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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思堯的火紅人生:抗爭在故我在

一名光頭白須的老人穿着火紅的無袖背心,獨個站在法庭中庭位置,辯方席間沒有律師。

「法官閣下,我系故意侮辱國旗嘅,我唔認罪。」古思堯用他粗糙的聲音說,患了第四期腸癌肝癌的他經過電療後,頭上已幾乎沒有頭髮,體重也下降了近七公斤,但瘦削且充滿青筋的手仍直直地放在兩側。當主任裁判官詢問需要多少天審訊時,古思堯說:「根據我坐監十次、八次經驗,呢類型案件好快審完,我都唔想浪費證人、律師時間。」庭內律師們偷笑起來。

因去年七月聲援黎智英等人時倒轉舉起塗滿示威字眼的國旗,古思堯昨(28日)被判「侮辱國旗罪」罪名成立,酌情減刑一個月後,判監四個月,即時入獄。古聞言大喊「結束一黨專政,打倒共產黨」,旁聽人士隨即和應「撐住,阿古」。裁判官休庭前向古思堯表示,獄中的治療不會比醫院遜色,並稱「本席希望你早日康復」。

古思堯去年中患癌,接受電療後,精神不算好。儘管每天都有人勤他退下來休息,但即使在「保釣行動」黃金時代已過、身體不再年輕、泛民路線不再受年輕人支持的今日,每當問他可會後悔投身社運時,阿古總是堅定地否認:「抗爭系我生命嘅重中之重,有抗爭嘅地方就有我,所以我才會留在香港。」

作為上一代首批投身香港社運的抗爭者,現年71歲的古思堯從左派熱血青年,到與日本妹拍拖的風騷民族舞老師,再成為了今天癌症末期還被判入冊的白髮老人,到底抗爭對他而言,還有什麼意義?

古思堯獨坐在荔枝角工廠大廈凌亂的家中。

從保釣勇士到奇怪反共伯伯

上庭前三日,阿古獨自坐在荔枝角工廠大廈凌亂的家中,天花板的兩盞燈都燒了,黑暗中他在微弱的黃光小燈前用放大鏡讀報,家中電視機正播放着共產黨政治歷史歌舞片《東方紅》,畫面中的勞動人民整齊劃一地做出耕田舞步,為共產主義而歡笑高歌。

「我對共產黨雖然恨之入骨,但佢啲舞蹈仲系值得欣賞嘅。」阿古解釋。

古思堯的居所,前身是青山道釣魚台行動委員總部。原為「保釣」物資負責人的他當時搬到總部居住,一住就住了二十年。曾經保釣運動是中港台最「主流」的抗爭運動,不論權貴、平民、左右派人士都紛紛捐錢贊助保釣運動的支出,其中香港保釣人士陳毓祥更於1996年於釣魚台海域跳海示威後遇溺身亡,激發新一波保釣風潮,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就是在同年成立。

2012年,古思堯乘「啟豐二號」釣魚船成功突破日本海上保安廳登上釣魚台,及後被日本當局拘捕。當時連 中共外交部副部長都出手,向日方緊急提出交涉,要求日方確保14位中國公民安全並立即無條件放人,日本政府最終在兩日後決定釋放及強制遣返登島人士。

古思堯等人「凱旋迴歸」,在機場受到支持者熱烈歡迎,紛紛上前獻花及戴花環。他在直播期間向同行人爆出的一句「企開啲啦,屌你老母」,更令該片段不足一周便有30萬點擊率。問起他知不知自己最為人熟悉的金句是什麼,他笑笑,解釋指自己平時不說粗口,但當時有個他討厭很久的人站在後面,才藉機發泄一下。「其實佢企得唔前。」阿古大方承認。

現在近200呎的房間除了阿古一人之外,只剩下一箱又一箱細心地過了膠的剪報、街站道具及釣魚船模型。

「有紀念價值,唔捨得扔啊。」阿古若有所思地說。

時至今日,對許多年輕一輩而言,古思堯可能就是一個社運常見的奇怪反共伯伯。訪問期間,記者也遇上不少難分真與假的時刻,例如古思堯不時說中國國安聯絡他,叫他代國安向傳媒發通知;又指自己多年來保持身體健康的秘訣,是飲尿;上庭當日,更有一封裝滿法輪功剪報的信寄到法庭,收件人是古思堯,法官無奈地吩咐法庭按程序備份,再轉交給阿古,引起庭內律師們再次偷笑。

古思堯的「奇怪」,也包括癌症末期仍堅持高呼反共口號、倒轉國旗並故意向記者展示拍照,致罪名成立,一切都令人感慨同時又摸不著頭腦。

花在《毛語錄》的青春

由2020年8月開始,《立場》記者三次訪問古思堯。12月那次訪問不久後,「啟豐二號」因沒有資金維修,正式宣佈即將拆卸。拆卸之前,阿古最後一次走上已嚴重生鏽的「啟豐二號」,笑笑地指著船上的這張床、那間房,回憶十年前的風光日子。

去年7月,他因聲援黎智英燒國旗被控「侮辱國旗罪」,9月底他再因被指2019年10月5日參與「非法集結」而跟黃之鋒一同被捕。總是炫耀將會第十次坐監的他,上庭前數日又製作大字報罵中共,好像執意要犯一犯新出爐的《國安法》一樣。他常對記者說,「抗爭必然要坐監,要有衝擊力、爆炸力、震撼力!」

這樣反共的阿古,50多年前卻是個左派幹部。中山出生的古思堯,於五兄弟姊妹中排第三,父母都是教師,後來父親被批鬥為右派份子遭槍斃,母親於是把子女一個一個送到居於澳門的親戚家裏。自小在左派學校讀書的阿古,升中時成為了造船學徒,因而加入了工聯會的造船工會。工會要求成員上「政治學習班」,他至今仍記得政治班的內容,「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政治理論、國際形勢…」阿古念念有詞地數著。

阿古加入工會第二年就參加工會選舉,成功當選為宣傳幹事。於是,一般年輕人都在青春時談戀愛,他卻把青春花在每天穿中山裝,胸口掛上毛澤東襟章及紅圍巾,手中拿着《毛語錄》,逐家逐戶找工友和市民宣傳共產黨。

年輕時血氣方剛,不時批鬥其他工會成員是「台灣特務」、「階級敵人」,古思堯之後也積極參與左派的「123行動」,因反對澳葡、港英政府而衝擊市政廳。時為1966年。「當時除咗造船,其餘所有時間都系去參與左派活動。我哋會成日去南京、毛澤東故鄉觀摩,睇又睇最好,食又食最好,覺得中國共產黨一定系最偉大、最無私,系人類希望,所以跟黨走系冇錯嘅。好想做一個要求自己跟足共產黨要求嘅人,????時日子都系咁過㗎啦。」

即使長大後知道親生父親被共產黨槍斃,古思堯對黨的信心也絲亳不動搖,「只覺得佢系死有餘辜。」

年輕忠心的阿古本來前途無可限量,但在一次工聯會書記選舉中,他卻發現工會原來一早內定人選,於是便與領導層發生衝突。自此,工聯會就在澳門排擠他,所有船廠都不請他工作,古思堯決定離開成長之地,到以往最痛恨的英屬香港尋找出路。

他自言,雖然發現香港不似共產黨說的那麼差,船廠更不似澳門的一樣用人唯親,空氣更自由,機會更多,但他從頭到尾也只覺得香港是個「賺錢的好地方」。阿古緩緩地數出一堆豪華郵輪名字,數著船上的不同遊戲和設施,數著大洋船環遊世界經過的國家—也說着他以往從未想像過、70年代的香港資本主義面貌。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立場新聞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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