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剛剛有新學堂的時候，沒有什麼留學歸國人士，所以，學堂的新學，外語和聲光化電之類，只能由老外來教。那時的新學堂，分成兩類，一類是官辦的，比如北京的同文館、上海的廣方言館。一類是教學學校，像聖約翰學堂。但無論哪一類，外籍教師大抵都是傳教士，偶爾，也會有外國大兵什麼的，混在其中。後來，朝廷辦新政了，廢掉了科舉，大辦學堂。教新學的教師奇缺，連教體育的都沒有。這時候有海歸了，但海龜們大抵往政府機關里走，進去就有高官可做，誰稀罕做教師？沒辦法，只好一面湊合，一面請洋人。湊合的辦法，是讓去日本學速成的人來教。所謂速成，就是日本人為了迎合蜂擁而來的清國留學生的需求，辦的速成學堂，日語還沒有學會呢，就已經畢業了。請洋人倒是還可以，但一方面太貴，另一方面，洋人不懂漢語，教起來挺費勁的。至於本土的土鱉，不管學問有多好，也只能教國文。
到了民國，海龜是越來越多了。除了教會大學之外，像點樣的大學，本土化趨向明顯，大學基本上成了海龜的天下。清華北大這樣的學校，80%以上的教授，都是海龜，英美留學生是主流，日本留學生其次，至於土鱉，只能溜溜邊，拾遺補缺。在北洋時期，同為大學教授，待遇根據出身，各自不同。英美名校畢業生，月薪四百大洋，日本的名校留學生其次，二、三百大洋不等。如果是土鱉，也就百多元大洋。當然，日後如果表現好了，土鱉也可以慢慢加薪，但起點無論如何都高不了。
不僅大學如此，像商務印書館這樣的出版機構，也比照辦理。據後來做過國民黨中央日報主筆的陶希聖回憶，進商務印書館，若是英美名校的畢業生，比如牛津劍橋和哈佛出身的，月薪250元大洋，有自己的辦公室，桌子也大，而且有專門的書櫥，椅子是藤椅還有別的方凳以供待客；如果是英美一般大學大學的畢業生，則月薪200元，沒有專門的辦公室，但桌子比較大，長四尺以上，有藤椅；如果是日本名牌大學，如帝國大學的畢業生，則月薪150元，卓異跟英美一般大學畢業生類似；而日本一般大學畢業生如明治大學、早稻田大學出身者，則為月薪120元，桌子三尺半長，沒有藤椅了，要坐硬木椅子；至於國內大學的畢業生，東吳、金陵這樣的教會大學出身的，月薪90元，桌子小到三尺長，硬木椅子；如果是北大畢業的，則只能月薪60元，用最小的桌子和最差的椅子。當年商務的老闆是王雲五，此人不是留學生，自己連文憑都沒有，但卻對留學生如此偏愛。
其實，無論大學，還是比較牛的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進入的人，都要有人推薦，而且需要考察，能通過的，都不一般，多少有兩把刷子。但出身不同，初始待遇就大不相同。中國的新學，是從外面學來的，優待留學生，在所難免。民國期間，留學就像科舉中了進士一樣，成為一種特別的身份。上流社會聚會，見人先問，閣下是什麼時候回國的？同樣進大學教書，海龜們的考核，馬馬虎虎，但土鱉進來，非有過人的成果才行。後來的人們，總是拿梁啓超、錢穆說事，其實，這兩位能進大學做教授，都是因為他們著述甚豐的緣故。
當然，進了大學的海龜，表現優異者不少。包括一些理工科的教授，在那麼差的條件下，不僅開出了西方大學所能開的課程，而且科研成果也相當驕人。但其中的混子也不是沒有，像北大清華這樣的名校，有好些教授，就拿當年留學的聽課筆記混弄。被學生看破，偷了他的筆記，課就沒法上了。至於在海外混了多年，一個文憑沒拿到，回國買個野雞大學的文憑，混進一般大學教書的，則更是沒法提。現在人們一提到民國的大學，好像裏面儘是大師似的，其實，即使在那個時候，大師也是稀罕物。
說到底，海龜也好，土鱉也罷，關鍵是本事大小。大學用人，關鍵看人講課如何，科研能力如何。海龜里，也有飯桶，土鱉里，也有英豪。講出身，在大學草創時期當然無不可。但辦出點名堂之後，再這樣講究，就不對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