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根據口述整理出的三個故事：
你別無選擇
主人公父親是退休幹部，母親是退休工人
家住西北某省區，一家三兄弟在大陸工作
父親去世僅一年半，許多記憶已經模糊，如何聯繫醫院、如何陪護、如何安慰，甚至如何辦理喪事，細節幾乎都被遺忘，但我們整個家庭因父親患癌症而被徹底改變。
或許每個普通家庭在歷經這種折磨後，都會如此。
從2008年5月的一個晚上說起吧，具體時間已記不清了。當時我正在家玩網絡遊戲。那些天，我們一個遊戲玩伴的父親得了癌症，他不能繼續玩遊戲了，理由是家裏沒什麼錢，他能做的就是帶父親去幾處名勝古蹟看看。
聽那意思，旅遊一結束，他父親就回家等死。當時我生活無憂無慮，女友正和我商議着結婚，我也在盤算着如何向家裏開口要錢。
對那位不幸的玩伴，我表面一番安慰，內心則有幾分鄙夷：「要是我，砸鍋賣鐵也得治。」那晚，母親來電，婉轉告訴我父親查出癌症的消息。
父母在我的鼓動下來到北京，帶着僅有的8萬元存款。其實我當時並沒想清楚怎麼辦，只是相對六神無主的父母，我態度顯得更堅決而已。在這個家裏，我是最小的兒子，一直沒有話語權，從沒有任何事要我操心。
「我這條命就交給你了！」聽了我對直腸癌、即將入住的腫瘤醫院，以及醫院裏子虛烏有的熟人天花亂墜的介紹，父親冒出這麼一句話。
但我的那套說辭只是出於對他們的安慰。我不知如何接話，巨大的壓力使我在那天接下來的時間裏沉默寡言。
首先是巨額的治療費用。
和很多北漂一樣，我沒攢下錢。為了讓父母住得舒坦一些，方便去醫院，也方便我上班，我說服了同在北京的大哥，咬牙在一號線地鐵附近租了一套兩居室，父母來了以後，我拉着女友搬進了3平米的書房打地鋪。
我對癌症的花銷沒有準確概念，只知道治療癌症這個理由很難借到錢，但我還是借到了3萬元。我告訴父母，這是我的存款，「不夠還有！」
母親表情痛苦地不斷和我計算，「你爸單位不錯，這次說了，能報銷的比例很高，一報銷錢就可以給你，你還要結婚。」
其實，在得知父親得了癌症後，我就打消了結婚的念頭，看到父母帶來的那點存款，我才知道，即便父親沒有得病，家裏也給不了什麼錢。
我至今還感激我的女友，雖然後來她最終無法承受這個重壓。她是北京本地人，家境不錯，我把父母接來讓她和我一起過苦日子，當時她不但不抱怨，還盡力幫我安撫父母，學習如何照顧病人。只是偶爾，在3平米的地鋪上，會流露出對未來的擔憂。而我，只能拍着胸脯保證一個我也說不清的未來。
僅僅7天時間，那10萬元就在醫院消耗殆盡。我面臨第一次無奈的選擇。異地醫保只能先墊付，然後回老家報銷。父親手術後即將化療。醫院給我計算的費用是一個療程接近5萬元，一年下來將近30萬元。
這遠遠超出我的承受能力。我硬着頭皮召集三兄弟的家庭會議。我主張「砸鍋賣鐵」救父親。但老大、老二對每人10萬元的方案沒有接受意願。老大直接表示沒錢；老二講了很多道理：第一，砸鍋賣鐵也救不了命；第二，錢都花了，母親怎麼辦？
我確實無法回答老二提出的這兩個問題。家庭會議的結果是：父母除了回老家，別無他法；我們兄弟仨每人拿出1萬元，給父母作為報銷前的過渡之用。大哥在北京打工，一個月只有4000元工資。後來我聽他說，那次他向公司預支了兩個月薪水。
但他們的態度讓我難以釋懷，很長一段時間，我看到兩個親兄弟就生氣，他們對我也極為不滿：我魯莽且動輒拿「孝順」「養育之恩」說事，似乎三個人中只有我孝順。而老大出錢的不痛快，我對他的不滿遠超出了對老二的意見。這憤怒再無法壓抑時，我深深地傷害了他。
醫生說，父親是直腸癌晚期，即便做了手術，也只有三個月左右的時間。我帶着父親，跑遍了北京治療直腸癌的醫院，還去看了中醫。老二甚至帶着父母去了寺廟祈福。
2008年8月8日，我們搭乘最早的一班飛機回新疆。去機場的路上，我特意讓司機繞道北四環。鳥巢在晨霧中只看得清輪廓，在父母心中，這是一個偉大的地方，為了他們開心，我也裝得大驚小怪。
鳥巢國家體育場外景圖源：站酷海洛
一直到2010年底，父親化療一個月、休息一個月，醫院的病床和家裏的床，成了父母生活的全部內容。每次我打電話回家，除了安慰父親，就是和母親討論治療費用。
給父親用恩度作為靶向藥物配合化療，一天一針，一針500元，比它效果好的阿瓦斯汀，價格是它的10倍，我們用不起。即便如此，一個月療程的費用也將近3萬，父親醫保全年的報銷額度不足18萬，另外的費用要自己籌集。
父親知道我們很難，他每隔一兩個月便給我們找一些麻煩：比如抱怨護士扎針不好拒絕繼續化療，比如以醫院「黑錢」為由拒絕住院。全家人用各自的方式勉強維持着治療。
生活每天似乎都在填補一個沒有盡頭的窟窿。
2010年年中，我將父母再次接到北京做術後複查。這次一切按部就班。老大早已搬了出去，除了過年在家裏見過幾天，我們同在一個城市，卻很少往來。只是偶爾在網上互致問候，我提醒他要給家裏打電話，他提醒我少吃肉，注意健康。老二為方便看父母，也到北京工作，房子租在我的隔壁，但我們也是幾天都不見一面。
這次父母只待了半個月，本打算第二次手術，但醫生打開腹腔後，決定什麼也不做，又縫合了。我知道這代表着徹底沒救了，但依然向父母天花亂墜吹噓着醫生的樂觀。
2010年底，化療擊垮了父親的身體，由於高燒不退，化療療程被迫中止。腫瘤嚴重侵蝕身體，引發肛周囊腫。親戚為父親打了一把特殊的支架，除了2個小時左右的睡眠，洗手間成了父親唯一的生活空間。
2011年除夕，距離父親去世還有15天，這天醫生電話告訴一個好消息：「恩度可以納入醫保了。」這絕對算是最好的新年禮物，大年初八，我父親就可以暫時再住進醫院，開始化療。
我沒有等到父親住院便返回北京。整個新年父親都沒怎麼吃東西，我走的那天早上，他特意陪我吃了餃子，我很久沒見他這麼好的胃口，給他倒了一杯紅酒。後來醫生說，那時父親已再次腸梗阻了，不能進食。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醫生來電，委婉地讓我準備後事。前一天他還和我商量父親的化療方案。
2011年2月18日凌晨5點，我被母親的電話吵醒：「你可要快點回來。」語氣十分平靜。我知道這一刻來臨了。
6點開始，我便近乎瘋狂地撥打各種飛機訂票電話。一張票也買不到。那半天過得極為恍惚，像孩子一樣哭着給母親電話，哀求、謾罵航空公司的客服。絕望中，我給父親發了一條短訊：「我知道你已經看不見這條短訊了，但我希望你能堅持，你的兒子一定回來！」
那天是我在這件事上最後一筆大的開銷，我和妻子候補到兩張頭等艙的機票。總價超過一萬。登機前一刻，我撥通了剛剛趕到醫院的老二，但他告訴我說，父親已經走了。
我沒有忍住淚水，但還是努力穩定情緒，甚至品嘗了頭等艙的果盤，這是我第一次乘坐頭等艙。
頭等艙的座位上擺放着水果圖源：站酷海洛
一些近兩年都不常見的親戚們，悉數到場，盡心盡力地安排後事，甚至顯得母親和我們三個兄弟有些多餘。或許誰都知道，這件事情結束了。他們可以一次性釋放情感，此時的父親對任何人都不再是拖累，他是個好父親、好兄長、好弟弟。
三天祭日之後，家裏清淨下來。老大老二什麼都沒說就返回了工作崗位。我決定把母親接到北京來生活。那一個月里，母親在家和自己說話，背誦毛主席語錄，大聲唱着她喜歡的歌曲。
接母親到北京時，她正埋怨當地醫生對她的誤診。由於此前兩年操勞過度，母親在這一個月里聽力突然失聰。是的，照顧癌症病人的可怕辛勞，一直是母親一個人在承受。
父親的癌症，不但耗盡了全家所有積蓄，還讓我們三兄弟負債纍纍。我們三兄弟各自在異地漂泊，都沒有能力重新組織這個家庭。用母親的話說，父親去世的那一刻，家就已經散了。
今天，母親跟着我當京漂，她經常獨自哭泣，她認為給我添了麻煩。
老大和我在同一座城市，我們一年會見上兩次面。老二遠赴福建，每次到北京，總會客氣地先打個電話，問住在家裏是否方便。至於親戚們，基本上不會有往來了。
所有的選擇都是錯的
主人公父母生活在東北，本人在深圳工作，是家裏最小的女兒
那天是2003年5月26日，我一直記得。當時老公帶我從深圳去廣州，準備買一輛轎車。路上接到姐姐從老家打來的電話：爸爸檢出肺癌，晚期，並多發性骨轉移。
當時父親67歲，身體硬朗，每天能走20里地。我一路哭到了廣州，又哭回深圳。
我是父親最寵愛的最小的女兒，告訴父親病情，讓他接受住院安排的任務交給了我。我早已把話排練了一百遍，但坐在父親床前，告訴他可能病情很重必須住院時，我沒敢看他，只是抓住他的手。父親早有心理準備，從姐姐帶他到醫院檢查，到遠在廣東和北京的孩子都回到東北老家，他猜到了病情。
對我們來說，治病的花費不是問題。在回家之前，我就匯了2萬，哥哥則讓嫂子直接帶着5萬元飛回老家。就是下崗的姐姐、姐夫，在父親做手術那天，也悄悄把家裏最後的1萬元下崗費取了出來。
媽媽說，那天爸爸哭了，他說這麼重的經濟負擔，沒有一個孩子退卻，他一生知足了。但這讓我和哥哥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負疚：我們今天可以拿出大筆醫藥費，為什麼昨天不可以省出這些錢存到他們的名下，甚至每年拿出一筆錢供他們花着玩？
當時，北京的專家對父親病情的判斷是：「晚期，估計最多也就半年，不必到北京來了」當時家鄉醫生提出手術切除病灶的方案後，是否需要到北京繼續化療、放療？成為我和哥哥姐姐必須儘快拿出決定的選擇。
對醫藥行業較為了解的哥哥否決了化療的方案，他認為放療尚可承受，而化療極其痛苦，對挽救父親的生命徒勞無益，力主儘量讓父親的最後生命，走得有尊嚴，少些遺憾。他也否決了我提出找中醫的建議，他認為中醫純粹是偽科學和騙子。
10年後的今天，再次回顧當時的選擇，每一種方案背後，都有着讓人難以承受的倫理煎熬。父親是個非常自尊的讀書人，一生吃苦極多，飽經風霜，我們決定，趁父親還可以走，全力滿足他人生未了的夙願。
父親多年來一直想去桂林看看。在注射完放療針劑釤-153後，我們一家11口組了個特殊旅遊團，飛到桂林，選了家不錯的酒店住下，包一輛中巴，雇了導遊，每天遊玩路線視父親的情形而定，走走歇歇。
從桂林飛到深圳以後，我們原準備看醫院檢查情況，下一站去九寨溝。但拿片子看結果的那天下午，醫生說骨轉移處比一個月前又多了3個點。癌細胞轉移得很快，他會越來越痛，且隨時可能骨折，切不可亂走動。
走出醫院時，我哭得無法啟動汽車——我們該怎樣後悔沒有早一點選擇讓父親旅行的方案？
「當我沒有條件的時候，沒有好好照顧他們，當我有了條件的時候，我也沒有好好照顧他們，就是這樣。」我相信每個有着與我相似經歷的人，看到華為總裁任正非在《我的父親母親》一文里的這段樸素文字時，心裏都會有鞭子抽打過的疼痛。
疼痛果然如期而至。用鍶-89替換下釤-153，還是根除不了父親無邊無際的疼痛。父親拒絕在深圳住院，堅持要回東北。我深信他這是怕我多花錢，也相信他是真的想回家。
8月24日，我送父母回北京，由姐夫接他們回家。10月5日，父親臥床不起。從那天起，我的腦子也跟着壞了。10月底，父親已不能正常行止，吃喝拉撒全都成了問題。我請假飛回東北，行李中特意帶來了大號的尿不濕。守在已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樣子的父親身邊，我這才知道負責照顧父親的姐姐有多麼辛勞。
父親無論如何無法忍受這種「屈辱」。我不記得是怎樣說服他接受這種安排的。我和姐姐每天為他擦身換洗，端屎端尿，滿心是懺悔和贖罪，在父親，則認為他拖累了我們而備受煎熬。我能覺察父親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折磨。
痛，父親似乎直到死，一聲都沒有叫出來，經常能看到他在抖動、忍耐。杜冷丁只能稍稍緩解疼痛。我們必須每隔幾分鐘就為他換一個姿勢。他暗自抵抗疼痛，虛弱得說不出一句話。
我被前所未有的挫敗感包圍。你在外事業上奮鬥得再成功，甚至你願意出再多的錢，也無法在癌症病魔面前為親人贖回半分尊嚴。
11月初，我接到單位任務，必須飛到北京、江蘇採訪。父親在姐姐幫助下坐了起來，他為坐起來給我送行，似乎耗盡了全部生命力。他說不出話，只能用滿是痛苦和期待的眼睛看着我。
11月27日中午，接到姐姐報喪的電話。站在香港街頭，我茫然四顧，沒有一滴眼淚：他不用再疼了！他不疼了！
父親去後不久，我們無意中得知，哥哥一位同事的父親，也差不多同時查出肺癌，也是晚期，也是骨轉移。但他們家選擇的是截然不同的方案：全力以赴救人。手術、放療、化療都做了，我父親去世幾個月，那位老人依然健在。
這讓我無限後悔，如果當初我們選擇化療，選擇中醫，父親現在還會活着。我不該在父親人生最緊要的關頭，用消極的人生觀替他抉擇，如果父親和我對換，他一定會不遺餘力、窮盡辦法來救我。哥哥同樣為他力主的方案深深自責，它甚至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
後來，那位同事聽了哥哥的自責後，卻反過來說，他為父親選擇積極治療的方案讓他後悔一輩子。因為做完手術後立即放療、化療，他父親一進醫院就永遠躺在床上，完全沒有機會像我父親那樣來回走動。
他父親在病床上堅持了一年，後來癌細胞轉移到頸椎，為做手術，先在頭骨上打進兩個螺絲，然後系上秤砣一樣的重物，用滑輪控制，做牽引，拉伸頸部好幾天，然後才能手術。這種酷刑般的場面，讓他幾近崩潰。他一生都無法原諒自己的愚蠢。
為了他父親多活的半年多，他們不惜代價選用最好的藥，前後花費了70多萬元，但結果還是讓他父親幾乎變成植物人。那多活的半年，是毫無生命質量的半年，被折磨得生不如死的半年。
如果早知道結果會那麼可怕、那麼痛苦，他們說什麼也不會為了萬分之一的可能，選擇這種不計代價的治療方案。
這個截然不同的悲劇，暫時緩解了我們的愧疚。在癌症面前，無論做兒女的怎麼選擇，最終留給我們的，都是無盡的悔恨和遺憾。我覺得每個家庭都應當準備氰化鉀，如果我得了癌症，就立即吃下去，我不能接受自己成為折磨親人的那個癌症患者。
這日子何時是盡頭
主人公一家生活在江蘇，父母都是老師
我母親2005年10月被確診為肺部腫瘤，當時只是在1B期，後來的手術很成功、順利。但2007年，檢查發現還有腦部腫瘤（無法判定這是肺部腫瘤的轉移還是原發），病情急轉直下，2010年4月，我母親去世。
從確診到去世，一共四年零七個月。這場災難，不僅僅是失去了母親，它對我們家每個人精神甚至健康的打擊都是難以言傳的。經歷這場變故，父親、我和哥哥三個人恐怕是再也回不到過去了。
我家家境還好。父母都是教齡30年以上的教師，而江蘇省對教師有極好的待遇。我舅舅是個掌握實權的地方官，為治病而打點的各種禮物幾乎都由他包辦。我和哥哥的收入也不錯，母親治療期間，哥哥甚至有財力買房子。四年零七個月期間，我們家沒有感受到母親患癌症帶來的經濟壓力。
我母親喜愛運動，能歌善舞。她剛退休時還笑言，「我踢毽子、跳繩能比過你們爺仨。」退休後，她在老年大學練習健身操、老年舞，還在市內參賽、拿獎。媽媽嗓子清亮，60歲時語音還仿佛30多的人，常在傍晚空閒時捧着簡譜哼歌。
她做過30多年教師，她愛讀書，內心情感十分豐富。我外公在「反右」期間被送進監獄，她很早就承擔了生活重擔，從未對艱難示弱。
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四年病痛折磨下，一點點沒有了原來的樣子，甚至變成一個陌生人。她最後兩年多的生命狀態令我痛不欲生。
從2007年開始，母親的行動、言語能力逐漸衰退。先是左肢漸漸無力，沒法正常運動，走路也有點跛；接着她寫字不如往常的工整、秀氣；再後來，右肢開始衰弱，然後她語言能力大不如前。2009年4月底，又遭遇肺部栓塞。
整個身體狀態從此急劇下滑，再無法生活自理，最後連進食都需要食管。這個過程中，她語言能力也逐步從吐字不清，無法講長句，到臨終前兩個月說不出話。
與行動能力同步喪失的，還有一個人的尊嚴。她是個一輩子對自己形象嚴格要求的人。她甚至在喪失行動能力之後，很長時間都拒絕接受父親之外的人服侍她大小便和擦洗身體。
最初，她對衣褲被弄髒極為敏感，但接下來，得在別人注視下放屁、打嗝、大小便，要適應別人餵她飯、餵她藥，有時飯可能餵不到位或是流出嘴角，都要忍耐，最後是連忍耐都沒有。
不知什麼時候，她的眼睛開始失神，對尊嚴這個奢侈的概念漸漸麻木，後來到了鼻飼這一步，除了四年多來時刻在旁照顧的父親，沒有親人能接受這殘酷的一幕。
每個人心目中的母親，都是完美而神聖的，癌症的殘酷就在於，無論多麼美好的生命，都會在走到盡頭時，一點點剝去生命中所有美好的東西，在親人面前一點一點撕得粉碎。每個有此經歷的人，恐怕最不願面對、最不願提起的，就是這一幕吧！
我父母從小就青梅竹馬，癌症不但摧毀了我的母親，也摧殘了我的父親。我父親是很有主見、很有忍耐力的人。大饑荒時期，父親家一年中死了五口人，正讀初中的父親成了頂樑柱。母親患了癌症後，父親不但決心一個人把照顧病人的重擔承擔下來，而且做好了打持久戰的準備。
父親對母親照顧得很細緻。母親原來很胖，雖然病後很快消瘦，但完全失去了行動能力，沒有兩個人幾乎無法搬動她身體。長期臥床的病人最怕的就是褥瘡。但是，母親始終沒有生褥瘡。
最後一年，為了不讓母親生褥瘡，父親幾乎每兩個小時就要把她翻動一次。因為不放心由護工定時翻身，他一直親自陪伺陪睡來做這件事，為此長年不曾睡過一次整覺。
有一天，父親看到母親背後有青斑，趕緊送往醫院。醫生說不是褥瘡，父親如獲大赦一般打電話報喜。他說，褥瘡無法醫治，只能越來越惡化，人會變得很臭，一旦病人生了褥瘡，醫院就根本不收治了。
家裏有長年臥床的病人，要請護工是件很難的事。不完全是錢的問題，還有所需要的技能和耐心。我父親請的護工，最長也沒有超過半年，女護工使不上力氣，但又不能請男護工，活兒始終在父親一個人身上，沒有替手。
這是難以想像的苦役。當母親逐漸不能言語甚至不能眼神交流的時候，不知道父親是怎樣堅持下來的。我曾提出辭職回來照顧母親，他一口拒絕。
我有不多的陪護經歷，多少能感受到陪護癌症病人是件多麼折磨精神的事。記得有一次母親的病房鄰床是位腦瘤患者，夜晚沒有片刻停息的痛苦呻吟，讓我完全無法入睡，真不知道父親是怎麼忍受下來的！
父親原本是很耐心、很有教養的人，但陪護期間，他變得脾氣暴躁。我相信他對命運有無窮的委屈，無處訴說。因此，當我們出現在他身邊時，就會成為他的出氣筒。
對此，我們當然只有忍耐，但有時會怨恨他對母親的急躁，並為此和他口角。我每年只有幾次假期，看不到這種辛苦已是父親的常態，至今回想起來，心裏仍充滿對父親的愧疚。
任何家庭面對這樣長時間的煎熬，親人間都會經歷艱難的情感調整。對後來喪失行動能力，甚至和我們幾乎沒有情感交流的母親，接受不了現實的哥哥有一次竟哭着說「我只當她已經死了」。
為照顧母親的事，我和哥哥爭吵過，彼此怨恨過。其實，在母親的最後時光，他曾把工作換到了江蘇，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除了體力上的消耗，這更是一場精神煉獄。中國缺少臨終關懷和社會心理慰問的民間組織，這個時候，宗教信仰就成為患者和患者家屬強大的精神支柱。病友里有很多信徒的互訪，往往比親人的到訪更頻繁，對病人的精神鎮定作用似乎也更明顯。很快，父親就成了信徒。
癌症對一個家庭的拖累和打擊，非經歷者不能想像。每次回去，父親都明顯比上次更老邁，當然，母親也變得更陌生。原本健壯、精幹的父親完全呈現老態，頭髮斑白稀落，神經衰弱越發加劇，還患了胃病。
實際上，他一度懷疑自己患了胃癌，還跟子女交代財產。當時，他甚至想到，如果真的得了癌症，就打算和媽媽一起去死，「走得乾淨，不拖累你們」。
2009年新年，我給父親發短訊祝新年好。父親打來電話，一陣壓抑的哭聲後，他只哽咽着說了一句話，就掛斷了電話：「這日子何時是個盡頭啊？！」
今天，父親有了老伴，我和哥哥都為他開心。但我們每個人在心靈深處經歷了一場劇變，我說不清是什麼。它肯定深刻改變了我對生命、對生活的看法。
我開始從內心拒絕體檢，開始深信人應該糊塗一點活、糊塗一點死，如果得了大病就直接死掉好了，不要用治療來延長無尊嚴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