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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錦:不把大饑荒真實情況寫出來 實在對不起那段歷史!

在我的經歷中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至1962年的大饑荒。我出生在江蘇省射陽縣興橋鎮,親身經歷了那場大飢餓,拾麥子、挖野菜,吃榆樹皮,掙扎在死亡線上。

我從事新聞工作38年,大半輩子就做這一件事。自己亦懷史筆之心與新聞記者的良知,但因為種種原因,而無法寫出。這樣的事情已經過去快50年了,現在的年輕人大多不知道這件事了。我當了大半輩子新聞記者,報紙上登的總是按上頭需要或允許寫的。如果不把三年饑荒這段真實情況寫出來,我心裏感到對不起那段歷史,對不起老百姓。

現在適逢自己出版散文集《鹽阜家譜》,得以把這段經歷寫出來,也是了卻一段文債。籍以奠祭在那場大災荒中死亡的家鄉親人,懷念帶領我們從死亡線上掙扎過來的母親。

——李錦

吃食堂

三年飢餓歲月回憶之一

人最難忘的是受苦受難和大起大落的日子。

在我生活中,對農村印象最深的是兩段歷史,一段是1960年前後的自然災害,一段是1980年的農村包產到戶。

對三年自然災害的記憶是從人民公社成立開始的。

1958年9月,江蘇省射陽縣興橋大隊召開萬人大會,人們舉着三角小旗,拼命地喊着「人民公社萬歲」,這是我平生看到的最為聲勢浩大的場面,災難便是從這時候開始一頁一頁翻開的。

辦食堂是與人民公社是同時進行的。

湖北省當陽縣跑馬鄉的新聞報道,公社書記當眾宣佈:11月7日是全鄉社會主義結束的日子,8日進入共產黨主義,一切用共產主義的方式來辦。

散會後,群眾便上街「共產」了,商店裏的東西被拿空了,就到別人家去拿。你家的雞,我抓來吃,我隊裏的菜,你可以來挖,甚至出現有人到托兒所領別人的孩子當自己孩子。

確實,在1958年,繼大躍進而起的「人民公社」運動在全國鋪開了,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吃食堂緊跟着泛濫起來。

一級級命令,排山倒海般的傳下來。

我們興橋公社興橋大隊吃食堂是1958年9月下旬開始的。也就是人民公社成立後的兩三天。興橋大隊分成南、中、北三個街,辦了三所食堂。我們中街的在黃奎德家開始的第一頓。他家是開旅社的,地方比較大,能盛十多張桌子。就在開人民公社大會後的一個中午,父親告訴我說:「吃食堂去,吃飯不要錢了。」

我提着鋼精鍋飛跑到黃奎德家。這天吃的是紅燒肉,有茨菇,厚厚的油浮在碗面上。

我們平時一個月也吃不上一次肉,來親戚了,割三、四兩肉,都是燒的白湯,白色的肥肉浮在湯上面,那時候都不願意要瘦肉,要肥肉,很少很少吃紅燒肉。

我只記得文化大革命到合德參加會議時與三弟一起吃過一次紅燒肉,是放了糖的,很粘乎,5角錢一碗,再就是人民公社吃食堂這一次。

吃食堂的當天飯剩下很多,肉也剩下很多,鄉下農民買棉花路過街上的,也拉人家來吃,人家不好意思,便勸人家說「共產主義了,天下一家,吃飯不要錢了」。

自從實行吃飯不要錢,農村風氣大改變;

男的聽到吃飯不要錢,渾身幹勁衝破天;

女的聽到吃飯不要錢,做活趕在男人前;

老的聽到吃飯不要錢,不服年老也爭先;

小的聽到吃飯不要錢,勤工儉學成績顯;

鰥寡聽到吃飯不要錢,滿面春風笑開顏;

病人聽到吃飯不要錢,毛病頓時輕一半;

懶漢聽到吃飯不要錢,連聲檢討就改變;

做活想到吃飯不要錢,一分一秒都爭先;

睡覺想到吃飯不要錢,越想心裏越是甜;

為啥越想心裏越是甜?共產主義快實現!

人人幹勁足,個個齊向前,

明年肯定有更多的不要錢。

這是當時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一首詩打油詩,這是五十年代的」特產」。這樣的句子,不講究什麼文辭,讀的時候特別流暢,使每個人讀起來心裏都有一種燃燒得要起火的激情。

我們興橋大隊的食堂第二天便不在黃奎德家吃了,中街分成兩個大組,我們在西邊三大組吃,吃的是炒肉絲,從那以後便一頓不如一頓了。

後來,幾個大組食堂辦不下去了,最後辦一個食堂,在街南頭。一個月時間不到,食堂里頓頓都是稀粥,乾飯也吃不成了,最後稀粥變成清水湯。當時食堂做飯的人抓起大把大把的礬放在裏面,表面上看起來還是稠稠的,不過粥里沒有米。

記得每天天還不亮的時候,鄰居高大喜子、孫五鎖子便叫着我一起去喝粥,去得早的,舀子在鍋底撈,能撈到小半碗米,我們那時剛上小學,做飯的人同情我們小孩子。

過了一段,米也看不到了,直到稀湯都喝完了,碗底才露出一點米,舔在舌頭上,捨不得咽下。後來,食堂的粥光剩下水,我們每個小學生喝七八碗,最多的能喝十一碗。小小的肚皮,象被豬尿泡似的被吹大起來,亮亮的,手一戳就能點破的樣子。

開始辦食堂時,先把農民家裏的糧食收到公共食堂。那時,大部分農民家裏只有40斤左右的糧食,最多的人家也不過一二百斤,所以收到的糧食也吃不了多久。

我們街上人家在合作化後已轉成定量戶口了,大隊把全組人的糧本、油本都收走,把糧油一起買回來。家家不許存糧,不許有鍋,也沒辦法做飯。

剛開始時,辦食堂的幹部常常在半夜裏炸油餅吃,老百姓知道後都抱怨他們。大概過去一個多月,米就看不到了。從北方運來一批地瓜干,吃完了,便是整鍋的胡蘿蔔纓子,後來便吃澱粉圓子,那是把玉米皮與杆子碾碎磨成面做的。這時候,便吃榆樹皮了,榆樹從底部到頂梢是一片白,都被人們吃光了。

到了1959年1、2月份,糧食沒有了,便有餓死人的事了出現了。

食堂倒了,可糧本子上的糧食也早被食堂支走了。

我們家開始買了1000多斤胡蘿蔔葉,吃完了便挑野菜吃。開始有馬薺菜、鹽蒿子,後來便挑一種帶刺的徐徐菜。苦苦的,連豬也不肯吃。有人家開始吃樹葉,剝樹皮。合德鎮有個姓戴的富農,家中藏有兩罐銀洋錢,餓得什麼也沒有吃的時,從地下挖出來與人家換了兩小罐鹹菜,用鹹菜和着水,喝了十多天。

和多數人家比,我們家的日子過得更為艱難。縣裏在大躍進抽乾部帶隊到安徽馬鞍山煉鋼鐵,到福建南平去砍伐毛竹,父親被抽去當射陽縣伐竹連連長,一去就是大半年。

農村的人靠着土地,而小街上一點點土地也沒有,只有下鄉去挑野菜。母親領着我們弟妹四個艱難度日,我是老大,8歲,妹妹6歲,三弟3歲,四弟1歲。200斤胡蘿蔔,60斤米就是我們的全月的糧食,平均每人每天4兩米,經常拿着瓢到鄰居家借糧是我最感害羞而無法逃避的事。

糧食沒有了,我們親戚中好幾個都是在這時候餓死的。我們弟妹幾個吃野菜多了,都餓得臉呈菜色,嘴唇發紫,患了青紫病。

沒有一點油水,肛門脫落,臨到解大便時弟妹們便哭得死去活來。我有一次因吃野菜中毒,急性腸胃炎發作,被送到醫院。有人說病床上剛死了一個小孩,用蓆子捲走了,你這個孩子命不強。母親嚇得把我從病床上抱起來,一直坐到天亮,淚也流了一夜。

在那些飢餓的日子裏,母親總吃着野菜,僅有的米都讓我們吃,遇到野菜飯不夠了,她一口也不吃,常一、兩頓餓着。我們終於奇蹟般地活下來了。我們深情地熱愛親愛的母親,是她帶着我們渡過最艱難的歲月。

父親回來了,我們的生活才日見好轉。

我們那裏地處黃海邊,荒灘多,野菜也多,死亡現象要好些。西邊的建湖、興化、高郵、寶應和安徽東部一帶,災民像流水一樣湧來挑野菜,躲饑荒。聽說,江蘇在全國災情當時還不算最重的。

這些經歷,寫在2000年出版的《大轉折的瞬間》一書中。現在回想起來,我心裏總是酸酸的,感念母親,在那苦難的日子中,弟妹四個竟都活下來,沒有母親的堅強庇護,不可能有後來的我們。

現在興橋的老人都還在,見到他們常說起當年那飢餓的歲月。老人作古的越來越多,歷史漸漸被人們遺忘。

走在興橋街上,路過那一扇扇門,想起當年走出一個個飢餓的人,記得還有小時候一起吃食堂、挑過野菜的小夥伴們,心裏很難平靜下來。

拾麥穗

三年飢餓歲月回憶之二

車從射陽縣城合德朝南到黃沙河時,每到橋頭我總要西望,那是誠民村,是我小時候拾麥子去得最多的地方。

在大饑荒到來時,我隨母親一次次從大橋上過,到誠民大隊的地里拾麥穗。

饑荒的突然到來,興橋街上的人苦極了。解放前本來就不多的土地早已被公社、醫院、中學、供銷社、食品站佔滿了,只剩下小河西邊一個蔬菜隊,也不再種麥子了,吃糧到糧公所買。

災害到來時,糧公所在供應最後一批從山東運來的地瓜干後,就再也沒有糧食供應了。我們只好到鄉下拾麥子吃。鄉下人不容易餓死,街上反而出現餓死人的現象。

黃沙河北的誠民、西興一帶,溝渠多,土地肥,麥子也長得好。當一陣陣熱風把麥海推出道道金波,我們的眼看得都花了。

我們經過沒有收割的地邊,乘鄉下人轉身的當兒,手伸出來一捋,很快地捋,等着看麥的人轉過身來,麥穗已進籃子裏了。人家割麥的人拿着鐮刀,一把一把地往前割,「割麥不回頭,回頭無後程」,後面是本村的婦女、小孩,專門拾鐮刀口掉下來的麥穗。等當村人拾完麥穗我們便一轟而上,在麥茬里尋找遺留下來的麥穗。這樣拾一天也不過二三斤麥穗。

後來,不等人家拾完,我們便跑到地里拾起來了,實際上是搶了起來。於是,鄉下的人便換一種方法,只用一小部分人割,多數勞力在四周維持秩序,這些護麥的人都是五大三粗的莊稼漢,狠起來像凶神一般,手裏揮舞着鐮刀,誰敢搶先下地,便把你的籃子剮了。

後來他們就揮舞着鐮刀沒頭沒腦地砍下來。舊社會,地主的家丁就是這麼幹的,現在是鄉下幹部們護麥。

然而,飢餓的人群也不在乎鄉下人罵了,也顧不得臉皮了。只要麥田一開割,便衝到地里,在割麥人屁股後面拾麥穗,有膽大的竟和割麥人搶起來。

甚至這邊一開割,那邊人便從麥田對面拔起麥子來了。連麥秸也一起拽進籃子裏。四面八方的人像蝗蟲般涌過來,一會兒,一塊地便搶光了。氣得鄉下的幹部帶領壯工用鐵杴、扁擔揮舞着,少數搶麥子的婦女被打得頭破血流,癱在地上哭喊着,於是出現街上人與鄉下人對罵的場面。

搶麥大戰變成對罵戰爭,有的人哭訴着一家快要餓死的狀況,大家淚都流下來了,鄉下的老人嘆着氣,說世道變了。

鄉下人接受街上人搶麥的教訓,於是白天派人重點把守,在早晨天剛亮時割麥子,等街上人趕來時,一片又一片麥田早已割完了。這時鄉下人笑話街上人懶。

於是街上人在第二天天還黑黑的便趕來了,在地邊埋伏着,只要哪裏一開鐮,四面八方便湧現出無數街上人,像是天兵天將從天而降,一霎時便把麥田「吃」完了。鄉下人惱火了,他們不再割麥了,見到街上人下來便先割籃子,像趕殺似的趕得街上人在田野里奔跑。

母親和姨母們帶着我出來,讓我帶着籃子在遠處的河邊等着,她們用衣服兜子盛麥穗,跑起來也快。把麥子送到我這裏,她們再回去拾。

那年我只有7歲多一點,已經能幹活了,弟妺們都小。

每天半夜裏,便被母親或姨母叫醒。太困了,有時被叫起來,我邊鈕衣扣邊困得又躺下來,母親便一哄再哄,用涼水浸濕的毛巾捂在我腦門上,讓我快點清醒過來。

天黑黑的,我被母親拖着,跟着走,只聽見街上「咚咚咚」的腳步聲,沒有一個人說話的,走在大橋的木板上,像是千軍萬馬過橋似的。

100多戶人到大橋頭便分開了,西邊到誠民、西興,東邊到友好、豐登、日新,北邊到興北、新東、新莊。我們家一般往誠民、西興,因為我們家的干外婆家在這邊。

我被母親拖着走,走過一片又一片麥地,我也跟着大人到麥田裏搶麥穗,小小的手拔着麥杆,手劃破了,流血了,也不敢喊。天黑黑的,根本看不清麥,只是用手拔麥秸。

鄉下人來了!他們像凶神一般揮舞着鐮刀、扁擔,喊殺過來了,我們小孩便扔下藍子拼命跑着。有的鞋都跑掉了。光着腳在麥田裏跑,留下一路血跡。

我跑得慢,那扁擔和鐮刀帶着「呼哧」的風在耳邊掠過,鄉下人心並不壞,見到我是小孩只是嚇唬嚇唬,真的把鐮刀砍下來,我也早沒命了。

那一年,我家被鄉下人的鐮刀砍壞五六個籃子,不過沒有被砍到人,算是萬幸。

有一天,過了興北、誠民、西興、青春等一個大隊又一個大隊,又餓又累,走得腳發酸頭髮暈,暈倒在地上。涼風吹醒後,想到弟妹們還等着下鍋,我又隨着人流往西走。

飢肚轆轆了,走不動了,揉一把麥粒在口中嚼着,然後到河邊咕嘟咕嘟喝幾口清水。天黑了,等到地里已看不清時,我才發現一起出來的大人一個也看不到了,趕快往回趕。

一個人摸着路,只聽見自己的心跳聲,撲通撲通的。路過亂墳場,螢火在墳間一閃一閃的,覓食的狐狸與黃鼠狼竄來竄去,我被嚇得頭髮豎起來,黑天曠野里了不敢哭,哭了也沒聽人聽見。

當時,路上常遇到大躍進新挖的農莊河和一條條深溝,溝溝坎坎,總轉不過去。路上遇到同學王聲洪的媽媽,與我是一個大組的,我一下子哭了起來,她就領着我回來。

到家時已是深夜了,母親癱坐在門坎上,弟妹們已睡着了。我見到母親,眼淚像泉水一樣流下來,母親含着淚把拾的麥子攤在地上,等天亮再曬。

想起那些拾麥的歲月,哪裏是拾麥,簡直是搶麥,是街上人在死亡的虎口搶回自己的生命,不是萬不得已,人們是不會走到那一步的。

多年後,我看到米勒的名畫「拾穗」,便想起拾麥的日子,引發我對故鄉的思索。我覺得米勒畫得不象,因為他畫得太美了,他那融渾的色彩,顯得太深沉了,太冷靜了,特別是婦女很悠閒地彎腰拾穗,太富於詩意。米勒不了解災荒與混亂那種拾麥穗,是一種搶奪與戰爭。

當然,中國的畫家也沒有見人畫過那場面。

這些場面,只有我家的鄰居們還都記得,後來人們都不好意思說自己當時有過拾麥的經歷。

偶而閒談起來,誠民的陳二舅嘆一口氣說,那年頭不能提了,人都沒有命了,不搶幾把麥穗,能活下去嗎?

許多人便是在那年頭餓死的。

麥收時節,拾麥穗的日子僅僅是十天八天的,以後更長的是挖野菜的日子,我實在無法忘記。

挖野菜

三年飢餓歲月回憶之三

「中國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這是我在一本書開頭寫的第一句話。

這是我從三年自然災害中得出來的親身體會,也是對中國幾千年歷史最原始的認識。

一個人對飢餓的態度與理解,關乎他對政治與社會的理解,甚至整個的人生哲學。在70年代末,我發自內心地擁護和報道包產到戶;後來又不同意把產權改革搞到土地上去,這種態度和宣傳報道立場,來自人生體驗。

1960年春天,是我們對飢餓體會最深的時候。1959年9月,吃食堂過後接着是秋收減產,勉強把春節熬過去,到了三月里柳樹飄絮的時候,家家戶戶斷了糧。

上學剛剛兩年的我,中午放學回來,太陽在上頭一照,頭暈眼花,走路搖搖晃晃的。角頭街木橋是用兩塊板鋪起來的,很窄。

我走到中間腿肚子打顫,看到河裏的水,心發慌,頭皮發麻,嚇得蹲了下來。與同學們相互攙扶着才敢過橋。過了橋,腳步便拖不動了。

過了五、六年,我看到浩然的小說《艷陽天》中有一句:「餓得連自己的影子也拖不動了。」我很佩服浩然的這句話,覺得他了解農村。

那時候,我們便是看着自己在太陽下的影子,走不動了,看着,看着,眼就花了。

從建湖過來有個鄉親叫和尚頭的,有一天在街南頭路邊倒下了。他是走路咚咚響的人,回老家數月不見,這個高大的男人掛着一臉的皮,嚇得別人不敢靠近他。

他癱坐在地上哀求說:「大爸大媽啊,有一口米湯喝,我就能回家了……」

有人問:「你不是剛從家裏來嗎?回去幹什麼呀?」他回答說,沒想到天下都是沒飯吃的地方。要死就死在家裏呀。」大家默默地看着他走了,不久聽說和尚頭死在街南的草垛堆了,死得無聲無息,也不知道死了多少天了。

我家糧食沒有了,吃了幾個月的胡蘿蔔纓子。到了三月,胡蘿蔔纓子也吃完了。野菜成了每頓飯的主食。薺菜、徐徐菜、馬薺菜……每天是一鍋綠水,光撈野菜撈不出米來。

有一天,幾種野菜和在一起味道蠻好的。趁着高興,我又到田野去挖野菜,被風一吹,肚裏很難受,倒海翻江了,哇的一聲吐了,全是綠綠的野菜水。

當時我只有8歲,老姨比我大6歲,堂姐桂英比我大兩歲,她們領着我到河西邊挑野菜。看我吐了,老姨便幫我擦嘴,用水濕了濕毛巾,放在我的腦門上,說歇一會就好了。

老姨又挑野菜去了,讓我在地上躺一會兒。可家裏下頓還等着野菜,也不能回去。挖野菜時要不斷的尋找,為了節省力氣,便跪在地上用膝蓋往前挪。頭上的太陽像火一樣炙烤着大地,實在因為虛弱,加上太陽在頭頂上曬着,挑了一會野菜,眼睛發花了,直冒金星,一閃一閃的,腿發軟,連溝也邁不過去了。

我扶着南邊的堤,站不住,竟倒下了,這是餓昏了。等我醒來時,已是太陽落山了。起風了,天涼涼的,只聽見肚裏嘰嘰的響。老姨還在近處挑野菜哩。我們把野菜合到一起,桂英背着籃子,老姨攙着我,回家了。老姨說我暈過去了,在地上睡了一覺。母親聽了,趕快把給四弟的粥舀一口。我喝下米湯,甜津津的,馬上便有了精神,我又出去玩了。

三弟那時候三歲,咽不下野菜,整天歪着頭,無精打采。

吃野菜多了,拉屎不出來,一拉屎,肛門就疼,見了野菜不敢吃。

四弟才一歲,沒有奶水,每天給他一點大米粥,那是全家人的口糧餘下的。餵完四弟,母親用指頭刮刮罐底,讓三弟舔舔指頭上那點米漿。

太陽一出來,白茫茫的一片鹽鹼,像下了雪似的,最多的野菜是鹽蒿子。鹽蒿子耐鹽耐鹼,鹼很重,可它還是碧綠的。只有鹼太重的地方,鹽蒿子長成紫色的,那種鹽蒿子太老,不能吃。

在那些日子,便再跑很遠的地方去采。鹽蒿頭採光了,便採鹽精子,也就是鹽蒿子種子,曬乾揚淨後磨成面,摻在野菜里吃。

後來野菜越來越多,薺菜、曲曲菜、馬齒莧都長起來了。

那時候,我深深體會飢餓的感覺。飢餓使人心慌,腿軟,冒虛汗,手腳顫抖。而長期的飢餓並沒有銳利的痛感,那是種慢性的虛脫。胃裏沒有食物,大腦被停止了供給,麻木了。

這時對外界不再感興趣,也沒有欲望了。將要餓死的人知道,老師教的共產主義接班人、社會主義新農村,這時什麼也不敢想了,只要能活下去,吃飽飯,那便是天堂了,能飽飽地吃一頓白米飯那便是「共產主義」了。

災荒那年的麥收時節,遍野是拾穗的老人和孩子。那麼多人拾麥穗,麥草尖上只有一粒麥,我們也捨不得丟掉。

這時候聞到新麥的氣息,大腦中便有種大難獲救的感覺。

在飢餓中生活過來的人,觀察與理解人生的角度起了特殊的變化。餓怕了的人,是太懂得道理了,能吃飽飯,能活下去便是最大的道理了。

後來我覺得什麼都可以改革,就是一家一塊田這一點不能改,有一塊田就餓不死人,沒有田地靠什麼養活人呢?

這「主義」,那「主義」,吃飽飯是最好的「主義」。

作者簡介:

李錦,1952年出生,江蘇省射陽人,新華社高級記者,曾任新華社西藏分社副社長、山東分社副社長等職務。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微信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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