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遜（Richard Nixon）訪問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結束了兩國之間多年的隔閡，也揭開了自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國一直藏身其後的竹幕。
尼克遜稱這次訪問為「改變世界的一周」。實際上，這趟行程在時任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進行了數月的秘密談判之後曾被推遲。尼克遜稍後回憶起這次訪問的時候說：「我們當時正在進行的是一趟哲學意義上的發現之旅，因為它充滿不確定性，並且在某種程度上與早期的地理發現之旅一樣危險。」
當這位美國領導人宣佈有意訪華的消息時，震驚了全世界，也包含了白宮的許多人，其中包括尼克遜顧問之一亞歷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
當天，基辛格正要離開總統辦公室，他告訴黑格：「亞歷，這個人想與中國建立關係。」黑格聽了大吃一驚，並回應道：「尼克遜這樣經歷過冷戰的戰士，不應該如此。」基辛格回說：「我認為他已經失去了控制自己的感官的能力。」
1973年6月6日尼克遜總統與梅爾文·萊爾德和亞歷山大·黑格將軍在華盛頓白宮的玫瑰花園裏散步。
四十八年之後，美國和中國開始了另一次危險的旅程，比起1970年代那趟充滿了更大的不確定性。分析人士說，新冠病毒大流行開始了世界上兩個主要經濟體，美國與中國的歷史性脫鈎。
西方官員表示，北京採取的一系列激進政策，導致美國與其他西方民主國家逐漸有了一個趨於一致的看法，即中國不能被信任。他們提出的現象包含，中國對亞洲鄰國日趨肆無忌憚的軍事行動，對前英國殖民地香港的鎮壓，為了牢牢掌握那些陷入操縱性債務陷阱的國家而採取的強制性放貸行為，以及把商業活動作為他們進攻的武器。
西方列強擔心北京將會重塑自由世界秩序。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中國共產黨不僅要確保其對中國的統治，而且要使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國。
英國智庫「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文佳穆理（Leslie Vinjamuri）表示：「在美國和歐洲，特別是在英國、德國、法國和其他歐盟國家中，病毒大流行引起了醫療和經濟的重大危機，深刻體現了各國對中政策所帶來的後果，並正在逐漸傾向那些主張對中國採取強硬路線。」
尼克遜的願景
那麼，西方國家是否正在逐漸放棄尼克遜對中國的看法，關閉他所開創的機會，正在扭轉他所取得的成就呢？答案是否定的。西方領導人現階段在許多方面上，仍在應對他當時所面臨的困境和挑戰，而且像尼克遜一樣，他們並沒有提出任何直接的答案。
儘管尼克遜在那次訪華過程中高調談論美中緩和對雙方未來的意義，但實際上，他主要關注的還是短期的政策目標。在上海的一次演講中，他熱情地談到了「未來幾年，我們將搭起一道跨越16,000英里和22年的敵對關係的橋樑。」
但是，對中國開放的主要目標，其實是要嚇倒當時已經從北京撤出的蘇聯。尼克遜國家安全團隊的工作人員溫斯頓·洛德（Winston Lord）後來表示：「通過與中國公開建立關係，我們真正想做的是，通過打出這張中國牌，來吸引俄羅斯的注意力，並進一步在俄羅斯身上獲得更大的利益。」
事後看來，與中國建立關係並沒有給尼克遜帶來太多的損失和收穫。他作為冷戰戰士的資歷有助於使共和黨內部的右翼異議人士安靜下來，以擴大他的外展範圍。尼克遜也成功說服保守黨領袖巴里·戈德沃特（Barry Goldwater）支持這次訪問，理由是與中國的和睦關係會使蘇維埃俄羅斯感到恐懼。
尼克遜外交史學家和當時的俄羅斯官員說，尼克遜確實做到了。當時擔任俄羅斯領導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顧問的格奧爾基·阿爾巴托夫（Georgii Arbatov）表示，當尼克遜宣佈他將訪問中國時，這一消息「像是天打雷劈」。
阿爾巴托夫補充說：「我的同事們說，當尼克遜訪問北京時，『美國將成為中國的盟友，任何事情都會發生，會到什麼地步？』。」震驚的俄方在尼克遜宣佈訪華後的幾天內，便邀請他去莫斯科，並重新開始了陷入僵局的核武談判。
越南因素
除了要震懾俄羅斯之外，尼克遜還有另一個近期政策目標。他一直在尋找退出越南戰爭的方法，並擔心中國在老撾的持續介入可能會加劇衝突。
洛德表示：「基辛格和尼克遜所希望的是，能夠從中得到解決越南戰爭的方法。通過與俄羅斯和中國打交道，我們希望對河內施加壓力以進行實質性的談判。我們最大的目標就是，讓俄羅斯和中國在一定程度上放慢對北越的援助。而更實際的角度來說，至少，我們嘗試說服俄羅斯和中國能夠勸動河內與美國達成協議。」
這卻是尼克遜最終未能實現的目標。
「最後，華麗的退場並未到來。中國繼續提供武器和物資（和一些中國士兵），支持北越對南越的最終征服，並讓美國帶著恥辱撤軍。」學者約瑟夫·博斯科（Joseph Bosco）在2015年為哈佛法學院的國家安全雜誌撰寫的文章中這樣寫道。
1973年5月3日尼克遜總統的外交事務顧問亨利·基辛格向新聞記者介紹尼克遜每年在華盛頓白宮向國會提交的《世界狀況報告》。
西方的賭局
尼克遜不論是與中國建立關係之前或之後數年，始終對與共產主義中國長期共存的可能性有着嚴重的懷疑。1967年10月，他在外交事務雜誌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一種威懾與勸說相結合的戰略，他說：「從短期看，這將會是個強烈限制、毫無報酬、特別的反制策略，其目的是說服北京方面相信，只有接受國際文明的基本規則才能維護利益。」
他警告：「承認中國是為一個涵蓋了亞洲大部分地區，甚至延伸到了其他島嶼國家的『勢力範圍'…不會被美國或其亞洲盟國接受。」
此外，他還面臨着西方領導人所面臨的兩難選擇：如何在不孤立共產主義中國的前提下平衡遏制共產主義中國？他擔心「將中國永遠留在國際大家庭之外，在那裏滋養著幻想，擁抱着仇恨和威脅著鄰國，將會帶來危險後果。」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不應該有十多億有着最大潛力的人們一定得生活在憤怒和孤立之中。」
但他在文章中強調：「只有中國改變，世界才能安全。因此，在我們可以影響的範圍內，我們的目標應該是讓這樣的變化發生。而實際的作法便是說服中國必須改變：它不該成為下一個帝國，它必須放棄殖民外國，才能達成他的國家利益。」
在與中國開放之後的數年，他更加充滿希望但同時亦更加謹慎，他承認其中風險，但認為這值得一博。然而，到了2000年，他的觀點已經大大轉向負面，呼應了他在1960年代的想法。他在接受前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威廉·薩菲爾（William Safire）的採訪時相當坦承。「他不像以前那樣充滿希望：『我們可能創造了一個科學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