少過問政治，曾在課上不點名批評他：「不要去忙活動，那些活動都是浪費時間，那些『唯心』『唯物』的問題是搞不清楚的。」新中國成立後，周培源不但對共產黨高度擁護，在國際場合上也總出現他仗義執言、舌戰群儒的身影。學生們和周培源交流國際國內大事時，總能被他「與時代而俱進」的精神感染，背後都感嘆：「我們的老師真的是大幅度地進步了。」
1951年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拉開了序幕。和清華園中其他高級知識分子一樣，周培源也經歷了一段不容易的心路歷程。
《光明日報》1952年4月發表了他自我批判的6000字長文。他檢討自己曾經「把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比作反動派的強迫人去受訓」，曾經從資產階級「國際學者」的思想出發，認為科學研究是高於一切的工作，看不起行政，鄙視行政，抗拒吸收蘇聯的先進經驗，在思想上抵制院系調整計劃。他表示，要下決心重新做人。
這次思想改造後，包括周培源在內的許多清華知識分子有了很大的轉變。1952年教育部重啟院系調整。清華老友們就此各奔東西。周培源隨清華文理學院一起調入北大，擔任教務長，他的家也從清華新林院搬到了新北大的燕南園。
由於二女兒周如雁參了軍，周家成了燕南園第一戶「光榮軍屬」，院裏孩子們常來「擁軍優屬」。周家有一隻愛爾蘭獵犬，名叫阿利。阿利瘦高細腰，有着長長的棕黃色捲毛，非常漂亮，跑得飛快。孩子們都很喜歡它，常要求跟周大爹一起去遛狗。周大爹樂於滿足，但有個條件，就是要跟他一起跑，而且要跑一大圈(不少於1000米)。回來後大家往往累趴下了，不得不佩服周大爹這位當年的清華大學一英里跑冠軍保持者。
周培源有時候會騎着車，帶着阿利去打獵，常去的是圓明園舊址。可惜的是，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後，規定居民家中一律不得養寵物，以防美國搞細菌戰，阿利被送去了動物園。
有人說，周培源是「太太的客廳」里最有別致的浪漫情懷的客人。他常說，家有五朵金花(夫人和四個女兒)，「老大我最疼，老二我最愛，老三我最寵，老四我喜歡」。他整日把「愛」掛在嘴上，女兒說他「一天到晚愛來愛去的」。
周培源的夫人王蒂澂喜歡收集中國古字畫，周末就去逛榮寶齋、寶古齋等。買回幾幅後，周培源也被勾起了興致。榮寶齋、寶古齋進了新貨常會通知他們，有時還會派人送字畫來，周氏夫婦便掛在牆上欣賞、討論，有時幾周還不能決定取捨。
以前在「星期六聚會」上一起欣賞書畫的老友們也常來做客，藝術品世界成了他們的世外桃源。為收藏字畫，王蒂澂生活節省，困難時期成了北大、清華唯一患浮腫病的教授夫人。80年代末，周培源夫婦將收藏的145幅元明清字畫無償捐獻給了家鄉無錫市博物館。
「老實又倔強的學者和長輩」
當1957年來臨的時候，周培源沒有像一些高級知識分子那樣因「有職無權」而鳴放。因為他遇到了江隆基，他在北大是「有職有權」的。
黨委書記兼副校長江隆基是北大的實際主政者，早年就讀北大，曾留學日歐。他隻身上任北大，帶來了一股近似清教徒的、不苟言笑的「老八路」作風。他非常尊重知識分子，認為北大教師「有自由主義的傳統，具有高度的自尊心」。他認為，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對知識分子最好的團結就是最有效地發揮他們的作用。周培源與他共事非常愉快，視之為「良師益友」。
1956年，在周恩來的提議下，周培源被任命為北大副校長。這一年，他寫下了入黨申請書。
1957年整風時，他也提了一些意見，但基本屬於「和風細雨」型的。他清醒地說，我們千萬不要自以為了不起，決不可有國家非我不可的錯誤想法。
反右開始後，他也能跟上形勢。他曾如此表露心聲：1949年解放初期清華大學擔任領導工作的三個反蔣積極分子如今都成了右派，這使他痛心，也使他驚心。他說：「這事實說明了，任何人如果不能隨着時代進步，都有落伍危險。」
1959年1月，江隆基被調離北大，調往蘭州大學任黨委書記。
燕南園幾乎傾園而出，為他送別。周培源默默無語，王蒂澂竭力安慰着江隆基的夫人宋超，周家幾個女兒與江家的女兒們難捨難分。
「文革」期間，周培源夫婦經常想辦法與何祚庥等學生悄悄通消息，了解情況。何祚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周老有很強的革命性，在『文革』中，他知道自己做不了什麼，但是敢於挑起這面大旗，反對聶元梓，我們私底下都說周老真是有勇氣。」
正是在這一時期，季羨林真正認識了周培源。季羨林1930年進入清華西洋文學系時，周培源是物理系教授，他只是在校園林蔭路上看到周氏夫婦走過而已，望之如神仙眷侶。他記得，「文革」中，北大兩大派群眾組織在大飯廳舉行過一次公開辯論，兩派的領導都坐在台上。周培源也坐在台上，他的歲數最大，地位最高，一個滿頭白髮的老人同一群後生坐在一起頗有點滑稽，但季羨林卻充滿敬意，覺得這正是他一身正氣的體現。
也正是這個機緣，奚學瑤這個北大中文系64級學生得以與地位懸殊的周培源有了較多接觸，從而有了多年的交往。他說，原來只覺得周培源是中國科學界的一尊神，高不可攀，深不可測。交往多了，神祇似的光環消失了，留下的只有他作為凡人的形象：待人平等民主，處事認真，為人謙和，是一位既老實又倔強的學者、長輩。
周恩來讓人轉告周培源，要他退出群眾組織。周培源的這段獨特經歷僅一周就畫上了句號，評價和解讀都是眾說紛紜。有人說，老科學家當群眾組織的頭頭，恐怕在全國都算絕無僅有了。女兒周如玲認為，父親是以一個科學家的態度來面對這場從未經歷過的動亂的，凡事都靠自己去探尋一個為什麼，再問一個對不對，然後沿着自己認定的道路走下去。「正因如此，整個『文化大革命』中，他顯得那麼不合『上面的』節拍，也無怪社會上盛傳他『科學上是老教授，政治上是紅領巾』」。
也是在這個過程中，周如玲認識到母親的堅強可貴。溫文爾雅的母親從未經歷過這種天翻地覆，但當它來臨時，她臨危不懼，始終相信父親，從沒有像一些人那樣與親人劃清界限甚至揭發以保全自己。她在萬難中悉心照料着家，父親只要回家總能得到支持、撫慰和安寧。
1971年9月，中央着手糾正教育界的極左傾向，指示周培源要把北大的理科辦好，把基礎理論水平提高。
周培源寫了一篇文章《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這篇文章本是應《人民日報》之約寫的，因姚文元不同意，後轉到《光明日報》發表。文章說，忽視理科教育和基礎理論研究是無知和近視的。譬如微積分，當時並不是直接為生產需要發明的，過了300年後的今天來看，生產之中無處不在應用。張春橋諷刺這篇文章「在三百年後可能有用處」。一時間，周培源遭到圍攻。
武際可說，一開始周培源幾乎是孤立無援的。他覺得，周老師是那時中國知識分子敢於公開堅持自然科學基礎理論重要性的中流砥柱，是中國科學家里最能仗義執言的人。
1979年10月，英國前首相、牛津大學校長麥克米倫訪問北京大學，與周培源交談。
離開燕南園
1978年，76歲的周培源出任北大校長。他很珍惜這晚來的歷史機遇和使命，希望能像蔡元培那樣在北大開創一個新局面。
當時的北大，派系林立，人際關係複雜，撥亂反正的任務異常艱巨。
1978年初春，江隆基的夫人宋超來京申訴，此時江隆基早已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周培源去看她，兩人都流下了眼淚。隨後，周培源給時任北大黨委書記周林寫了一封信，附上了關於江隆基的兩份材料。在沒有得到答覆的情況下，他在6月9日的一次會上向學校黨委常委和其他領導散發了這兩份材料。作為回應，周林則寫了一份「情況說明」。「一塔湖圖兩鍋周」之「兩鍋周」出現了意見分歧。
1980年，周培源從美、加講學回來，北大出現了一種傳言，說他是「外事校長」，甚至有傳言說他出國時帶回一批電子表牟利。實際上，這是他受訪問學者所託給他們的家人捎回的禮物。
家人和親友勸他急流勇退，他長久地沉默着。他甚至想到了北大校長馬寅初說過的話：「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但經過思考，他終於在1980年10月給中央領導人寫了辭職信，獲得了批准。
告別北大之時，他在《人民日報》發表了《訪美有感——關於高等教育的幾個問題》的重頭文章，文章凝結了他一生對大學教育的思考。他說，在高等學校里，「左」的危害由來已久，不僅在十年浩劫中受害最深，而且遠在「文革」前就有了多次失誤。「我們中的大多數雖飽嘗其苦，但同時又是這一時期、或那一時期的『左』的錯誤的擁護者，甚或是執行者。」他呼籲，要總結經驗，進行堅決而穩妥的改革。
1981年秋，周家搬離住了近30年的北大燕南園56號，一個種着櫻花的小院。
「緩上派」代表
雖然不再擔任北大校長，但周培源的兼職越來越多，政治地位越來越高。1980年他當選為中國科協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1988年又擔任了九三學社中央主席。
1992年在慶祝周培源90華誕時，他的終身摯友陳岱孫撰文說，在共和國成立之前，恐怕周培源自己也從沒想到過社會活動家的事業會成為他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在清華和西南聯大兩個階段，他幾乎沒有什麼社會活動，對於政治也沒有表示過任何興趣，後來為什麼改變呢？陳岱孫說，這似乎是偶然的，實際上又不是偶然的。
好友金岳霖也曾半開玩笑說：「如果有一天我們這批教授困在一個荒島，大概第一個死掉的是葉企孫，第二個就是我，梁思成也許能活得久一點，可身體不好，最後唯一能活下來的，大概只有『周公』了。」
晚年周培源的外事和社會活動依舊繁重，有人從台灣駕機歸來他都要被請去參加接見。武際可不解地問：「你是科學家，怎麼什麼活動都得參加，不能推掉嗎？」他有些無奈地說，政協很多人平時來開會都帶着氧氣袋，因為他身體還行，秘書處有事就都找他，他不去不好。
陳耀松說，科學家有科學研究型和科學組織型兩種，國內的知名科學家大多是後者，一般是早年有驕人的科研成績，為眾人所公認，而後擔任了科研組織工作，但被歷史推上這個位置，未必就一定是最適合的。
1973年7月，毛澤東會見楊振寧，周恩來和周培源陪同會見。毛澤東與楊振寧輕鬆漫談，周培源在旁用筆記本認真記錄。周培源說到以前曾教過楊振寧，現在則要向他學習，毛澤東笑問：「你現在落後了嗎？」周培源也笑着說：「是很落後，後來者居上。」
周培源的忘年交奚學瑤說，周培源是一個視科學為生命的人，新中國成立前他在廣義相對論和湍流領域取得了令世界各國同行們矚目的成就，新中國成立後過多的行政工作、社會工作佔去了他許多的時間和精力。他由科學家變成了教育家、社會活動家，這是國家需要的，於他個人追求的科學事業則是一種損失，更別說被那些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耽誤的時光。箇中苦衷，世人又有多少能夠道破？「他真正追求的是什麼呢？大概還是當一個科學家，一個恂恂學者，在科學的田隴上辛勤耕作吧？」
晚年，三峽工程成為周培源最關注的事。他全身心投入了這場世紀大討論，並成為「緩上派」的代表人物和領袖。他始終堅持着不同於主流派的主張，在醫院裏還在給中央領導寫信，甚至不顧自己的心臟病與人拍桌子爭論。
1993年11月23日晚，他吃完了飯，和往常一樣來到客廳里，和坐在輪椅上的老伴一起說笑看電視。電視上出現了一位他熟悉的科學家，談的是三峽問題，他聽後變得沉默，上樓回了自己臥室。
第二天早晨，他像平常一樣，起床後在陽台上打了一套太極拳，做了一套早操，然後下樓來到老伴床前，像往常一樣大聲問安：「你今天感覺怎麼樣？哪兒不舒服？腰痛不痛？別怕困難，別怕疼，多活動活動，會好的……60多年我只愛過你一個人。你對我最好，我只愛你！」
周培源50歲上右耳失聰，所以說話聲音很大，周家上下每天都要聽他高聲「談情說愛」。就在不久前，夫婦倆剛慶祝了他們的60年鑽石婚。他們相濡以沫一生的恩愛深情，讓親友們無不為之動容。
例行問候完，周培源又跟老伴聊了一會兒，幾乎如數家珍地將一些老友的近況依次捋了一遍，隨後說心臟有些不舒服，要回臥室休息一會兒。因他還未吃早點，家人過了一陣去請他喝牛奶。這時，91歲的周培源已靜靜離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