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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青海的一次流血事件 死傷數百人

—文革中青海的一次流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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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23日下午2時許,《青海日報》印刷廠的前門和後門,忽然槍聲大作,數百名「八一八」造反派倒在血泊中,釀成文革中震驚全國的流血事件。死傷數百人。

1967年2月23日下午2時許,《青海日報》印刷廠的前門和後門,忽然槍聲大作,數百名「八一八」造反派倒在血泊中,釀成文革中震驚全國的流血事件。如今四十多年過去了,作為一個見證人,我應該把這個悲劇記錄下來。

仇恨發芽便瘋長

文革開始不久,中共青海省委機關報《青海日報》得風氣之先,根據1966年5月16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精神,於6月3日刊出一篇題為《大進攻,大反擊,大革命》的社論,鼓吹把全省搞它個天翻地覆,天下大亂。這篇社論見報後,許多幹部群眾乘車或結隊到報社提出抗議,要求省委嚴肅處理報社負責人。在這種情況下,出於一種壓力,中共青海省委把這篇社論定為毒草,並撤銷了報社總編的職務。

也就在這個時候,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聞到了個中氣味,把首都的「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和「北航紅旗」等造反組織,以及哈爾濱軍工大學一批天兵天將派到青海來。他們下車伊始,就要為「六三社論」平反,並在青海日報社首先組織起「八一八」紅衛戰鬥小組(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的日期命名)。這就是「八一八」紅衛兵司令部的雛形。嗣後各行各業陸續組織起「八一八」造反組織。於是,全省以破「四舊」為名,開始了打、砸、搶、燒運動。

進入1967年,得到毛澤東支持,在上海首先興起的奪權運動,波及到青海。青海省級單位的黨、政、財、文大權搖搖欲墜。來自北京和哈爾濱的紅衛兵闖進省委各部門串連,如入無人之境。《青海日報》紅衛小組最先奪了報社的權,並發出號召全省奪權的社論,把奪權運動推向全省。與此同時,報紙上也出現了「批判省軍區劉鄧反動路線」、「打倒省軍區一小撮走資派」一類的論調,埋下了軍隊與造反派衝突的隱患。

青海軍區領導層的分裂

1967年元月下旬,毛澤東發出「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廣大左派革命群眾」指令。以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為代表的部分領導做出決定,要大力支持「八一八」造反派組織。劉賢權曾是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的一個師長,後來升為軍長,是林彪的老部下。林彪在文革初期,就培植親信,排除異己,控制和擴大自己的力量,以鞏固自己的權力。「八一八」造反派組織起來後,劉賢權很快與之掛鈎,同時把鬥爭矛頭指向中共青海省委第二書記、省長王昭。王昭曾任國家公安部副部長,是此時已被打倒的中央軍委負責人羅瑞卿大將的老部下。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為代表的另一方堅決反對劉賢權的這一舉動,軍區內部大部分機關幹部支持趙永夫,與劉賢權對抗。

有個背景應在此交代。1967年1月中旬,全軍「文革」小組改組,江青當了顧問。並立即動手抄了總政主任肖華的家,這是部隊上層機關亂起來的一個信號。江青的做法受到部隊高層領導的抵制,以中央軍委領導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幾位元帥為代表,堅決反對把部隊搞亂,他們認為,軍隊的穩定是黨的根本利益之所系。在周恩來的支持下(據說林彪也支持),經過多次與上邊磋商,毛澤東認可了,1967年1月28日,頒佈了一個中央軍委的紅頭文件「八條命令」,內容包括:不許衝擊軍事領導機關;不許武鬥;不許抓人抄家;不許串連等。據權威人士分析,這個文件反映了毛澤東既希望把部隊的「文革」進行到底,又擔心軍隊失控,影響整個局勢穩定的矛盾心理。「八條命令」的頒發,擺脫了軍隊領導機關的癱瘓狀態。

「八條命令」下來後,青海軍區內部,趙永夫的觀點更加佔了上風,劉賢權陷於有職無權的境地。「八一八」造反派多次到軍區附近張貼「打倒省軍區一小撮混蛋」、「革命軍人要掉轉槍口,對準叛變革命的指揮員」等內容的大字報,軍區大院門前,多次出現辯論場面。可是,由於廣大官兵長期接受部隊傳統教育,老作風、老信念依然很有影響,對紅衛兵的種種作為產生強烈牴觸情緒。

部隊接管《青海日報》遇到抵抗

以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為首,聯絡青海其他駐軍領導——205部隊領導張曉川以及軍區直屬部隊獨立師的領導,組成了「聯合指揮部」。他們決定儘快接管《青海日報》,因為報紙天天號召造反,號召奪權,號召大亂,他們無法接受,認為這樣的報社領導班子必須改組。而「八一八」造反派也橫下一條心,要守住這塊已經奪到手的輿論陣地。先是,部隊在市區一些街道,張貼大字報,指名道姓揭發「八一八」組織不純,是社會渣滓……2月3日,部隊又出動250多輛軍車,滿載荷槍實彈戰士,在西寧街頭進行武裝遊行,沿途高喊「堅決鎮壓反革命」等口號,以顯示力量,威懾造反派。2月14日,部隊公開宣佈《青海日報》是非法的,必須實行軍管,並派出十多個連隊,佔領了五個制高點,對報社印刷廠大院進行包圍,一場生死搏鬥,一觸即發。

「八一八」造反派針鋒相對,從各行各業調來上千隊員,日夜輪流守衛報社。他們帶着紅袖箍,把守通向報社的各個路口。入夜,報社印刷廠大院點起堆堆篝火,為人們驅寒照明。部隊多次派代表與造反派領導交涉接管報社事宜,均遭到嚴詞拒絕,有時甚至被驅逐出來。2月19日,「八一八」造反派組織示威遊行,對部隊表示強烈抗議。當遊行隊伍經過報社大院門前,與對立面組織——「捍衛隊」發生衝突。捍衛隊一個女隊員慘死在車輪之下。捍衛隊當即抬着屍體遊行,仇恨在鬥爭中升級,矛盾進一步激化。2月23日清晨,部隊聯合指揮部公開宣佈,「八一八」紅衛兵為反革命組織,下令立即取締。

相持九天九夜,槍聲大作

《青海日報》印刷廠大院坐落在湟水岸邊,那些天成為兩種勢力對壘的焦點所在。「八一八」的頭頭們駐守在此,人稱「八一八」司令部。而部隊領導趙永夫則坐鎮西寧賓館,親自進行指揮,與報社大院相隔只有一箭之遙。在鬥爭最激烈時,劉賢權曾派人給「八一八」頭頭送信,要他們「堅持到底,就是勝利」。這時造反派的情緒日趨狂熱,北京紅衛兵的廣播車在不斷呼喊「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八一八」的高音喇叭更是破口大罵,什麼「把披着黃皮的保皇狗趕出去!」「砸爛省軍區一小撮混蛋領導的狗頭!」……漫罵聲不堪入耳,這使部隊官兵更加摩拳擦掌,仇恨之火在心中燃燒。趙永夫原來認為,「八一八」會藏有大量槍支彈藥,曾說「就是用刺刀挑,也要佔領報社!」也說過:「如果『八一八』開槍,我們堅決還擊!」而實際上「八一八」造反派卻沒有槍,而且對部隊開槍,也缺少思想準備。

1967年2月23日,也就是部隊包圍報社的第九天,上午11時許,一陣清脆的槍聲傳來。剎那間,震耳欲聾的高音喇叭戛然無聲,部隊的第一槍是對着「八一八」的高音喇叭發射的。這時,報社院子裏混亂起來,人們小跑着出出進進。但是槍聲很快停了。人們在等待。下午二時,槍聲大作,像大年夜的爆竹聲一樣,從報社的前門響到後門。有衝鋒鎗聲,也有機關槍聲,連成一片。開始還能聽到語錄口號聲,「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後來就看見許多人撲倒在地,許多人向四處奔逃……

因為五個制高點都由部隊佔領,一處開槍,對面制高點的部隊,誤以為子彈是從報社大院裏打出來的,當即還擊,於是四面槍聲交叉齊鳴,局面無法控制。趙永夫一看死了那麼多人,也傻了眼。

半小時後,解放軍押着「俘虜」隊伍由西向東移動,其中多數人受傷,行動一瘸一拐的,向中共省委大院走來。傷員們被同伴抬着或架着,胳膊或小腿懸空搖盪,仿佛僅僅連着一點皮肉。人們一個個灰頭土臉,身穿藍布羊皮大衣,大半是省公路局的工人,今天正巧輪着他們值班守衛報社。這支隊伍最後被押到省委大院的操場上,有幾個解放軍班長、戰士手持衝鋒鎗,飛快攀上附近的省委食堂房頂,鐵青着臉,大聲喊叫:「不許動,誰動打死誰!」而受傷的人們,有的在地上打滾,有的在地上翻跟頭,翻幾下也就不動了。還有人嘶啞着嗓子喊叫:「快來給我包紮,疼死我啦!」而在戰士眼裏,這些人是洪水猛獸,是青面獠牙,誰會管他們呢!

清理戰場時,死者170多人,重傷近200人,「俘虜」約2000人。就在響槍的那天晚上,有近萬人被關進監牢,各機關、各單位開始殘酷逼供,刑罰是多種多樣的,有的單位用煙頭燒,鐵絲捆,甚至用上了「老虎凳」。

來自北京的聲音

開槍的當晚,趙永夫給中央軍委一位元帥打電話匯報情況,對方回答:「林副主席指示,打得好,打得對,總結經驗。」直到「北京三司」紅衛兵趕回首都,與「中央文革」江青、康生等人接上頭,江青又向毛澤東做了匯報,1967年3月11日,毛澤東在一個書面材料上批示:「可以調查一下,如果是學生先開槍,問題不大,如果不是這樣,就值得研究了。」後來,「中央文革」做了調查,主要是聽信返京紅衛兵的一方匯報。在這種情況下,林彪否認了他講的「打得好」那些話。3月24日,經毛澤東同意,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做出《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決定》認為,青海省軍區內部的問題,是一次反革命政變,是趙永夫奪了劉賢權的權;成立以劉賢權為首的青海省軍事管制委員會,為「八一八」革命群眾組織平反,撫恤死者,等等。

「八一八」造反派平反後,對待支持部隊那一派,施行了同樣殘酷的批鬥。仇恨一旦發芽,就要瘋長。嚴刑拷打比比皆是,駭人刑罰時有所聞,雖未槍殺,也算是血腥報復吧!有一次,擁護趙永夫那一派的頭頭腦腦近二百人,被帶到掩埋被部隊打死的工人、學生的墓地(有人稱為「短期烈士陵園」),通通下跪,被打得鬼哭狼嚎,皮開肉綻。在那次報復性的行動中,被打傷打殘者不在少數。

那一時期,同事之間,乃至家庭間、親友間,為了「革」與「保」之爭,能夠發展成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青海日報社一個美術編輯的妻子,「揭發」其夫要謀害偉大領袖,給那位美編帶來了災難。筆者所在的單位,當「八一八」得勢時,一位領導曾拿一張放大照片給我看,說是從廁所牆壁上拍下的「反標」,上書「打倒『八一八』反革命」。他問我是不是一個年輕記者寫的,並說據此可把他打成「反革命」。我說,「不像是他的字。」又問:「也許是左手寫的呢?」我仍然說:「不像是他寫的。」心想,又不是要打倒共產黨和偉大領袖,反對一個群眾組織,就能打成反革命嗎?後來查無實據,才不了了之。無獨有偶,當「八一八」造反派被部隊打成反革命時,那個年輕記者也來找我,說他從蘭州把那個想把他打成反革命的領導抓回來了,省軍區領導與他意見一致,應該槍斃。我知道,當時殺個人就像捏死一隻螞蟻一樣平常,於是建議說「這可不是件小事,應該請示一下總社領導。」那位年輕記者與總社代社長王唯真通了電話,王問:「什麼罪狀?」接着又說:「你們先打個報告來,再定罪不遲。」後來那位領導被關進監獄,卻沒有被槍斃,是王唯真救了他一命。

省委書記王昭的冤案

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指定由青海軍區司令員劉賢權全權處理青海問題。又明確點明,青海「八一八」群眾組織被鎮壓,「同原省委書記王昭直接有關」。真是天大的冤枉。此事與王昭並無關係,而王昭卻為此受盡折磨,最後死在獄中,是全國有名的一個冤案。

王昭是河北平山人,1932年參加共產黨,曾擔任公安部副部長,受到周恩來、鄧小平、彭真、羅瑞卿的賞識。1961年春夏,與中共中央監委副書記錢瑛一道,去甘肅、青海兩省解決飢餓問題。此後即留在青海擔任第二書記、省長,實際上負主要責任。他不畏艱苦,到缺氧的高原地區作調查,並頂住重重阻力和極「左」勢力,解決青海積重難返的問題,特別花大力氣解決群眾的吃飯問題和死人問題,恢復被破壞的草原,糾正平叛中一些過激做法,平反冤假錯案,堅決與違法亂紀做鬥爭,被老百姓譽為「王青天」。

「文革」開始,王昭敢作敢為,敢於承擔責任,與當時省委第一書記遇事往後縮的做派形成鮮明對照。但他沒有表態支持哪一個群眾組織,儘管他對「八一八」造反派的所作所為有自己的看法,比如「八一八」有些組織大搞所謂破「四舊」,搞打、砸、搶、燒,侮辱和迫害省里文化界、宗教界有威望的人士,他是非常不滿的。但是,青海流血事件發生前後,他因胳膊摔壞,前往河南洛陽療傷,沒有參與「八一八」造反派與部隊的矛盾衝突。中央宣佈《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時,他被召喚到場,曾大聲疾呼:「此事與我無關,我冤枉!」

早在1966年11月間,中共青海省委召開三級幹部會議,劉賢權得到上層的信息和授意,在會上「揭發」,說王昭與已被打倒的彭真、羅瑞卿關係密切,是他們派到青海來的,應該拔掉這個釘子。《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宣佈後,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指令把王昭押回青海接受審查,在動身之前,周恩來當面叮囑劉賢權和「八一八」負責人,「王昭不是黑幫,是踏踏實實工作的人,你們要保證他的人身安全。」可是當時的周思來,說話已經不能令行禁止,王昭一回青海,當即被栽贓為「『二二三』流血事件的總後台」,一下子被推進仇恨的旋渦中去,受到「八一八」造反派以及死者家屬的殘酷迫害。一個月時間,被批鬥近五十次,每鬥必打,每打必傷,胳臂多次被扭斷,耳朵多次被撕壞,臉上被釘子扎了許多孔洞……後來又被送進南灘監獄。王昭有嚴重的糖尿病,在治療上採取了敷衍應付的態度。不久又被誣陷為「叛徒、特務、裏通外國」,有關人員還得到指示:「不能放虎歸山,不能讓他活着出去!」1970年2月,年僅53歲就慘死在獄中。1977年,胡耀邦出於無私正義的愛心,多次過問王昭的事,那年8月鄧小平做了批示:「王昭問題是個冤案,應該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中共青海省委常委,領導全省公、檢、法工作的王仲方,和王昭同時遭到誣陷。就在那次為「開槍事件」定性的中央碰頭會上,很少發言的林彪,聽到在公安部為羅瑞卿任十年政治秘書的王仲方,正在接受審查,竟說道:「王仲方這個人,我找他很久沒找到,他是羅瑞卿的心腹,羅的事他全知道,要把他搞起來!」幾句話,把王仲方推進五年多鐵窗生活,歷盡劫難,九死一生。他父親王肖山是辛亥革命老人、教育家,竟受他株連被活活餓死。王仲方直到1978年才徹底平反。

在批鬥王昭、王仲方的同時,全省還有近百名廳局級幹部被折磨迫害,不少領導幹部和群眾被致殘,甚至致死,罪名是「王昭死黨」,「在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上站錯了隊」。

趙永夫還算萬幸,雖經多次殘酷批鬥,總算保全了性命。他在住醫院期間,受到部下保護,全身被打上石膏,使施暴者無法下手。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得到平反,取消了「反革命政變頭子」的說辭,從監獄中放出來,調回北京重新安排工作。但他的妻子因丈夫株連治罪,這位精幹剛強的知識分子,寧死不屈,臥軌自殺。

「文革」——全民族的互相摧殘戕戮,在中外歷史上絕無僅有。

(略有刪改)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炎黃春秋》2008年第12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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