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本文為《巨人：美國帝國如何崛起，未來能否避免衰落？》作者尼爾．弗格森在今年為台灣讀者寫的序，原標題為〈寫於二○二○：台灣版作者序〉）
《巨人》出版至今已超過十六個年頭。前幾天人在紐約的編輯提醒我，我原來曾想把書名取作「盲眼巨人」。在當年，仍有人對美國佔領阿富汗與伊拉克抱持相當樂觀的態度，因此他認為取這書名太過負面。他當時甚至說服我，把副書名從我想要的「美國如何帝國崛起，未來能否避免衰落」改為更無害的「美利堅帝國的代價」。等到平裝版付梓時，他卻開始與其他許多人一道，轉而認同我的看法了。
我提起這段往事是為了提醒人們，本書絕非支持新保守主義的美國強權，儘管很多人如此認為。寫作本書時，我才剛到美國不久，還不知道在出版品里大用諷刺的危險。我在二○○三年四月的《紐約時報》上寫道：「我先從實招來。我就是這幫新帝國主義者的死忠成員。」這句話常被沉迷社群媒體而無法讀完整篇文章（更別說讀完整本書）的人拿來攻擊我。我真正想說的是以下內容：
若把維多利亞時代帝國主義者支持的政策「綜合」起來，看起來就宛如出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甚至是世界銀行）的報告：提倡自由貿易、平衡預算、健全貨幣、普通法、廉潔的行政管理與由國際貸款資助的基礎建設投資。這些正好都是伊拉克如今需要的。如果聽起來可怕的「美利堅帝國」能實現這些，那麼我全力支持。問題在於，美國是否具有一項至關重要的特質：耐力。假若沒有這個特質，整個帝國計劃註定毀滅。我在美國待的時間越長，對此就越不敢肯定。
這就是《巨人》書中論點的初次登場。我認為美國欠缺在阿富汗與伊拉克成功實現其「國家重建」所需的持久力（儘管我也曾在《帝國》一書談論大英帝國歷史時於結論暗示過）。在我看來，美國受三個結構性不足所苦，而它們一起毀滅了在伊拉克的嘗試。首先是人力不足：不同於一六一○年代到一九五○年代的英國人，美國人無意離開家園，定居在炎熱、貧窮又危險的國家。其次是財政不足：在一九九八至二○○一年短暫的平衡預算之後，美國很明顯地正邁向赤字日益擴大與無可避免的聯邦債務增加。第三是注意力不足。韓戰與越戰已證明了美國選民對海外戰爭的支持只能維持短短几年。
我想，時間已證明我的論點是正確的。誠如我在本書結論所預見，阿富汗與伊拉克今天看起來一點都不像是小布希政府試圖出口的自由民主模式。伊朗與北韓這兩位小布希口中「邪惡軸心」的其他成員，還是與過去一樣危險。古巴仍然是獨裁政權，而利比亞與敘利亞在試圖推翻國內暴君的過程中陷入內戰。
此外，我也認為比起通貨膨脹，美國更可能走向通貨緊縮，就像在十九世紀末那樣，「通縮失敗者很可能轉向激進的政治形式，藉以表達其不滿情緒」。所謂更激進的政治形式就是指民粹主義與社會主義，而那很可能導致對全球化的全面反撲。我也正確地指出，為何在這種狀況下（包括歷任總統都傾向讓「跨部會競爭來決定政策」）不可能透過什麼連貫一致的策略來當世界警察。事實證明這項分析完全正確：
美國政府發言人堅稱只要美國能在伊拉克建立民主政府，美國人便「一天也不會多待」（而且美國很明顯真的是如此盤算）。這就是在無意間妨礙了當地人民與美國當局合作。當地人不會有信心支持美國政策，因為美國人一旦撤離，自己便可能被其他人指控「與美國人勾結」。
再進一步看，我推測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未來可能會「迎來『無極』世界，一個沒有任何帝國足以佔據支配地位的世界」。（後人常把這項觀念稱之為G零〔G-zero〕，以相對於G7或G20。）
《巨人》的一項核心主張，便是力量來自內在。帝國衰落並非來自某些具威脅性的對手崛起，而是源於內部衰敗。這個概念也出現在我後來出版的專書里，特別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4個黑盒子》。我至今仍如此深信。自《巨人》出版以來，兩位人格特質截然相反的總統都試圖讓美軍擺脫小布希當初入侵的國家。歐巴馬從伊拉克撤軍；川普則打算與阿富汗的塔利班談判。
這兩個例子都證明了退場戰略總是「說比做簡單」。歐巴馬總統明確宣佈放棄扮演世界警察，川普總統則予人不把盟友放在眼裏的印象。但無論是哪位總統，要拋棄從前朝繼承的全球責任出乎意料地困難。時至二○一九年底，仍約有二十萬美軍部署在海外，部分駐紮在阿富汗、伊拉克、索馬利亞與敘利亞等人們熟悉的不安定地區（也是穆斯林世界的戰場）；其他則駐紮在德國、南韓與日本等地，他們自一九四○年代末、五○年代初以來就一直駐紮在那裏。另外還有人駐紮在尼日、查德與馬利等新興衝突之地。
如今早就已經沒有人在談「全球反恐戰爭」，但事實上聖戰組織在世界各地依舊活躍，而且美軍士兵也還在持續與他們交戰。在某種程度上，歐巴馬與川普的多數支持者似乎都沒看見兩人其實都延續了小布希政府最重要的後九一一戰略：在海外打擊聖戰份子，因為他們都相信在這麼做能降低在國內打擊聖戰份子的需要。
然而，我在《巨人》與後續著作中指出的內部衰弱仍持續飛躍般地進展。例如美國的公共財政在接連回應全球金融危機與全球疫情大流行後更加惡化；而在很多其他面向上，從白人戰後嬰兒潮世代預期壽命到青少年受教育程度，美國的大衰退仍在上演。與此同時，誠如我在《廣場與塔樓》中所說，網際網路平台的崛起，讓公共領域陷入嚴重分裂與功能失調，假新聞與極端觀點泛濫成災。
自二○○四年以來，世界上最大的地緣政治變化無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崛起。中國不僅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正加速迎頭趕上美國），也是與美國競爭的超級大國。我在出版《巨人》的三年後，首次寫下一篇文章來談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與我共同創造的「中美國」（Chimerica）一詞—也就是我最早曾在《巨人》第八章寫到的中國與美國經濟體的奇特融合（「亞洲儲蓄者與美國消費者之間的共生關係」）。我們向來主張「中美國」是無法長久的痴心妄想，這點也已經被歷史證明。在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其根源是美國經常帳赤字的中國資金），中美關係迅速惡化，惡化到人人都在談「新冷戰」（編按：又稱第二次冷戰，冷戰2.0）的地步。
「我們已走到冷戰的山腳邊。」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二○一九年十一月北京的「彭博創新經濟論壇」接受我訪問時這麼說。這番話並沒有太令我吃驚。因為打從那年年初起，我就已清楚看見美國與中國之間正上演一場新冷戰。二○一八年初始於關稅與智慧財產盜竊的貿易戰，到了年底已演變成一場與中國華為公司爭奪5G網路全球主導地位的科技戰。美、中之間已化為一種意識形態上的對抗，以回應北京當局對待新疆維吾爾少數民族與香港民主派示威人士的做法；美、中之間長年針對台灣與南海的摩擦也與日俱增。
儘管如此，要讓季辛吉（而不是別人）承認我們正處於新冷戰的起點，其實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自一九七一年首次密訪北京以來，季辛吉一直是中、美交往政策背後的操刀者；長達四十五年以來，中、美交往政策都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主旋律。這件事根本改變了冷戰中期的權力平衡，把蘇聯推向劣勢。它同時也為歷史上規模最大、發展最快的中國工業革命，創造了地緣政治條件。這件事也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導致了「中美國」的誕生。
（下）
北京與華府的關係怎會惡化得如此迅速，以至於現在連季辛吉都大談冷戰？一種常見的答案指出，川普總統像顆大鐵球一樣撞向「自由國際秩序」，因此新冷戰不過是「美國優先」策略的不幸後果之一。但這觀點太看重美國外交政策在二○一六年後的轉變，忽視了自二○一二年習近平就任中共總書記後中國外交政策發生的改變。未來的史學家都將發現，中美國的衰亡始於某位新任 中共領導人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認定不再有必要遵守鄧小平著名的韜光養晦原則，去隱藏中國的野心。
美國中部地區的選民會在二○一六年投票支持川普，有一部分正是不滿中美交往及其必然結果（全球化）的不對稱報酬。中美國的經濟利益不僅不成比例地流向中國，中美國的成本不僅不成比例地由美國勞工階級承擔，同樣一批美國人如今還看到他們用選票送進華府的歷任領導人，居然在這個新興超級大國的誕生上扮演了催生者的角色。中國成為與美國競爭全球支配地位的挑戰者，因為有着比蘇聯還強的經濟實力而更令人望而生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