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敵人的仁慈，便是對人民的殘忍。」用這種理論教育的革命人，把殺人視為對革命的貢獻。當局獎勵草菅人命的人，所以前面談到的那個射殺青年農民致殘的士兵入黨提幹了。入黨提干者退伍後繼續當官，此人只因開了這一槍終生受益。
沙洋二農場的禁閉也厲害，前面提到的武大學生王健君，身體很棒，在裏面關了兩個月，放風出小號子，扶着牆才能邁步。因此同時被關的石宏謀（此人是某縣幹部，父母皆北大畢業的地下黨員，烈士）嘲笑他「紙老虎」。
我，《楚辭新譯新解——偉大史詩》的作者，保證我的講述真實。我敢斷言，勞改隊禁閉室關死的，比經法院判處的死囚多，多許多。不過這無案可查，因為責任人對社會、對歷史、對死者親屬的交代，一定是「病故」。
我在高中時，讀捷克共產黨人尤里斯·伏契克的《絞繩套在脖上的報告》，講納粹德國怎樣關押他們，其情況遠比中國勞改隊好。納粹折磨犯人，為的是獲取情報，不是為了改造人，所以折磨不是制度性的，經常性的。納粹判刑，必經法院，如果證據不足，象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第三際的領導人季米特洛夫，也無罪釋放。我，我們這些勞教的右派學生，誰經過了法律審判呢？誰握有秘密情報呢？所以對我們的折磨、改造，毫無理由。難怪八十年代中國報刊上出現一個新名詞：「超級法西斯」，它指的就是那些關死人、捆死人，胡亂開槍射殺人的人。我寫這些文字的時候，這些人多數見馬克思去了。我相信馬克思也不會原諒他們。
四、我成了叛國犯，父親成了替罪羊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我與同學黃印丁結伴逃至北京，於南斯拉夫大使館門前被捕。
「學生要求出國政治避難，建國後第一案例」，這是方振基向我轉述的話。方是華中工學院右派學生，他逃到北京最高法院控訴，上文是高法接待他的談話。談話認為公安鋼鐵廠的管教「有問題」，因此才有學生來告狀，才有學生要出國。因為學生要求出國政治避難是首例案件，所以驚動了最高法院。也許是最高司法當局的過問，北京預審我們的結論是「行政拘留15天」，不視為犯罪。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反右傾，於是「行政拘留」案子地方重新問罪。一九六〇年一次「宣判大會」，被判的不下四十餘人，其中有例「背叛祖國案」曰：
查黃印丁、張維新，原系中南財院極右分子……投入勞教後……竟於一九五八年×月×日結伴潛逃至北京南斯拉夫大使館，企圖「申請政治避難」，出國後要舉行記者招待會，並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控訴「中國」侵犯人權。企圖在國際上掀起反共反華高潮……不懲不足以平民憤。
判決書不過三百字，所以至今仍記得其要點。我們要控訴中國侵犯人權，必然引起革命人的「民憤」，要平他們「民憤」，非殺人不可。但是沒有殺我們，我被判刑六年，黃八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例學生叛國案的判決單位是誰？黃石市鐵山鎮礦區人民法院，一個沒有刑事判決權的派出機構。審判員程忠漢，轉業軍人。一九七九年我們到黃石中級法院要求平反時，此人榮任中院刑事審判庭庭長。
判刑後我被調到公安鋼鐵廠裕華寺採礦區勞改。我到礦區，十幾天內礦里一死一傷。我怎能安全渡過六年？於是我決定抗拒勞動。繩捆、腳鐐、手銬不能迫使我下礦井。我準備讓他們槍斃，槍斃了有案可查，來日世道清明，武漢的大右派也許有人過問，平反、撫恤我的親人。
相持半個月，厂部管教股馬乾事，不遠百里來礦區與我談話——
「你的《上訴書》我扣了，有什麼用！刑是縣委五人小組判的，法院只掛個名，蓋個章。你上半生完了，下半生是我給的。管教科討論你們的案子，有人主張槍斃，我提了一句：『北京結論是行政拘留』。不好下手，於是改判李善雲死刑」。可是，奇怪！此案沒有從犯，沒有被組織者。
馬乾事為什麼救我們？原來他是中南政法學院畢業的。該院1958年與財院合併為湖北大學。出於校友情他一言救兩命，不過苦了李善雲。
馬乾事答應有機會把我調出公安鋼鐵廠。1960年我被調往武漢市新生耐火材料廠。我逃脫了死神，我的父親不能逃脫。父親是「工商業者兼地主」，幾次運動過來，他被改造，剝奪得一無所有，剩下幾件值錢的家俱，為支持兒子上大學都變賣了。他把餘生的全部希望寄托在獨子身上，眼看我大學畢業了，將如願以償了，忽然晴天霹靂，來了反右派運動。一九五七年暑假，父親焦急盼望我回家報告平安。我已被打成右派，不敢面對父親。他見我的同學黃朝玉從武漢回來，便問：「我的維新沒問題吧？」黃答「您老要好好幫助他。」父親明白了，飯碗從手中落地，半響不語。父親年輕時當過紅軍，親睹共產黨「肅反」厲害。他不久染病，一九六〇年去世，終年49歲。
黃朝玉後來任貴州省人民銀行行長，他幾次向我道歉。可是我的事黃不講也不能瞞住我父親。黃朝玉，該道歉的不是你，是那些一貫偉大、英明、正確的人。一九七〇年我從勞改隊釋放回故鄉，首務是上父親的墳。我不由自主地跪下：「不孝兒有罪！」可是誰會向我請罪，誰會向我們五十五萬人請罪？
五、索賠
苦難的中國，經歷反右、三年「自然災害」、十年「空前浩劫」、「改革開放」，終於進入了二十一世紀。雖然中國仍高喊「堅持」，卻也接受了西方的人權概念。大氣候稍變，高壓下倖存的右派，在反右五十周年前夕，紛紛一致索賠。索賠是法律問題，可是法院仍在「黨的領導下」，怎能管領導？於是大家改向人大、政協呈情。我，武漢知名右派，不能置身事外，下面是我的索賠書——
尊敬的代表、委員：
您們好！我國提醒日本正視歷史，同理，自己也要正視歷史。毛主席馬上得天下，繼之以馬上治天下。他以階級鬥爭為綱、以運動治國，先後親自發動了土改、鎮反、肅反、反胡風、反右派和登峰造極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這些運動周期性地把中國推入恐怖與悲慟。其中反右派運動，整的是幹部、教師、學生、醫生，因此是反知識的運動。這運動以「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定罪，因此它是反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運動，今日只有正確地為反右運動定性，中國才可能走出那個反常的時代，避免重蹈歷史覆轍。
…………
中華文化鼓勵改惡從善。曰：「吾日三省」，「執政黨」更應三省。又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倘若過而不改，則罪莫大焉。我仍然相信，中國人雖經過半個世紀的「思想改造」，改惡之心不滅，從善之人性猶存。因此，我，我們，五十五萬的倖存者，中國的知識精英正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