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四清社教運動中，山西臨猗縣抓出了一個大典型，一個飼養員，他叫王傳河。他餵牲口餵得好，官方宣傳他精心餵養，牲口滾瓜溜圓。他一心為集體，把自家房子當了馬房等等。
要說餵牲口，縣裏那時也不是數他好。但其他人不會宣講，當典型，要會講話，一般農民沒個見識，人一多，就不會講話了。王傳河閱歷廣，知道需要說什麼，應該說什麼。那時都講學習毛主席著作，用毛澤東思想指導幹什麼。王傳河當然說自己是用毛澤東思想指導餵牲口。他會說，講壇一站幾個小時不斷頭，很快，王傳河就成了學習毛著的英模代表。《山西日報》多次報道他的先進事跡，各種代表會議，王傳河出頭露臉。在山西，他當然比不上陳永貴、申紀蘭等人，可在晉南，他的名字也是叫很響的。
「文革」中毛澤東號召向各級走資派奪權，臨猗縣也組成了奪權指揮部，奪了縣委縣政府的權。新生的革命委員會成立，組織領導班子，王傳河就成為農民代表，進了領導班子。他是縣革委副主任，農代會主席。
這個時候，有一派群眾翻出王傳河的歷史問題——抗戰期間他在中條山當過土匪。土匪打家劫舍，流竄作案，當地老百姓非常憎恨。王傳河的土匪歷史被抖落出來，當然很不光彩。按照當時審乾的標準，這樣的人當然沒有條件進班子，做領導。但是，當時的地區縣裏主政人不這麼看。作為農民代表，王傳河有一定號召力。王傳河既然已經效忠新班子，為我所用，地區和縣裏就千方百計遮掩王傳河的過去，把歷史問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承認也罷，為當土匪辯解也罷，反正是要說明，王傳河沒有問題。
王傳河的幸運，非常發人深思。這突出表現在，只要為我所用，歷史問題，現實問題，都不是問題。權力會動用力量，強力包容王傳河，強力為王傳河洗雪，把王傳河打扮成一個乾乾淨淨潔白無瑕的好人。當然，有一些小瑕疵，也會以瑕不掩瑜為由繼續為王傳河喝彩。
政治正確和個人品質，有聯繫也有區別。品德當然會影響政治抉擇，但是一旦政治抉擇方向明確，不論哪一面大旗之下，還是喜歡召喚品德高尚志向高潔的人士。相形之下，政治正確可以燦爛耀眼於一時，倒是個人品質更恆久更可靠一些。國共內戰時期，儘管雙方政治訴求不同，雙方的隊伍里，都不乏光明磊落忠心耿耿的志士。倒是那些反覆無常，頻繁投機，不斷倒戈反水，一生反覆轉向似乎負負得正的人，很為人們鄙視。他們反覆改換面孔，也說明了當時的「政治正確」是非常靠不住的。
在以往的政治運動中，我們曾經多次批判過道德的「抽象繼承論」。事後倒是越來越多的人們明白了，道德確有它超越時代，超越階級，超越黨派的屬性。道德的核心是善惡。不論哪個時代，總歸還是忠誠、厚道、崇高、勇敢、克己、仁愛、勤勞、節儉、禮貌、謙遜、悲憫、同情、貞潔、自省等高尚品行為人們所推崇，而投機攀附，蠅營狗苟，奸詐怯懦，脅肩諂笑，巧言令色，吹牛撒謊，總歸為人所不齒。休謨說：德性的本性，「它是心靈的一種令每一個考慮和靜觀它的人感到愉快和稱許的品質。」如果分明眾人冷眼相向，偏偏硬要說自己光榮美麗，這個，距離道德的普適性已經很遠了。
一個人只要心裏潛伏着噁心惡行，總會有一個時間引爆，從而導致冠冕堂皇的「政治正確」成為笑柄。王傳河的土匪歷史，上級死保住了。不久後大規模武鬥爆發，晉南地區組織了跨區域的武鬥隊伍，圍剿另一派群眾。王傳河擔任了「晉南八縣武裝捍衛紅色政權司令部」總司令。圍剿、拷打這些場面，他並不陌生。暴力血腥，好勇鬥狠種種匪氣又一次沾上了他，終於毀了他。這一支武鬥隊伍打打殺殺，製造多起血案。「文革」結束以後追查，這當然是王傳河人生履歷的又一大污點。從此他蝸居鄉下，再沒被任用。
王傳河晚年，在鄉村鬱鬱而終。他的經歷，令人嘆息，也令人引以為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