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統計，2020 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提高到 77.3 歲，十四五期間還將再提高 1 歲。到 2025 年，中國 60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突破 3 億，百歲老人將不再稀奇。但隨着老齡化社會的來臨，養老，尤其是失能老人養老成為壓在越來越多中國家庭身上的一副重擔。
養老突然而至
在北京，95 後的女兒突然在衛生間裏尖叫起來。李健衝過去看。原來是女兒在衛生間的地面上發現了一個黑色的小球，以為是垃圾，沒多想就撿起來，但她馬上發現，那是奶奶已經幹掉的大便顆粒。
李健 1964 年出生，今年 57 歲。他的母親今年 85 歲，去年被確診為阿爾茨海默病中度。進入 2021 年以來，李健發現母親在逐漸失去對自己身體的控制力。雖然已經住在家裏離衛生間最近的屋子，起身去的路上，她的小便甚至大便就會滲漏出來。母親拒絕穿成人紙尿褲。
李健和妹妹每周輪流把母親接到自己家裏進行照護。輪到他家時，母親扶床起身或者穿上拖鞋往房間外走，有絲毫動靜，李健都會立刻豎起耳朵，不論自己在做什麼，一顆心總是提着。
母親坐在馬桶上，李健要聽是否有正常的排泄聲。母親用完馬桶，他必須馬上去檢查，以防女兒遭遇的情況再次出現。自從母親定期住到家中，李健成為他家情緒的平衡點，受到內外煎熬。
護士和護工攙扶行動不便的老人 圖源：IC photo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喬曉春說：「子女退休以後，父母還健在的這種家庭的數量會越來越多，而且會指數型增長。」中國在 1949 年至 1958 年和 1962 年至 1971 年經歷過兩次人口生育高峰。「第一個高峰出生的人基本都退休了。現在第二個高峰出生的人，就是 1962 年以後的，馬上也要進入退休階段，而且比前一個高峰的人更多。」
與此同時，包括阿爾茨海默病在內的認知障礙疾病隨着老齡化變得越發普遍。「確診阿爾茨海默病的老年人口增速，甚至高於其本身增速，會爆發式增長。」喬曉春說。
在養老照護領域從業多年的福壽康集團公司項目經理汪奇諾告訴記者：「相比於失能，失智老人對一個家庭的毀滅性影響更大。」而在高齡老人中，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和行動能力（失能）的情況，往往和認知能力退化乃至喪失（失智）的情況交纏出現。
失能老人長期臥床，最終很大可能會出現失智的情況。而患有阿爾茨海默病的老人病情發展到重度也會出現生活自理能力喪失、身體各功能嚴重下降、大小便失禁的情況。
需要照護的老人 圖源：受訪者供圖
民政部部長李紀恆在 2020 年全國民政工作會議上會上介紹，2019 年底中國 60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到 2.54 億。在「十四五」時期，中國將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到 2025 年，60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突破 3 億，應對人口老齡化任務最重。
養老一直是備受關注的話題。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十四五」規劃關於持續增進民生福祉方面提到「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人均預期壽命再提高 1 歲」，在 2021 年的重點工作中則提到「促進醫養康養相結合，穩步推進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試點」。
在 2020 年，國內批准進行長護險試點的城市數量由 15 個擴增到 49 個。試點範圍擴大的意圖被外界解讀為，國家正在探索建立獨立險種，以重點解決重度失能人員長期護理保障問題。
喬曉春對記者表示，解決養老問題，要靠養老保險、長護險、醫療保險三方面制度的有機分工和聯繫。「養老的核心是照護，所以建立長護險是必由之路。至少從公共服務這個角度來說，這條路不走，養老的問題解決不了。」
長護險試點目前只在有限的城市內進行。但家庭照護的重壓已經真實地發生在很多中國家庭里。以北京為例，目前只有石景山區被納入長護險試點範圍。不過李健一家還不在其列。
到父母家「上班」
2019 年，母親的骨折成為李健家隨後一系列連鎖反應中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在住院的三周中，李健覺察出母親的不對勁。她一遍一遍地問護工的名字，即使可能剛問完不久。甚至有一次，她問李健，來看望自己的兒媳婦是誰。
受疫情影響，李健的母親到了 2020 年年中才在醫院確診阿爾茨海默病。疾病進程為中度。醫生告訴他，母親在完全失能之前還有 3 到 5 年的時間。
那時，李健還有兩年多就退休，原本已經做好計劃。「我是有自己追求的。」他說。
按照原計劃，李健會繼續工作到退休。退休後，他將全職加入自己參與多年的公益機構里，策劃新的活動，培訓新的志願者，認識新的朋友，幫助更多的人。
但為了照顧母親，李健在今年申請調離了一線。這讓他在沒有特殊安排時可以自行支配時間。現在，李健隔周上班，因為母親身邊已經離不開人了。
上門照護服務
圖源：受訪者供圖
李健的母親原本跟妹妹一起住，得病後，兄妹二人商定，每周輪流把母親接到家裏照護。「一個人看護，挑戰實在太大了。」
母親剛出院時，李健幾近崩潰。那時他還沒有申請調離一線。母親住在他家離衛生間最近的房間裏，但房間小，容不下他也住進去。為了能聽到母親的動靜，李健把床挪到了跟母親房間只有一牆之隔的客廳睡榻上。
到了晚上，母親頻繁起夜。老人起身，床發出摩挲的聲音，緊接着是沉悶的拖鞋聲。李健每次都聽得異常仔細，他要警惕母親再次摔跤。
等母親順利坐到馬桶上時，李健依然要屏息傾聽，黑夜裏的大多數時候，他只能聽到幾滴水落的聲音。「就那麼一丁點兒。」李健掐着自己的小拇指尖向記者描述。這樣的過程在一個晚上要重複七八次。到了白天，李健還要強打精神去處理單位的工作。
「生理上是一方面，最大的還是心理上的，因為不知道要什麼時候是個頭。那時還沒申請二線，我都不知道要怎麼做。」李健回憶說。
陸曉婭與李健是經歷相似的朋友。今年 68 歲的陸曉婭也是在距離退休兩年的時候，母親被查出阿爾茨海默病，此後她與弟弟妹妹照護母親長達 13 年時間。她在北京師範大學等大學內開設死亡教育課程，廣受學生歡迎和業內好評。在 2021 年，陸曉婭將自己照護母親的日記集結成冊，出版了新書《給媽媽當媽媽》。
幼年的陸曉婭與年輕的母親
圖源：受訪者供圖
陸曉婭把子女退休後全職到父母家中對其進行照護的行為總結為：到父母家「上班」。這一現象已經十分普遍。
「我公公 96 歲去的，我隔壁鄰居老人 102 歲去的，我一個朋友的爸爸 100，媽媽 90 多。這意味着，子女照顧的時間可能不是 10 年，而是 20 年甚至 30 年。比如你 70 歲，你爸爸 100 歲。這 30 年，跟職業生涯一樣長了。」陸曉婭說。
陸曉婭64歲的弟弟，老岳父 97 歲，老岳母 95 歲，兒孫都在國外。陸曉婭的丈夫跟她同歲。在她照護母親期間，陸曉婭的丈夫也在照護自己的父親，直到老人離世。
在她的好友中，不止一位為了方便照護父母，在退休後直接搬到父母家裏。但最終身心交瘁，走在了父母前頭。
直到母親生命的最後幾年，陸曉婭和弟弟妹妹才把她送到了一家民營養老院。在那裏，陸曉婭認識了更多跟自己經歷相似的人。因為體力不支，一些已經 70 多歲高齡的老人把自己九十多甚至過百歲的父母送到那裏，然後定期到養老院探望。
89 歲的母親與 62 歲的兒子
圖源：IC photo
在子女接管以前，很多老人首先由老伴照料。家住四川廣元一縣城的李然告訴記者，他的爺爺今年 80 歲，奶奶 79 歲，全部臥病在床。在奶奶倒下之前，一直由她照顧中風偏癱而後逐漸失能失智的爺爺，長達十多年。
直到 2020 年 11 月，李然的奶奶突發腦溢血。出院後，她也喪失了自理和認知能力。李然認為，長年累月的照護透支了奶奶的體力和心力。
「如果沒有外部協助，只靠同樣高齡的老伴互相照顧，最後要麼是老伴身體也垮了，要麼是老伴精神上受不了了。」汪奇諾說。
「我沒有我了」
李健活在巨大的掙扎之中。
父親在年輕的時候去世，他和妹妹由母親一個人帶大。「內心深處會這樣想，當她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怎麼就不行了？」李健覺得自己確實有責任和義務去照顧母親。這是普遍的傳統。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喬曉春說，目前國內超過 90% 以上的老人都生活在家裏。「不論是從觀念還是實際情況，子女還是老人自己，居家都是現在最主要的方式。」而在這一場景中，子女也成為老人獲取養老照護的第一來源。
據福壽康項目經理汪奇諾介紹，在福壽康服務的客戶和進行過的調研中，八九十歲的失能老年群體大部分依靠老伴或子女的照護。當老人不止一個子女時，一般都是大家輪流照護。老人自己或者子女願意自費聘請專門人員上門照護者不足三成。
在李健小時候，一般家庭都不止一個孩子，父母的養老幾乎都是居家。李健的爺爺奶奶就是由他的叔叔和姑姑們養老送終。「那個年代，80 歲已經算非常高壽了。我爺爺奶奶都是相繼病逝，沒有失能或者失智。當時叔叔姑姑的年紀跟我現在差不多。」
母親最終會被送到養老院。這在李健和妹妹之間其實已經達成的共識。然而，除了自己這一關，還有母親 70 歲妹妹這一關。把父母送到養老院等同於不孝這一認知仍然普遍存在。
養老院護工幫助老人進食
圖源：IC photo
2021 年春節，母親的妹妹來李健家看望。「她來看我媽媽就說，『你看我姐姐在你們的照顧下多好，還是自己子女照顧得好，我逢人就說我那外甥可好了』。實際上她就是在告訴你，你要繼續下去。」
得了阿爾茨海默病的母親，已經沒有了私隱和羞恥的概念。幫母親洗澡、清洗帶有屎尿的內褲和床單，這一切在最開始對李健來說都是挑戰。
還有重新面對母親的身體。李健每周給母親洗兩次澡。「可能兩三歲或者更之前，你見過。在之後其實你已經不知道了。再見到的時候，那個挑戰有多大，你知道嗎？」
除了因為性別差異造成的不便以外，真正讓李健煎熬的是面對母親的衰老。「內心那種煎熬。你會覺得，她怎麼會就這樣了？好像忽然間，她就不是你記憶中那個媽媽了。」
讓李健被困住的還有家中的氛圍。在李健心裏，自己作為兒子，理應是照護母親的第一責任人，不能要求妻子和女兒。
「處理一些狀況的時候，其實我內心多少也會覺得，不要影響到她們。我有這樣的顧慮。本來房子也沒多大，大便弄得到處都是，誰都能聞到。所以我還要顧及到他們的情緒。這時候我的感受就更複雜了。」李健說。
相比於母親引發的各種狀況，擔心影響到家人情緒，這樣的壓力更加細微和難以言說，卻可能更加沉重。「其實有的時候，我特別樂意自己在家。」在疫情期間，讀研究生的女兒不能返校，在家上網課。有時碰巧趕上母親狀況發作，比如突然叫嚷。「你說讓她理解奶奶？她在那兒上課呢。所以有的時候我特別希望我自己在家，可能會更放鬆。」
李健說：「看護媽媽把我拴在那兒，我沒有我了。」
無處可去
跟妹妹輪流照護母親一周在李健看來，是對自己的一種解脫和釋放。北京市內，服務專業、價格適中的公立養老院，李健打聽過，排隊就要兩三年。為了給母親找到合適的專業養老機構，李健實地探訪過幾家，包括陸曉婭母親住過的那家養老院。
但情況無法讓李健滿意。一方面是因為軟硬件水平低。在他家附近的幾家社區養護中心，其主要功能只在於提供基本照料服務，各功能分區都比較狹小。更讓他在意的是，養護中心裏的工作人員，沒有專業的醫護背景，主要都是來自農村地區的中老年人群，沒有經過專業培訓和積累。
在城市中的照護人員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農村的中老年人口。他們「以工養老」，靠進城打工來積攢養老的費用。一位離開黑龍江農村、外出打工 10 年的女性告訴記者，出來打工就是為了攢錢養老。「10 年前，我看見自己村里老人的下場——伸手向兒女要錢，生活和看病都太難了。所以還是得出來自己掙錢才行。」目前，國內農村地區滿 60 歲老人，每月可以領取的養老金只有 100 元。
李健看過的社區養護中心，每個月的費用也要六七千元。而陸曉婭向李健推薦母親住過的民營養老院，對李健一家來說，負擔費用有些吃力。
經過那家養老院評估，李健的母親被評定為一級標準，即具備一定行動能力，可以基本自理。這樣的老人每月要交的費用是一萬兩千多元。如果是完全失能、被評定為三級，每月的費用則為一萬六七千元。
李健說，如果去住那家養老院，母親每個月的退休金「只夠一個零頭」，剩餘的缺口要兄妹兩人分擔。但每個月一萬多元「有點難」。
老人們在養老服務中心用餐
圖源：IC photo
但陸曉婭告訴記者，其實等到自己需要找養老照護機構時，可能都無法承擔母親進過的那家養老院。她的母親在 80 年代末從新華社巴黎分社離退，相對充足的退休金讓她能夠支付高質量的照護服務價格。
李健和妹妹曾經設想，在自己住的小區租一個一居室，然後聘請一位全職護工。但最終因無法說服母親，也找不到合適的護工，最終作罷。他們嘗試過找護工時，往往「一談就不願意來了」。「如果是陪老人，給老人洗衣服做飯，這可以。都要照顧失能失智的老人，而且被天天拴住，人家是不願意的。」
以李然的家庭為例，爺爺奶奶兩人都失能臥床後，他的母親便開始全職在家照護。一方面為了省錢，一方面也沒聽說過當地有專業護理機構。「我們也想過請人，但人家一聽家裏兩個老人都失能了，就不願意幹了。」
李然的父母雖然還不到 50 歲，但照護兩位失能老人讓整個家庭疲憊不堪。在當地機關工作的父親需要常年開會和下鄉，但在奶奶也臥床後，他要隨時趕回家裏幫忙。「工作之外的所有時間，他都馬上回家，完全沒有娛樂活動。」而作為承擔絕大部分照護責任的母親，從奶奶住院時開始，也沒有那麼愛打扮了，也不怎麼在乎了。
李健跟妹妹商定的每周一輪換機制，為的就是讓大家都有喘息的機會。但李健有新的擔心。妹妹的子女已經結婚，但還沒有下一代。一旦有下一代時，妹妹的重心將不可避免地轉移。「不是照顧老的，就是照顧小的」似乎是他們這個年紀大多數中國老人的宿命。
這會加速他們將母親送到專業照護機構的決定。李健看過國內外許多關於養老和照護的書籍，他認為，國內可以選擇的養老產品其實不夠多，也不夠完善。「應該是各種各樣的，根據我的財力和需求，可以選 A 或者選 B。我個人一直期望的是能有更多的選擇，但現在沒有。」李健說，軟件和硬件都達到自己期望，又能負擔得起，現在看來不大可能。
寄希長護險
喬曉春表示，養老的關鍵在於養，在養老保險制度、長期護理險制度、醫療保險制度三方互動中，長護險是其中的核心。
上海和成都都是國內首批獲准推行長護險試點的城市。汪奇諾所在的福壽康集團公司都在兩地政府購買長護險專業照護服務的首批供應商名單中。汪奇諾指出，不同城市的長護險政策都不一樣，甚至同一個城市不同的區執行的情況也有所差別。
上海和成都的長護險政策在可享受待遇的失能等級、年齡及待遇發放方式等方面就差異明顯。
在上海，由政府派遣評估專家對申請長護險居家服務的老人進行失能等級評估。根據輕中重不同的失能級別，提供相應頻次的上門照護服務。具體費用由政府和個人共同承擔，政府承擔 90%，個人承擔 10%。
在成都，長照險政策最開始時，鼓勵失能人員親屬優先成為照護人員，在政府派出的評估專家評估後，滿足重度失能條件的人員，政府會把長照險待遇發放給失能人員或者其親屬照護人員。到 2020 年 6 月，成都引入第三方專業照護服務機構，為重度失能人員提供上門服務。
「因為現在全國沒有統一的文件和標準來強制性要求，還是各地試點為主，所以就百花齊放。」汪奇諾說。
作為專業護理服務提供方，如果長護險居家服務能從一開始就由專業服務機構介入，並且確保合理的服務頻次，這樣既保證照護質量，也能逐漸建立公眾對專業照護的認知和認可，有利於推進整個行業的良性發展和產業鏈上下游的優化升級。
但喬曉春指出，長護險在國內試點已經 5 年，前景其實依然不夠明晰。其中的關鍵問題在於缺乏制度設計，保證有效的籌資來源。目前，長護險的資金來源主要來自醫保基金。
「它並沒有變成一個獨立的制度，因為錢的問題沒有解決，還在醫保裏頭出錢。作為試點可以，但要全國推廣會很難，因為全國醫保的錢是不夠的。」喬曉春指出。這也讓目前國內試點的長護險與真正的保險有明顯差異。「並不是一個真正的保險，因為這個制度里，中國老百姓是不單獨交錢的，主要是從醫保里拿錢。」
在喬曉春看來，目前國內試點長護險的城市基本都是經濟實力較強、醫保基金相對富餘的城市。「醫保沒錢的就搞不了試點。」他建議，國內長護險應該單獨建立一套專門制度，籌資由國家財政和個人共同承擔。「先由政策兜住底。制度建立起來了，市場就起來了。不然大多數中國老人是付不起現在市面上的養老服務的。」
曾經在上海、現在成都的汪奇諾對記者表示，北上廣等一線大城市老人的退休金會明顯好於其他城市，但平均水平其實並沒有想像中高。以福壽康服務過的老人為例，在上海的平均退休金在 4000 多元左右，在成都是 3000 多。「教師和公務員好一些。但很多八九十歲的老人其實沒有退休金。」
而根據老人自身的情況，國內養老服務的價格差異很大。據汪奇諾介紹，在成都聘請一位只負責給老人做飯、打掃衛生的保姆而非專業護工，每個月的價格在 3200 元到 4500 元之間。如果老人已經半失能，需要專業護理人員進行有一定技能的照顧，價格則在 4000 元到 5000 元之間。如果是全失能的老人，照護費用一般在 4500 元到 5500 元甚至更高。
「這些都是一般價格。如果需求比較複雜或者對護理質量要求較高，到 8000 元的也有，可能就是護士去上門照護了。」汪奇諾說，「全國專業護理人員的缺口非常巨大。因為本身准入門檻低，現在國內做生活照護的從業人員魚龍混雜，水平參差不齊。」
李健說，當母親真的到了完全失能那一天，他和妹妹會把她送到能夠提供專業服務的地方，如果資金緊張，會把母親的房子賣掉用來供養。「但有多少人沒有房子呢？」他明白自己終究還是相對幸運的。
對於自己是會居家還是去養老院，李健表示，如果能夠像書里介紹的那樣，有護士、社工等專業支持人員上門服務，自己還是願意居家養老，不會讓子女承擔全部的照護責任。
然而，當一個人老去以後，得到照護就足夠了嗎？家住廣東茂名市的楊極，為我們提供了在當下中國，理解長命百歲的一個悲傷註腳。
他的奶奶一直活到了 101 歲，可以自由行動，沒有失能，也沒有失智。但在活過百歲以後，她在某天打爛了自己房中所有的鍋碗瓢盆，用電風扇的電線在自己的窗邊自縊身亡。「她住一樓，其實窗台很矮，想自救肯定是可以的。」
在奶奶的葬禮上，村里很多人都來奔喪。在他們眼中，這是「喜喪」。但他們不知道，奶奶在長命百歲之後，以自殺的方式與世界訣別。楊極說，雖然奶奶被父親和叔叔輪流照護，但其實「沒人真正關心她」，「她失去了跟人和這個世界的連接」。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李健、李然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