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文件」
林彪不參加會議、不看報紙、不聽廣播、不接觸群眾，又很少會客，獲取信息就是靠每天上午、下午聽秘書講兩次文件，每次不超過半個小時，此外就是聽葉群給他「說事」，或者是聽兒女給他講點事情，遠遠不能兼得方方面面的信息。就是每天兩次聽文件也堅持不好，常常三天打魚，兩天曬網。
我每天都及時把收到的文件、電報、信件等進行初選、分類，然後分送給分管秘書，由他們向林彪報告。秘書也不是逢文必講，凡事必報，還要精挑細選，分析綜合，歸納整理，以便能用最簡潔的語言、最少的時間，把國內外發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報告給林彪。因為半小時實在講不了多少東西，所以不少時候，只能把需要林彪表態的中央內部傳閱件講給他聽。林彪如果出汗了，傳閱件也講不下去，不論文件上有沒有「急件」「特急件」的標籤都得等着。秘書常常上午等下午，下午等明天，明天又有新文件、新情況，於是手頭「待講件」越積越多，只好天天「擠水分」，把可講可不講，可多講可少講的文件一壓再壓，精而又精，只要聽到內勤通知「首長要聽文件」，便拿起文件夾一路小跑到林彪那裏去。
秘書給林彪講過的文件都會打一個「√」，與我收到的文件數量相比，打了「√」的文件實在是寥寥無幾。
秘書給林彪講文件需要有較強的分析綜合能力，要能從大量的、零碎的情況反映中抓住苗頭性、方向性、本質性的東西，要能用高度概括的語言報告那些重要的、複雜的事情，不能照着文件念，也不能離開文件隨意發揮，還要吐字清楚，舉止自然。秘書趙根生就因為愛皺眉頭多次被葉群批評。
林彪對怎樣講文件曾經向秘書提出過明確要求。他說：「為了節省精力，你們要側重於方向性、政治性的內容，給我講也主要講方向性、政治性的，也就是大政方針方面的、原則性的東西。少講數字、比例。這些東西是常改動、變動的，記也記不住，而方向性的東西則是管一個時期的。太專門性、太專業性的內容可大大省略。」
葉群也經常交代秘書給林彪講文件一定要「少而精」。她針對秘書「怕誤事」的心理，經常說：「天塌不下來。天塌下來有我和首長頂着呢！」久而久之，一些秘書的急性子都被磨了下來，甚至忙裡偷閒，下棋、打乒乓球、扯閒篇。
林彪之所以不親自看文件，不拿處理公文當作一回事，源於他的身體，也源於他對文件的看法。他寫的「散記」里就有這樣的話：「文件——死的，如山之多，拋到九霄雲外。人——活的，大有啟發，閒聊出火星，出燎原大火」；「文件藏頭掩尾，修飾打扮，不易看出重點、本質」，所以「勿聽演講、文件，作文，而應聊天，有一針見血（本質），開門見山之效」。
由於林彪對文件的消極態度，給葉群越俎代庖提供了便利。葉群經常對秘書說：「首長今天身體不好，有什麼事給我說說吧。」如此這般，許多本來應該由林彪當家的事情便由葉群擅自做主了，許多本來應該讓林彪了解的重要情況也被葉群「貪污」了。即便如此，葉群還命令秘書「不要從右邊往首長耳朵里吹風」，從而又使林彪喪失了許多事情的知情權。
葉群為什麼告誡秘書不要從「右邊」往林彪耳朵里吹風呢？這起源於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的一個批示。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的一段時間，林彪對文化大革命運動確實關心了一陣子。有一次，他把一份反映西安、太原等地群眾遊行中極少數人呼喊反革命口號，把毛澤東像撕碎踩在腳下的《快報》送給毛澤東。林彪寫道：「送主席閱。西北情況甚堪注意」，想以此引起毛澤東對局勢的重視，不料毛澤東批示道：「林彪同志，這是大好事。左派要準備犧牲幾千人，換取右派幾十萬。」
同一時期，周恩來也向毛澤東呈文反映，文化大革命以來許多地方黨委、政府遭衝擊，工作受到很大影響。毛澤東看後也批道：「不要如喪考妣，亂就亂他一陣子。我聽說那裏亂了，我就高興。這個亂是亂了敵人，亂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還在那裏按部就班的工作，我就不高興。」
毛澤東對林彪、周恩來呈送文件的批語都在中央內部傳閱。
毛澤東把林彪認為的壞事說成是「大好事」，把周恩來對社會動亂的擔憂說成是「如喪考妣」，引起林彪、葉群的重視。葉群從此以「不能干擾毛主席的決心和部署」為由給秘書立下規矩：少給林彪講文化大革命陰暗面的東西，更不能把反映陰暗面的文件推薦給毛澤東。從那以後，林彪就不再給毛澤東報送反映文化大革命負面消息的文件了。
宋慶齡是敢於對文化大革命說「不」的人。她曾幾次寫信給毛澤東和林彪，直陳己見，毫不掩飾對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反感。有一次，她在信中寫道：我不懂文化，說小說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塗了。一夜下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變成了走資派、反黨集團、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批判揭發劉少奇，我不會做的。少奇主席在黨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會是叛徒、內奸？我不相信，一個叛徒內奸當了七年的國家主席？現在憲法還有效嗎？怎麼可以亂抓人、亂鬥人、逼死人？這種無法無天的情況、自己傷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們的優秀幹部從與國民黨的戰鬥中走過來，卻死在自己的隊伍中，這是什麼原因？
宋慶齡的聲音，秘書認為應該讓林彪聽到，卻被葉群阻攔。她教訓秘書說：「宋慶齡是什麼人？她說什麼都可以，可你們的腦子就不能是大鏡面、大漏斗，來什麼報什麼。你們要做過濾器、加工機，要過濾，要加工。哪些該給首長講，哪些不該講，要心裏有數。你們不能從右邊往首長耳朵里吹風，不能讓首長犯右的錯誤。」就這樣，宋慶齡對憲法的呼喚被葉群這個「過濾器」過濾掉了。
那些年，中央專案林立，各專案組時常向中央報告一些審查對象的情況，如彭德懷、賀龍等在監管中的情況和訴求，劉少奇絕食、強迫鼻飼、冤死開封，鄧小平在江西給毛澤東和黨中央寫信要求工作等，葉群都不准向林彪報告。她說：「這些事情有人操心，你們告訴我知道就行了。」致使林彪不能及時了解許多老幹部慘遭迫害的真實情況。
林彪與葉群
林彪與葉群之間的關係用林彪給葉群的一幅題詞概括也許是恰當的，那就是1970年初林彪寫給葉群的條幅：「發不同青心同熱，生不同衾死同穴」。後來，林彪又把後一句改為「生少同衾死同穴」。在這幅題詞中，林彪稱葉群為「愛妻」。這是在林彪寫給葉群的諸多題詞中第一次使用「愛妻」這個詞。
葉群對林彪這個題詞甚為珍視，叫人裝裱後掛在牆上，後來又鐫刻在硯盒上。不久，葉群回贈林彪一幅：「為有恩情報不盡，他年相隨到黃泉」。
林彪以往給葉群的題詞，如「天馬行空，獨來獨往」；「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等，都是告誡葉群要嚴格約束自己，不要逾越規矩，唯獨這次對葉群說及生死，葉群也馬上回應定將相隨黃泉。
從林彪、葉群1942年7月結婚到1971年9月13日同機身亡異國他鄉，兩人做夫妻二十九年。但葉群不止一次流露，她跟林彪「並不幸福」。林立衡罵葉群是壞人，但也曾經說過：「作為一個女人，葉群也是不幸的。」
戰爭年代的林彪一心關注戰爭，精心指揮打仗，心無旁騖，對葉群的冷落不言而喻。1938年那次負傷，林彪撿回了一條命，但卻造成了終生不愈的病痛，怕這怕那，又諱疾忌醫，加上性情孤傲，不善交際，與性格活潑、不甘寂寞的葉群形成鮮明對照。1964年年底我到上海後，漸漸發現林彪與葉群並不同居一室。林彪住樓下，葉群住樓上，而那時林彪剛五十七歲，葉群才四十四歲。不久搬到蘇州南園，林彪住南，葉群住北，後來葉群乾脆搬到另一棟樓房去住。在北京毛家灣，他們各自的臥室分別在工字房的東西兩端，中間隔着幾十米遠的數重房間。
林彪、葉群各自有自己的作息時間。林彪每天早晨6點鐘起床，晚上9點多鐘睡覺，一年四季，按時作息，從不熬夜，且只要躺下，便不許打擾。葉群卻是「夜貓子」，上午10點以前不起床，凌晨2點以前不睡覺。趕上開會，清晨四五點鐘才睡下，中午十一二點才起床。躺在床上還要王淑媛給她做頭部按摩，陪她「瞎」聊，時常聊得王淑媛打瞌睡，腦門磕在葉群腦門上。
林彪的飯菜單調乏味，從不講究。葉群每餐四菜一湯，花樣常新。山珍海味，南北佳肴。想吃什麼，就吃什麼。想什麼時候吃，就什麼時候吃。在大連住時，一天她特地把飯菜端到林彪客廳，邊吃邊對林彪說：「這裏的扇貝很有名，我叫他們給你做點鮮貝肉嘗嘗怎麼樣？」林彪搖搖腦袋說：「你吃吧，我不行。」
林彪一家四口人從不吃一個鍋里的飯，人人有自己的食譜，人人有自己的餐桌，人人有自己的飯點。我從沒有見過林彪一家人在一起吃過飯。偶爾見林立衡或林立果端着飯碗在林彪跟前邊吃邊聊。林立衡、林立果都很尊敬林彪，「爸爸」叫得很甜，但對葉群卻不那麼親近。他倆跟工作人員一樣，只叫葉群「主任」或「葉主任」，從不叫葉群「媽媽」。林立果背後稱葉群為「葉胖子」，甚至「他媽的，葉老胖」。廬山會議後，林立果和葉群走到了一起。
林彪從不遊山玩水，從不穿行於鬧市，葉群卻愛動愛玩。她跟隨林彪每到一個地方，總要出門走一走，看一看，景區、商場都是她愛去的地方。上海、蘇州、杭州的景點都被她看遍了。1965年4月到無錫只住了一個星期，她也抽時間到梅園、蠡園、黿頭渚去玩。每次遊覽回來她都會到林彪那裏滔滔不絕，把看到的、聽到的講給林彪聽。林彪不反感葉群說這些輕鬆愉快的話題。
林彪喜歡葉群活潑開朗，葉群給林彪講笑話常使林彪樂不可支。但林彪又受不了葉群「說事」時的囉唆，常常制止葉群說話，有時甚至一連幾天不許葉群見面。林彪相信葉群的精明，一些文件放手讓葉群「把關」，但是又不喜歡葉群的張揚，限制她外出，限制她串門，限制她開會。1967年至1970年幾年間，林彪除時常口頭訓誡葉群外，還多次口授「座右銘」讓我寫下來掛在葉群床頭。比如「少吃多餐」；「開朗、愉快、活潑」；「說話莫囉唆，做事莫越權」。在葉群被「假黨員」困擾時，給葉群寫「充其量壞不到哪裏去，不要着急」，「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廬山會議後，又給葉群鼓氣：「說到底，壞不到哪裏去」，等等，都充分表現出林彪對葉群既喜又煩、既親又疏、既放又管的心態。
《炎黃春秋》2014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