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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大寨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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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我先後去過五次。

頭一次接觸大寨,是看劉德懷寫的關於大寨的小說。頭一章寫的是陳永貴在災荒年頭如何去趕集賣饅頭,別人多要錢,他還按過去的老價錢要,寫得挺樸素。我覺得有可取之處,就答應到大寨去,談談稿子,了解了解情況。

這時候,「全國學大寨」的口號已經喊出來了。但是我們還不知道學大寨運動的規模。到了昔陽縣,進了大寨村,卻只讓我們在村子周圍草率繞了一圈,沒和一個農民談成話。回到縣裏,見到一個宣傳部的幹事,大約是個知識分子吧。天已經黑了,剛挑水回來,一身是汗。他說:現在縣裏正抗旱。陳水貴提的:「沒有見過的大旱,要沒有見過地大干,來個沒有見過的大變。」所以,全縣幹部、工人,不管幹什麼的,一律得跟農民一起,下地挑水澆田,而這裏水太珍貴,挑一擔水,一般近的要十里,遠的要二三十里。算二十里吧,挑一擔水,來回數十里,能澆十棵小苗。這樣全體動員,一個人一天澆二十棵,要走八十里。這莊稼,是沒法用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來計算的,簡直是用人命換來的!這回我沒去多看,也不想多看,就走了。後來在縣委招待所聽別的客人說,要了解這裏的事,只能找名記者宋莎蔭,主意都是他出的。

第二次我又來取經,這回碰見了名人宋莎蔭。他知道我們是出版社來的,果然給了比較「優厚」的待遇。沒有跟着參觀大隊進村,而由一位專門的講解員陪同,走得也慢點。不過,我們新看到的也還是差不多。看了「先治坡、後治窩」,看了「苦人樹、樂人樹」,看了大寨展覽館,都是從報紙上找得到,背都背得下來的。

所以,後來那幾次,我本來沒有興趣再去了。那是沒法子,身負「任務」,不得不去。又屢次進村,屢次參觀。聽講解。記得其中一次,參觀了人造梯田,四個農民連背帶抬一塊很大的石頭,吭哧吭哧安在半坡地下,當然,這樣的梯田很美觀。可是,田地由這樣的人工修成,我不禁不直感到,四個人用一下午的工夫安上四塊石頭,中國人的勞力真是比牛力馬力還要低賤了!當然,他們這樣苦幹,對這種精神應當佩服。可是當又一次進村,參觀到剛建成的「人工下雨」時,我可不能不當時就「哎喲」一聲了。這下雨的方法、原來是在一塊田的周圍,安裝了若干根自來水管。好像公園裏噴草地的水管一樣,開關一開,管子噴出水霧。只是範圍太小了,只有一畝地大小。如果中國的田地都用這種方法來下雨,那中國非首先工業化到鋼鐵比農田還要多才行。要不,哪裏來這麼多鐵水管?

下午回到縣城,已經不早了,我不想再去跟這裏的縣委宣傳部打交道,就說:「天不早了,人家也下班了,明天再說吧。」那位陪同的宣傳部幹事卻說:「這你不知道,昔陽的規矩和全國各地都不一樣,這裏的一切機關都沒有上下班時間。早晨睜眼上班,晚上上床下班。這是老陳說的,農民有什麼上、下班?所以不論什麼時候到機關都有人,不信你看看。」他的話倒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真在晚飯以後時間跑到縣委宣傳部去。果然燈火輝煌,雖然不是每張辦公桌上都有人辦公,反正坐着幾個。有正看報的,見我們過來,推開報紙就談工作。不一會兒,還把宣傳部長陳明珠(陳水貴兒子)請了來和我見面。據他說,星期天也是這樣,他們沒有星期天。

這好不好?我不知道。也可能他們發動起了全體職工獻身的積極性。但是,這些人還是人。要他們不管家務,一切推給老婆,也許可以。但要他們不管孩子,不休息一會兒,不買東西不上街,甚至不換衣服不洗澡,可就太難了。這不得不使人做出壞的推測:弄不好,天天都是星期天。

後來見到宋莎蔭,他請我們吃飯。就在縣委招待所里,裏邊有間小餐廳,平時我們進不去的,他隨口叫菜,隨便叫人,一看就知道了這是真正的主人。然後他把縣裏準備培養的幾個青年作者向我們介紹,他們不但要自己建設大寨,還要自己寫大寨。這幾位未來的作家,每人分配了一個題目,文章還沒有一個字,就這麼跟編輯聯繫上了。

以後,大寨就成了我們編輯部的人常去的地方。我也再去過,並沒看到太多新東西,卻是人越來越多,排場越來越大。我記得又一次去時,還看見穿藏族服裝、傣族服裝的……真是全國東西南北的人,無不來此瞻仰,來聽講解員那無數次的重複。我們也又看見一點新建設,即「人造平原」,把上回剛修好的梯田,又推平了,讓它「平」的面積稍大一點。

宋莎蔭也再次和我見面,這次顯得熟多了。他跟我閒談,談老陳怎樣一回山西就到昔陽,談老陳家裏的事。老陳給兒子陳明珠找了個很樸素的媳婦,陳明珠不要,要漂亮的。又談到他們關於大寨的宣傳計劃。關於這,老陳說了:「是你當副總理還是我當副總理?」顯然這計劃是宋莎蔭提的。

計劃不是區區一本書了,是一套叢書,有大寨史、大寨英雄列傳、昔陽學大寨典型錄、昔陽的英雄人物在山西各縣……當時我不知怎樣去完成這一大套任務,而他說:「這是跟老陳商量好的,就要這樣成套。你們可以各處採訪,我們的作者也要出去跑。」這時,這群年輕「作者」也已經在賓館裏出出進進,看樣子已經脫產寫作了。我無法可想,只有含糊點頭,說以後再詳議。

就在這以後不久,我最後一次來大寨,原因是大寨那批年輕作者的短篇稿子已陸續交卷,但經我們的編輯看過後,認為實在無法出版,這下子惹起了陳明珠在全國有關出版會議上憤怒的抗議,原來負責答應出這本書的編輯組長也不答應,而編輯人員們跟這本書打了多次交道,誰也不願再去昔陽了。沒辦法,只好由我出馬,帶上—今從未去過昔陽的編輯楊匡滿,另外還有我們出版社去編詩的、編舞的,也都在昔陽。

這次我們的隊伍浩浩蕩蕩,人家的接待也十分隆重,讓我們住進了新建成的「大寨賓館」。尤其使我受寵若驚的是,因為賓館賓客如雲,高級房間不夠分配,竟蒙宋莎蔭特批,讓我住進了這裏為陳永貴特留的房間,引得我們社一群編輯都進來參觀,說:「這次你可受到了『國賓』待遇了。」但是,陳副總理這個房間究竟如何?按其設備來說,不過是一個普通賓館的帶套間的房間,尤其使人想不到的,是室內那些鋪在茶几上的、墊在高腳花盆上的台布,不但不是挑花網扣之類的紗巾,連普通塑料布也不是,而是農村小女孩常穿的紅地綠花點子花布!不僅此也,好像怕台布滑下去,還在每個桌子角都用針線縫成個角角(也許是為了不必換洗?),台布變成了未完工的枕套,這個設備實在新奇。當然,這實在太土氣,土氣到任何旅館也不會這麼辦。我當時就想了,除了陳永貴,別人誰也不會搞這個擺設。在這裏,陳永貴讓我們看了看他自己。

然後就該我們分頭下去「採風」了,詩歌組要搞一本《昔陽新歌謠》。這本最容易,那時候村幹部無人不會湊兩句合轍押韻的,隨便抄抄就是一本。編舞的那一本就相當困難,說是什麼民間歌舞要在昔陽會演,要專出一本昔陽創作的歌舞集。這時候,音樂出版社已經併入人民文學出版社,我雖然管不着人家的工作,卻也算掛名,我就跟她們下去觀光了一次「採風」。地點是昔陽某村一個小學校,演員就是小學大約四五年級的女學生。內容是我們小時候誰都學過的表演唱。農村女孩對歌舞大約很難有機會接觸,動作非常遲鈍,配不上曲調。那位老編輯簡直用盡平生之力,像給大樂團、名舞蹈家記錄作品一樣,記曲譜,畫舞步,就是為了要出這本書。(後來還為了要出這麼一本太麻煩的書,出版部說來不及,幹不了,我不得不幫着音樂編輯室,要一切讓路,把這本大寨任務書硬安排了進去,搶印出來。)

我個人的採風任務,是按照那些年輕「作家」的作品所列,挨村拜訪這些模範村。

那是1975年,我和編輯楊匡滿兩人坐個小吉普車,到每村之後,都是跋山涉水,盡力實地參觀。但是可惜現在叫我怎麼想那些村的特點,除了拼死挖土這一條之外,再什麼也想不起來了。挖掉了一個土崗,挖通了一條渠……都差不多。只記得各村都向我們介紹,他們村原來的支部書記現在都到鄰縣當縣委書記去了,模範的經驗要推廣嘛,所以現在昔陽附近各縣,已經全由昔陽人做主,包了。聽了這話,我不由得想到,這有點像殖民地政策,再過幾年,昔陽的幹部不愁出路,一個個出去走馬上任吧——但是,當然不能光這樣挖苦人家,看不見他們真正受的苦。有一個現任支部書記,在介紹完情況之後,曾偷偷地對我說過一句:「別的沒有什麼,就是這兩年幹部的犧牲提起來有點瘮人。不管發大水、出沼氣,不管什麼要人命的事,支部書記都得把心一橫,頭一個跳進去。死的是真不少!」他也算是提着腦袋在乾的,我不得不為之默然。

參觀學習任務完成之後,回到北京,那本書得出啊。別的過去跑過昔陽的編輯,都冷眼看着新責任編輯楊匡滿,他既然沒有成見,那就看他怎樣編這本書吧。等他看完了,他卻把稿子往我辦公桌上一擱,說:「這怎麼能出啊?是中學生的不高明的作文嘛!」我苦笑了,說:「我早知道是這樣,哪用得着細看?你去瞧着辦,湊合事吧。」於是他把稿子拿回。在我社出版部的書稿印數、發行範圍單子上,有書稿質量一欄,一般編輯對於看中的稿子,總是填個「優秀」,勉強一點的,填個「中常」,楊匡滿卻在這一欄填上了「很差」兩字。這是從來沒有的。我也只能把心一橫,只當沒看見,簽上字發了出去。那些舞蹈詩歌的書,自然也都由各書的主管副總編輯簽字發出。

但是這時我下了決心,這一次就湊合了,以後的《大寨叢書》可不敢再奉陪,慢慢拖着辦,走着瞧吧。我再也不想上昔陽去了。那個「國賓」別墅也不想住了。

很快就到了1976年1月,周總理去世的消息,使人們都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和悲哀之中,後來又加上了深沉的憤怒。正在這時,我社的上級單位忽然來了通知,叫我們去人參加大寨學習參觀團,去人越多越好。許多人對於這次活動都不想理睬。後來拉了一些人去了,他們大概本來以為周總理去世引起的波瀾,很快就能過去,所以循例參觀了一通,就回來了。誰知天安門的詩歌和弔唁,這時正到高潮。全社的人,大都在禁令之下偷偷跑去。天安門成了人們嚮往的中心。上級單位便又發通知,大寨參觀學習團要作詳細的傳達報告,占工作時間,叫全體同志去聽。結果,禮堂的位子大部分空着,因為人們不去。於是又上樓來叫,還是沒幾個去的。我安坐不動。有一位來「摻沙子」的軍代表(就是身穿軍服,跑到我們這些文化單位來當領導的軍人,號稱「沙子」。見毛主席關於林彪指示的文件),用手指着我說:「身為黨員,連黨的號召都不響應,連大寨都不去學習!」我的憤怒已經塞滿胸膛,還說什麼?這時我只淡淡一笑,說了一句:「我去過五次大寨了,比一趟參觀知道得多!」還有幾個不去的黨員,一言不發,怒目而視。他才沒意思地走了。

大寨,竟變成了反對周總理,抵制群眾的一塊招牌。在這種狀況下,使人們聽見大寨當然齒冷。這怪誰?

我想:陳永貴原來大概是一個很好的樸素的農民,誠懇地想做好工作的農村幹部,但他並不是一個農業科學家,不是一個宣傳家,更不是一個政治家。硬要他去當這種角色,結果就演出了不少令人哭笑不得的滑稽劇。至於對他本人,則簡直造成了一場悲劇。

至於借有利於己的機會登台出乖露醜的角色,那是無論什麼年代都會有的,不足深責。誰叫你聽信他的出謀劃策來?

更應該慚愧、沒臉見人的是我自己和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幹部,跟着那種丑角去參觀,甚至還隨着幫腔,點頭讚揚,閉眼不管,還簽字……這是乾的什麼?是不是幫同禍國殃民?我們能夠不再這麼幹了嗎?我只希望自己在沒有去見馬克思之前,能堅持這十分可憐的一條,不再幫這種腔,不再點這種頭,想想古人,好像該並不很難做到這。

(選自韋君宜著《思痛錄》)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思痛錄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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