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工商業者的社會主義改造在1956年達到高潮，全國各地方基本上達到全行業公私合營，工商業者「敲鑼打鼓地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這些工商業者在公私合營過程中，通過當局組織的清產核資、「贖買」等手段，將自己多年經營的企業、商店交給了「公家」，自己則按照核資後資本額度領取五厘的利息，當然，自己也由企業的經營者變為員工。
對於這些身份轉變了的工商業者，在公私合營後的處境，筆者在《見過各種證件的你未必見過這種：〈請長假證〉》中曾經提到過，當局有「過河拆橋」的嫌疑，他們雖然成為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但在以階級成份來區別敵我陣營的時代，擁有過「資本家」稱號的這些人還是被另眼看待的，遭受到各種不公。以下是一個曾經在縣城開過百貨鋪的小老闆在公私合營後的經歷，材料來自於他於1974年給組織上寫的申訴信：
【安陽地委統戰部負責同志：
我叫李道生，中農出身，商人成份，家住河南省長垣縣苗後公社南嶽集大隊小街村，1954年我和愛人在縣城內南街開辦百貨鋪，1955年12月間，集體過渡到城關供銷社合作社，1956年7月份集體又都轉到百貨公社，我被分配到文具門市部（證明人王貴成），當營業員、採購員，到1958年長垣縣財貿部（部長程子玉）實行了一個三社合一的政策，把我們這些過渡商人分作三類，一類仍留在國營工作，一類放在公社（當時叫做公社商業部），待遇是記工分加補助，一類下放回家參加農業勞動，當時只說是公社化啦，是共產主義啦，回去享幸福吧（58年8月20號在南街招待所樓上開的會，主持開會的有城關公社書記趙潤芝，財貿書記趙凌濤）。下放走時，下放費分文沒給，我就是這第三類走的，當時誰也不敢多言，空手而歸，當時我還年輕，隨時我又到長垣縣修配廠謀了一個工作，也算是有個飯吃的地方啦，一切也不再提了。到1962年劉少奇大砍工業時，我又被下放了，又是分文沒給（證明人李印修）。從這以後，我也是沒有別的辦法啦，在家務農到現在，如今我的資金116元仍然在長垣縣百貨公司，從62年以後我也沒有使過定息，以上事實就是這樣。
1973年我曾寫文件到縣人民來訪接待室，進行訪問，當時見了崔金元同志，他說：資金可以使利息，下放費可以補發，以後我們研究研究給你補發，到現在沒有人過問。1974年7月15日我又到縣人民來訪接待室，找到一個陳同志，他說你這屬於資本家那一類，下放你總是你有錯誤，說到這裏我看他很不講理，我一氣就走了。
我還記得過去我們在工商聯學習時，上級不止一次的講過，「對工商界是顧一頭一邊倒，包起來，包到底」的政策，我走時並沒有犯錯誤，是無故下放我的，上級可以了解，如果我說的是瞎話，可以請上級治罪，現在我已將年邁六十歲了，年老體弱，和一個老伴生活很成問題，我要求上級領導給我落實一下毛主席的政策，我要求復職，在晚年請上級給我一碗飯吃。
呈請人李道生3.16號】
小老闆李道生的遭遇如他的申訴信所說，經過公私合營和兩次下放之後，自己經營的小商店沒有了，當初合營時期所核算出來的資金沒有了，連少的可憐的定息在下放之後也沒有了，也就是說經過了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他一無所有了，原本已經經過自己的努力奮鬥到城裏，又因自己的身份回到了農村。
李道生在最後一段提到「對工商界是顧一頭一邊倒，包起來，包到底」的政策，是六十年代初期當局對工商業者的一個政策，當時在三年災害已經發生的情況下，為了穩定住工商業者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提出只要工商業者顧國家利益、人民利益這一頭，倒向社會主義這一邊，一心一意跟黨走，同共產黨合作，他們不論老、病或有其他困難，國家都負責到底，包到底。這樣言之鑿鑿的話語，對於李道生來說只是學習中聽聽，他的遭遇已經說明了一切。
當然，李道生這樣的遭遇並不能夠代表全部工商業者的情況，或許他是個特例，但從整個這個群體以後的遭遇來看，李道生只不過比大多數人先行了一步，就領取定息而言，1966年文革爆發以後，所有的定息都被取消，而文革中有不少戴着「資本家」帽子的工商業者被驅逐出城市，趕到農村。
信訪辦公室的陳同志說「你這屬於資本家那一類，下放你總是你有錯誤」，這句話說明了，工商業者的人生早就被身份定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