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上海。大批民眾擠上簡陋的駁船和木船上逃離上海。
今年（2018年）4月，父親楊鵬先生的回憶錄《見證一生》出版了。這本書是我這一生讀過最珍貴的回憶錄之一，不只是我的父親在近代中國戰亂下走過漫長曲折生命歷程的記錄，最主要的是真實性。我多年來看過不少國人的傳記與回憶錄，少有真實記述傳主個人缺失的情節，反而有不少過度地誇大了個人的事跡，以至於可讀性不高。
《見證一生》的出版走過了一段漫長的過程，我在美國的妹妹和弟弟為了記錄與打字父親的口述和手稿，前後斷斷續續歷經十餘年，一直到這兩年，他們殷切地盼望做為大哥的我能和他們一起將父親的回憶錄出版。一開始，我就希望父親的回憶錄必須真實。可是，我們家子女們對於父親的回憶錄如何完全按照父親手稿的內容出版，有許多的討論和爭議。這段時間，對於我妹妹來說確實有相當的困難，做為一個女兒，她希望儘量保持父親的形象。而當我們三個孩子（我的大妹早逝）撰寫對父親的思念時，面對父親與母親的過往，我們也由於深愛我們的父母，認為應該誠實地記述他們倆生活中的甜蜜與愁苦。意外地，我們發現我們分別和父母之間的回憶中居然有着互相併不知道的部分，我們還發現我們對父母的印象和形象，在某些部分有着不同的看法。最後，我們除了在一些用語上同意不要使用過於負面的語詞，其他的部分，我們尊重彼此的意見，這是非常可貴的事，可能是我們年輕時都在美國讀研究所，受到自由多元教育的影響，相信每一個人有獨特的價值，可以擁有自己的觀念以及表達的權利。後來，加上大陸老家叔叔和堂弟對他們解放後留在大陸幾十年來的回顧，使得這一本回憶錄有了跨越時間和地理的意義和價值。於是，父親的回憶錄，除了是我們子女和父親母親共同的回憶，還是留給楊家後人認識過去時代的一份珍貴文件。
父親敘述許多事情極為細緻，而這反映出他觀察與處理事情的天份。父親是一個非常有能力的人，卻活在近代中國最動盪的時代，而無所適從地、無所選擇地當了中國國民黨政府的一名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特務，他一生都在做一件他不喜歡、不擅長的工作，以至於他雖然有爽朗快樂的性情，卻在恐懼和憂慮中過了一生。而這個特質卻遺傳給了我這個大兒子，我的妹妹弟弟們都沒有我和父親的這種問題，許多人不明白我為什麼會有陰暗與暴躁的一面？其實是和父親的工作性質以及他和母親的生活有關。記得許多年前，胡秋原先生年事已高的夫人敬幼如在他們新店的家裏，對我說：「人家說，如果你走在西門町，身邊的人，兩個人中就有一個是國民黨特務。」我吃了一驚，說：「那也太誇張了吧！」我事後很難過，她是不是在想有這樣子的父親，可能兒子也是吧！
書中提到1960年父親由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外派日本，回憶錄中父親這麼說：「我回頭向妻兒招手再見時，大兒小雨（即筆者）不懂是怎麼一回事，竟然脫離媽媽的手，跑向停機場，口喊：『我要跟爸爸去，我要跟爸爸去！』結果被機場人員攔住。他大喊大叫。寒梅（即筆者的媽媽）趕上來，用力把他拖回去。」父親大概不知道，我從來沒有忘記過那個光景，我當時突然發現父親要離開我們了，飛機螺旋槳聲震耳欲聾，機場風大，我才六、七歲，居然感覺到不知道父親會不會回來？我不只是大喊大叫，而是大哭大鬧。過了三十六年，我有一天帶我的大兒子小寶回台灣，他和爺爺在三藩市機場分手，小寶才六、七歲，在機場大哭，爺爺也哭，小寶哭的聲音好大，一路走一面哭，一直到上飛機坐在我身邊還在抽泣。這兩個生離死別的畫面，我永遠不會忘記。
回憶錄中說抗戰勝利後還都的事以及之前淪陷區的汪精衛政府的情況，是很重要的反映當時狀況的史料，回憶錄的附錄中有父親在美國《世界日報》上發表關於汪精衛是否「漢奸」看法的文章。父親在淪陷區成長，認為當年沒有汪精衛，淪陷區老百姓的日子要怎麼過？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為什麼失敗？父親見證當年，重慶來的人看淪陷區的同胞，誰都有「漢奸」嫌疑，什麼都冠以「偽」字（父親就讀的學校南京中央大學稱「偽中央大學」，父親和同學們成為「偽學生」）。戰時大後方什麼都缺，人們生活痛苦地不得了，而淪陷區許多的老百姓卻能安定地生活，重慶來的人認為這是不公平也不正確的，所以有辦法的人到處貼封條，佔為己有，引起嚴重的民怨。當年那大時代的轉折，深深隱藏在人性中的複雜面毫不掩飾地展現出來，是非曲直難有公道合理的說法。後來，中國共產党進城接收，就充分學到國民黨失敗的教訓。
共產黨為什麼能擊敗國民黨？這個問題困擾了非常多的人，1949年大陸陷共，在美國引起軒然大波，發出Who lost China？（是誰讓我們失去了中國？）的質問，不久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抬頭，到處過濾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者。這個問題－－國民黨為何丟掉大陸，促使我中年選擇回到台灣以及讀史，嘗試去了解：我們上一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父親描述勝利以後重慶來的人對待淪陷區，包括廣大華東、華南、華北、東北相對發展地區的物資以及兩億多留在淪陷區的老百姓的心態與作法，是失去民心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國民黨到台灣以後，發生的一些問題和此也有類似的情形，基本上是一個相對落後的文明以勝利者的姿態進入已經進入現代文明初期的社會，彼此產生心理、生活態度和價值觀上嚴重的差距。後來，從延安出來的共產党進入城市，也發生同樣的問題，比如說在剛解放的城市中跳秧歌舞，引起城市居民的不習慣，許多延安幹部的心理也頗有受傷的感受。台灣在日本治理下，五十年中，已經有相當部分的現代化，若非日本攻擊珍珠港（Pearl Harbor），美國大舉反攻，台灣比較安定的狀態不會被徵兵作戰以及美機轟炸所破壞。這樣的情形，說明當年日本的戰爭思維是錯誤的，日本當時的工業生產以及國家治理能力遠遠超過亞洲各國，若能以濟弱扶傾方式對待其他的國家和民族，日本今天的地位可能就是亞洲的美國。
父親敘述他在軍統局改編為國防部保密局後從大陸撤退的情形，是我讀過有關國民黨政府機構撤退過程中相當詳細的一個個人經驗。大陸時期的軍統局人員，有多少人能夠逃離大陸？沒有逃走的，有多少可以活下來？就我所知，解放後在一波波的肅清反革命運動中一次次地過濾清洗，基本沒有能夠逃脫的。除了沈醉這個不斷配合中共醜化軍統局的少將處長外，絕大多數是被中共處決了。只要看一件事就知道，兩岸開放後，有沒有當年軍統局的老人及後人來台灣的？非常少！連後代都沒有放過，無產階級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這些人由於身份問題，非死即傻，打死嚇傻。一位大陸女學者要我看韓少功寫的《爸爸爸》，一個黑五類的孩子被整怕了，就裝傻，別人看他是傻子，放過他，結果他真的傻了。
來台灣以後，國民黨一方面持續大陸時代對待共產黨的制式心態和手段，另一方面，在內戰失敗後對於共產黨多樣化的統一戰線工作感到悔不當初，縱容抗戰期間共產黨的坐大以及對共產黨同路人的優容，造成國民黨在許多方面的基礎侵蝕。所以在風聲鶴唳中，更加嚴苛對待所有可疑的人物，當時對抓到或投靠來的不名與可疑人物，採取「寧可信其有」的態度，這是後來白色恐怖的來源（近年來，不少台灣同胞跟着喊白色恐怖，不知道背後有大陸失敗的背景）。父親有一段時間負責反情報工作，由於不願意用簡單暴力的方式處理這些人（絕大多數是外省人，其中許多是年輕人），引起其他安全單位的不滿，父親說：「保安司令部的一位上校科長，他高聲說：『我們早已傳聞情報局的楊科長是專門替人摘紅帽子的。什麼案子到他手裏都以沒有問題作結論。我不服。這個案子我認為大有問題……』全場每一個人都抬起頭來，顯出驚愕之色。情報局的人個個都對這位保安司令部的科長怒目而視。」
後來，父親處理這些人的方式證明是正確的，這些戴着可疑紅帽子的年輕人們被釋放，日後都有很好的發展，有幾個還出國拿到博士學位。可是這些人不可能知道父親當時處理的過程，甚至於在其一生中反對與厭惡國民黨的情治系統。這件事是一個動亂時代中難以言說的事。反過來說，如果1950年代台灣情治系統不嚴峻防範共產黨地下人員的入侵，台灣會有日後的安定發展時期嗎？進一步說，在抗戰中期，早一點嚴禁與防範共產黨的發展，會有日後國軍在內戰中的失敗嗎？會有城市中到處都是中共鼓動的學潮以及各地共產黨地下黨準備配合解放軍裏應外合的接收嗎？日後會有文化大革命嗎？我回顧這段歷史，心情是複雜的，在錯誤與正確中，在險惡與良善中，如何取捨？年輕的父親選擇在其中嘗試盡己之力毋枉毋縱。其實他不知道，如此他不合適升任高級的位置，因為情治系統中爾虞我詐與寧錯勿縱是常態，一個主管心地善良，可以被適當地運用，但是不能是主流派系。
父親說：「我在情報圈中幾十年來，沒有立過什麼叫人欽佩的大功。但我立了一些小德，堪以自慰。我辦這幾件可以使人走上絕路的案子，一開始我就思念到過去許多恩人是怎樣的救我助我的畫面，以及我在情報局看守所內所見所聞的審訊官員對待疑犯那種野蠻不人道的可惡行為，一起湧上心頭。因此我能夠在責任和慈悲感之間建立了我自己的中性心態。和平、客觀、耐性、仔細、認真，最後不少案子得以圓滿收場，人己兩得，我心堪慰。記之以策勉後人。」父親之後幾十年一直沒有被調整到應有的職務與階級，他也因為長期沒有受到肯定而非常沮喪。看了父親的回憶錄，我才重新認識父親，肯定父親，我認為這是我們楊家很重要的一件事，對父親一生糾纏不清的功過，給予正確的評價。父親是一個品格高尚、正直善良、勇於任事的人，雖然他有軟弱的一面，以及缺乏認識與處理複雜政治脈絡的智慧，但是他是一個儘量減少無辜者冤屈的情治人員，也是一個最好的父親。
父親生前決定寫他的回憶錄，從1988年起到2004年，由妹妹、弟弟幫父親錄音，打字，當時母親已經於1994年過世，我則在1990年回到台灣工作。父親回憶錄只寫到1968年左右，其中原因有些複雜。自2004年起，父親回顧他在情報單位服務的歲月，在1960年代進入一個相當困阨的階段，由於難以克服那樣心理上的障礙而停筆。至於是何種的處境和心境，使得父親無法繼續敘述下去？我們做子女的是不清楚的，是父親個人的因素，還是機關里的問題，還是都有？我一直沒有追問父親，妹妹、弟弟和我各自有些揣測，但是我們決定不要放進父親的回憶錄里。
1990年，我離開美國，返回台灣，經過二十七年，我開始真正認識人生。如果我知道今天的結果，如果我體認我的父親母親當年是多麼地希望我留在美國，如果我知道我這二十多年來的所努力大多數沒有意義，我不會離開我在美國的父親母親和妹妹弟弟們。這麼多年以後，我才認識到，國家與民族，是一個我不能承受的重量。可是，我今天能夠這麼說，也因為恰恰是我走過了過去的二十幾年，如果我沒有經過這樣子曲折的過程，我不會這麼清楚與深刻地認識到人世間最重要的是家人，不是國家。沒有良好的家庭，怎麼會有健康的個人與社會？更不可能有偉大寬容的民族主義。如果我能回頭，我一生的重心會放在陪伴父母，用心經營家庭，培育出有快樂性情的兒女。但是，如今這一切都過往了。
回顧我的生命歷程，我會告訴我親愛的爸爸媽媽，我應該留在你們身邊，不論你們在那裏，在台灣，在美國，甚至在中國，我們都不應該分離，因為我們屬於彼此，我們就像一株樹，根莖連結，不可分割，父母就是我們的家鄉，而我們，也是父母的家鄉。遠離家園，這個接近殘忍、可怕的決定，卻是近世上千萬華人的願望。可是，最終我們還是發現，我們不可能完全擺脫我們的過去。我們在離散漂流中、在尋找自由中、在依附可以生存的土地中，仍舊一直回頭頻頻看着遠遠的家鄉，那個曾經烽火連天的家鄉、大批大批死去了連姓名和臉孔都不知道的親人同胞的家鄉、現在仍舊在彼此紛爭的家鄉，一個……幾乎無望的家鄉。
在父親過世前幾年，我休假從台北回到美國，在北加州（California）佛里曼市（Freeman）的老人公寓裏陪伴記憶嚴重衰退的父親，我才發現父親有多麼地勇敢，媽媽過世多年，曾經風光的父親一個人住在小小的一房一廳里，因為無聊寂寞，塞滿了各式各樣的二手市場買來的擺設，父親居然活了那麼多年而從未抱怨。我親愛的妹妹、弟弟一直以最大的愛心照顧父親，回顧這樣子的一個情境，總是讓我熱淚盈眶。父親過世以後，我發覺加州佛里曼才是我夢裏的家鄉，我不太敢再回去，看見我們楊家曾經千里跋涉到美國落戶的老舊房子、街道、加油站、餐廳、棕櫚樹、高速公路、父親的老人公寓和他最後日子的復健中心，我的心裏就立即湧現出當年和父母家人一起生活的光景。每次我回美國，看見妹妹、弟弟和他們的家人，就感覺到父親母親還有我們親愛的中年過世的大妹就在我們身邊，於是我們楊家就這樣地團圓了。
我們家人雖然散居大陸、台灣、美國，有着不同的時代經歷，但是最終，我們認識到家族永遠是我們生活與生命的根。我感謝父親在世時的老友對父親的幫助，我們雨聲國民小學的校長、老師、學長、同學、學弟妹們，還有許許多多過去軍統局、保密局、情報局父親的長官和同事們，尤其是戴笠先生，他是我們精神上永遠的大家長。我們的上一代在蔣中正委員長的領導下為我們的國家民族付出了生命和巨大的心力，他們曾經犯過嚴重的錯誤，失去了整個中國，可是最後，我們堅持下來，在台灣保留住中華民國與中國文化的根基。我們的上一代的堅決與勇敢，不是我們這一代可以企及的。在回顧父親的一生時，我確信我們孩子們以父親為榮，也為做為軍統局的子弟為榮，我們共同走過風雨飄搖與風雨同舟的時代，今後我們還是要繼續航向與探索我們的未來，我們仍然堅持我們抗日戰爭時期與台灣建設時期統一與復國的精神，我們決不放棄我們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