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的軍力進行對比分析，對游擊隊問題、國共合作問題、中共抗戰策略等進行評析，基本上是貶低中共的作用，強調國民黨的中心地位與作用，但也有少數論文正面評價國共軍事合作。
劉鳳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有多篇文章論及。他的《抗戰時期中共軍事的擴張(一)》(國史館館刊，復刊第十期，1991年6月出版)和《抗戰時期中共軍事的擴張(二)》(國史館館刊，復刊第十一期，1991年12月出版)主旨在探討中共在抗戰期間軍事的擴張，也就是中共軍力的評估，此處所指的軍力只涵蓋正統軍與地方雜軍，不包括民兵和地方武工隊。
他的《論抗戰期間國軍游擊隊與敵後戰場》(《近代中國》第90期，1992年8月1日出版)一文通過對抗戰初中共軍事實況，抗戰期間國軍游擊隊來源、人數、武器、戰鬥序列與各戰區演變及國軍游擊隊作戰統計等的論述，認為不但正面戰場是國軍作戰敵後戰場絕大部分也是國軍作戰，中共只是渾水摸魚，大力發展自己，在發展過程中受到日軍的強力摧殘。
劉鳳翰的《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之分析》(香港「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提交論文)一文指出，抗戰期間，國軍的數量與共軍相比一直占絕對優勢，敵後戰場國軍留下的正規軍建立的游擊隊，是共軍游擊隊的2.6倍，槍支數為4倍，作戰次數為402倍，共軍游而不擊，渾水摸魚，到處掠奪民間武裝力量，壯大自己。正面戰場共軍除參加太原會戰及平型關擊破日本一個運輸隊(百餘人)外，其他皆國軍所為。
劉鳳翰的文章《抗戰對中國的軍事衝擊(上)》(《近代中國》第130期，1999年4月25日出版)和《抗戰對中國的軍事衝擊(下)》(《近代中國》第131期，1999年6月25日出版)介紹了由於抗戰的需要，中國軍隊發展、分化的情況，包括國軍、游擊隊、偽軍、共軍的消長狀況。胡平生在《抗戰初期國共的軍事合作》(《歷史月刊》第89期，1995年6月1日出版)一文認為西安事變後，國共在抗日目標下建立合作關係，國共軍隊聯手初挫日軍，具有激勵全國軍民士氣的作用。
張存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的文章《菲律賓華僑抗日游擊隊研究》(台灣中華軍史學會主辦「紀念七七抗戰六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認為，菲律賓華僑於抗日期間組建六支游擊隊，除了一支為中共黨系外，其餘皆為國民黨系。
陳存恭(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論毛澤東的抗而不戰》(台灣中華軍史學會主辦「紀念七七抗戰六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一文指出，毛澤東認為蔣中正的威脅大過於日本，抵制與國民黨的合作，提出「獨立自主山地游擊戰」策略，對日軍「抗而不戰」，可稱之為「毛式統戰」，雖然在黨內軍中都受到反對，然而這些反抗毛策略的黨軍要員及不可預測的因素，卻幫助毛策略的成功。
許秀容(國史館征校處徵集科科長)的《中共統戰策略與山西「民族革命大學」(民國二十六一二十八年)》(台灣中華軍史學會主辦「紀念七七抗戰六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討論民國二十六年展開對日作戰，太原淪陷之後，臨汾成為抗戰前線，閻錫山成立了「民族革命大學」，不料卻成為中共運用「統一戰線」壯大實力的場所，直至二十八年底「新軍叛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