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撰稿人馬漢克（Hans Mahncke）周一（3月22日）在英文《大紀元》撰文揭露，負責調查武漢病毒起源的世界衛生組織（WHO）調查小組成員中只有一名美國人，而他是因與武漢病毒研究所關係密切才獲得中共的批准的。因此這樣的調查無異於「賊喊捉賊」。
馬漢克的文章節選翻譯如下：
世界衛生組織因為調查COVID-19（中共病毒）大流行的起源最近一次訪問中國武漢，再次成為頭條新聞。但不是出於正面的原因。
《華爾街日報》3月17日發表的一篇文章說，這個虛偽的調查從一開始就目的不純，因為中共控制了誰可以去武漢進行所謂調查的決定權。
在由中共決定的世衛組織調查小組成員中，唯一被邀請參加的美國人是彼得·達扎克（Peter Daszak）。他是生態健康聯盟（EcoHealth Alliance）的總裁，該組織是由政府資助的非營利組織，據稱從事流行病預防的研究。
達扎克被中共選中參加這項工作似乎並非巧合。實際上，鑑於他自己可能的動機，他可能是中共掩蓋病毒起源的最大希望。
要了解其中的原因，讓我們回過來看看達扎克與武漢病毒研究所（WIV）的緊密聯繫，最早可以追溯到2013年，當時他與該實驗室主任石正麗共同發表了蝙蝠冠狀病毒的研究。
達扎克在2017年和2018年與石正麗又共同撰寫了其它論文。
但不僅是達扎克與石正麗的合作本身引發了疑問，還有他們的合作項目。他們在2013年成功地把致命病毒接到了人體細胞上。這個結果當時在其研究領域裏廣受關注。這些病毒是從雲南省的馬蹄蝙蝠中分離出來的，而雲南距離武漢有1,000多英里。
但是，並非所有人都對達扎克與石正麗的所作所為感到興奮。2015年，石正麗創建了「一種嵌合病毒，可在小鼠的SARS-CoV主鏈中表達蝙蝠冠狀病毒SHC014的刺突」。用外行的話來說，她在實驗室里人工生成了蝙蝠冠狀病毒的雜交版本。這項研究是基於石正麗與達扎克2013年的研究成果，這是首次在實驗室中分離出該病毒。
國際著名科學周刊《自然》（Nature）2015年發表了題為「改造蝙蝠病毒與風險研究之爭」的文章。
石正麗與達扎克所做的實驗被稱為功能增益研究，即旨在提高病毒的毒性和致死性的研究。鑑於當前瘟疫大流行，這引發了更多的疑問。
從根本上講，疑問可以歸結為：從野外分離病毒並在實驗室中對其進行研究是否值得？其目的只是提前一步，以防病毒有一天可能自然地沿着相同的路徑變異。或者一旦出事故，危險性是否太大？
不僅是《自然》雜誌上寫那篇文章的科學家認為風險過高，奧巴馬政府也認定這些功能增益實驗過於冒險，並於2014年在美國暫停了這些實驗。
不僅研究本身引發了極大的關注，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實驗的方式也同樣引起了關注。2018年1月，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派其環境、科學和衛生部門的工作人員派往該研究所，以調查有關生物安全性不足的舉報。
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由《華盛頓郵報》獲得的大使館發回華盛頓的外交電報稱，「在與武漢病毒研究所實驗室的科學家進行互動時，他們發現，新實驗室嚴重缺乏受過適當培訓的技術人員和研究人員，來安全地操作這個高風險的實驗室。」
達扎克本人也於2015年在《自然》雜誌上與人合作發表的論文中警告了實驗室泄漏的風險。他說：「在所有高風險的界面和宿主中，只有在野生動物交易中和實驗室里，通過與野生動物接觸，病毒傳播給人類所涉及的地理範圍才可能更廣泛。」
石正麗在2010年也發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雲南一個實驗室的泄漏如何導致了漢坦病毒的爆發。但這還沒完。奧巴馬政府禁止功能增益實驗後，達扎克將工作外包給了武漢病毒研究所。
達扎克外包的項目名為「了解蝙蝠冠狀病毒出現的風險」，由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的美國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資助。目前尚不清楚福奇向達扎克提供的370萬美元的美國政府資助最終有多少落到了武漢病毒研究所，但是達扎克的研究成果中有許多文章涉及武漢病毒研究所的蝙蝠實驗。
2019年12月在YouTube頻道MicrobeTV的採訪中，達扎克吹噓他可以「很容易地在實驗室中操縱（冠狀病毒）。」他還解釋了冠狀病毒如何「進入實驗室的人類細胞」，並且他已經開始使用嵌合體將冠狀病毒與其它病毒結合起來做實驗。
他在2019年12月接受採訪後不久，武漢蝙蝠冠狀病毒爆發的消息就開始出現了。儘管了解武漢病毒研究所2020年以前的冠狀病毒實驗，但達扎克還是帶頭推動科學界和媒體關注病毒自然起源的說法。
在2020年2月18日共同發表在醫學雜誌《柳葉刀》上的一個聲明中，達扎克和其他人聲稱，科學家「壓倒性地得出結論，這種冠狀病毒與許多其它新興病原體一樣起源於野生動物。」
正如隨後根據新聞自由法所揭示的那樣，達扎克不僅起草了這一聲明，而且還說服其他科學家簽署以力求「避免看起來像是一個政治聲明」。
達扎克還進一步希望「以一種不會將其聯繫到我們的合作關係的方式來發佈它，以便我們最大化地以獨立聲音出現」。
《柳葉刀》沒有透露該聲明的四個簽署人是達扎克在生態健康聯盟里的下屬。2020年11月23日，《柳葉刀》不但沒有撤回那個聲明，還任命達扎克為其特別工作組的組長，負責尋找該病毒的起源。該特別工作組的一半人是2020年2月那個聲明的簽署人。
同樣在2020年2月，達扎克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他在其中搶先譴責了病毒的「錯誤信息運動和陰謀理論家」，同時宣稱「瘟疫大流行通常是從動物體內的病毒開始的，然後當我們與它們接觸時傳染給人」。在我們對這種病毒的起源幾乎一無所知的時候，他卻聲稱「我們大致知道它們的起源以及它們起的作用」。
達扎克被任命為WHO團隊成員，是最後一個侮辱。甚至在他前往中國之前，達扎克就已經確定實驗室泄漏論是「陰謀論」和「胡說八道」。
自從他從中國回來以來，達扎克一直在更加努力地為實驗室泄漏論開脫。他最近對國家公共電台（NPR）表示，「他的團隊發現了新的證據，表明這些養殖場在向武漢的華南海鮮批發市場供貨，那裏最早爆發了COVID-19。」
但前往武漢旅行後，WHO也承認「與動物產品或動物有關的所有樣品均為陰性」。
在Chatham House於3月10日主持的直播節目中，當達扎克被問及為什麼武漢病毒研究所刪除了一個包含16,000多個病毒序列的數據庫，以及為什麼WHO沒有要求查看這些序列時，他的回應是為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合作者辯護，並聲稱數據庫中沒有任何相關的東西。
沒有人比達扎克更沒有資格做調查病毒起源的人。他直接與武漢病毒研究所合作進行危險的蝙蝠病毒研究，吹噓創建轉基因蝙蝠病毒，在武漢病毒研究所發表論文，並為該研究所提供資金。他似乎是該研究所所長的朋友。他還在事實被揭露之前就立即排除了實驗室泄漏的可能性。
除了中共以外，還有誰會認為讓他負責調查病毒的起源是一個好主意嗎？俗話說讓狐狸看管雞籠並不能使他保持公義。
只要達扎克還在調查，我們就永遠不會知道武漢病毒研究所到底真正發生了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