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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土改」付出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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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和平土改」可以改革農村土地所有制,也可以保留地主階級所代表的中國社會的精英傳統。中共暴力土改的後果不僅連人連產消滅了地主階級及其在全社會的影響,而且由於土改是毛澤東整體暴力革命的一部分,它必然因革命的浩劫性失敗,而蒙受最悲慘的犧牲。大饑荒數千萬死者為農民是例證。

中共靠農村包圍城市奪取全國政權,土改是他們得到農民支持的一大措施。土改究竟付出多少代價?《山西曆代紀事本末》「老區土地改革運動」篇稱,「據1948年6月22日統計,興縣8個區域290個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農382人,中農345人,貧僱農40人;自殺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農285人,中農310人,貧僱農11人;被鬥爭掃地出門後凍餓而死的63人」——光山西的一個興縣就這樣,整個解放區又打死餓死自殺了多少地主富農,可想而知了。

本來是讓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土改運動,為什麼要弄得如此血腥恐怖呢?難道不把地主富農斗死,就不能奪取他們的土地?我們要先搞清楚當年共產黨搞土改的指導思想。根源則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

中共依靠流氓無賴濫用暴力的來源

早在1926~1927年間,毛澤東就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鼓吹通過暴力運動是發動農民起來革命的一個好辦法。後來毛在共產黨內獲得主導地位,就積極地推廣湖南這種暴力流血的農民運動。可以說,毛澤東個人對後來土改運動的發展有非常大的影響。有評論家認為,「毛通過這種發動群眾,奪回土地的辦法,為了把農民吸引過來,武裝起來,讓農民手上也沾血,也跟地主對立起來。農民走投無路,只能夠跟着他走。」這種分土地的方式也讓農民產生感恩的心理,覺得黨是打土豪、分田地,為窮人說話,為農民辦事的。另外,毛還親自指示說:「每到一處,先必製造恐懼,以鞏固基層政權。」這個製造恐懼的目的,就是為了讓基層老百姓在恐懼和緊張之中不得不跟新政權站在一起。任何人站在對立面,就可能成為鎮壓和專政的對象。所以他通過殺地主,奪取土地,是鞏固和建立農村政權的重要手段。

中國農民曆來吃苦耐勞、忠厚老實,在農村依靠什麼人搞暴力血腥呢?只能是那些流氓無賴了,於是這些人就成了共產黨土改的主要力量。劉少奇在談到農民運動時,曾說對人說過:「你這裡說的流氓,是一種勇敢分子。農民運動在開始的時候,正派農民不敢參加,你不能把他們拒絕在農會之外。他們的流氓習氣是可以在運動中改造好的。改造不好的,運動起來時再淘汰他們也不遲。你不要先把他攔在外頭呀!」劉少奇曾是40年代土改的領導人。

1947年9月24日,在劉少奇主持下,晉綏邊區農會發表《告農民書》,其中寫道:「地主階級必須徹底打垮。……混進共產黨內的地主,混進新政權內的地主,混進八路軍的地主……不管他是什麼樣人,……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所有地主階級,必須在政治上,把他們的威風打垮,做到徹底消滅他們的封建壓迫,在經濟上,把他們剝削去的土地、糧耕牛、農具,以及其他一切財產,全部拿出來,做到徹底消滅他們的封建剝削。地主階級當中,罪大惡極的反動地主,不管他是什麼樣人,大家要怎樣懲辦,就可以怎樣懲辦。」

「雇僱農、貧農,是實行徹底平分土地最堅決的分子。……僱農、貧農當中,有些人雖然有些小毛病,不能給他們戴上二流子、傻瓜、懶漢的帽子。舊社會看不起窮人的觀念應當取消。」

在這樣的指導下,土改工作組進駐後,就會訪貧問苦、紮根串連,一些二流子被紮成「根子」,很快被當作貧僱農中的骨幹和依靠對象加以重用,有的還當了貧農團幹部。如果群眾對這種人不滿意,工作組就會教訓群眾說:「你們怎麼能不懂得貧僱農的窮苦呢?正因為貧窮,所以他才去偷人。不能因為有這樣那樣的毛病就模糊階級界限。」1947年,一輩子造福鄉里、毀家紓難支援八路軍抗日,並在延安受到毛主席接見過的紅色士紳牛友蘭老人,竟然在晉綏邊區的土改中成為鬥爭對象,還受到被兒子用鐵絲穿鼻子遊街示眾的折磨和摧殘,最後被逼絕食而死。無賴流氓成為土改的急先鋒,土改中恐怖血腥慘無人道的事就遍及各地。

只想消滅地主階級,反對和平土改

如果說恐怖土改,是為共產黨全國奪權所需的話,那麼,在共產黨掌權的1949年之後,就完全可以通過立法和執法,達到土改「均貧富」的目的。在1950年6月全國政協大會上,討論《土地改革法》。許多「民主人士」主張:「只要政府頒佈法令,分配土地,不要發動群眾鬥爭。」但是毛澤東堅決反對把土地恩賜給農民的和平土改。而一定要組織農民向地主階級進行鬥爭奪回土地。胡喬木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的序言中說:「黨反對不發動群眾,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賜』給農民的『和平土改』。」劉少奇在中共八大做政治報告時解釋說:我們黨沒有採取單純依靠行政命令、「恩賜」農民土地的辦法去進行土地改革。而是經過農民自己的鬥爭,完成了這一任務。於是廣大的農民就緊緊地跟了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鄉村的政權和武裝。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經濟上消滅了地主階級和大大地削弱了富農,也在政治上徹底地打倒了地主階級和孤立了富農。」

可見,中共看重的是「土改是一場階級鬥爭。」參加過土改的前《人民日報》總編室主任喻權域批判「和平土改」會帶來很大的後遺症,說「恩賜」土地「農民不能真正成為農村的主人。幾年、十幾年後,地主階級又會騎在農民頭上,控制農村。因為地主們的文化水準高於農民,還有境外、國外的反動勢力支持他們。」

喻權域也回憶說:「召開訴苦會、批鬥會。我們這些土改工作隊幹部坐鎮會場,起兩個作用:一是為農民撐腰壯膽,二是維持會場秩序。農民訴苦訴到憤激處,打地主一兩巴掌或一兩拳頭,我們坐視不管。當農民義憤填膺,蜂擁而上,拿起鋤頭、扁擔或端起板凳要砸向地主,可能把地主打殘打死時,我們這些土改工作隊幹部立即衝上去,奪下農民手中的鋤頭、扁擔、板凳,並用自己的身軀把地主圍起來。……我們當年的做法是正確的,既支持了農民的正義鬥爭,又發揚了革命的人道主義精神——不使地主被打殘、打死。」

這番話可以讀出一種可怕的恐怖:土改幹部在暗示、誘導、鼓勵農民打人,而一些資料說,還有預先安排和逼迫打人的情況。甚至土改隊幹部親自上陣打人。必然導致大量的地富分子死亡。

學者認為中共土改至少導致200萬人死亡

新華社社長穆青1950年6月在《內部參考》中報導說,河南土改運動中一個多月即發生逼死人命案件40餘起。蘭封縣瓜營區在20天里逼死7個人。廣東省委書記古大存在東江地區調查以後報告說,亂打亂吊發展得很普遍,自殺現象很嚴重,追挖底財顯得混亂。幹部有「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個雇貧農,就不要緊」的思想。

當然,也有例外。比如,中南局華南分局書記葉劍英和副書記方方在領導土改運動時,就採取比較溫和的政策。結果,廣東土改受到毛澤東的批評。1951年11月,毛批評廣東土改進展太慢,像「烏龜」。毛將陶鑄調到廣東,主管土改工作。1952年2月,毛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當面批評方方犯了「土改右傾」的錯誤。他說,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陶鑄則提出廣東「要大張旗鼓,雷厲風行,要數目字」。廣東土改的形勢隨後發生重大變化,濫殺無辜情況嚴重,每個鄉要定出殺地主的指標計劃。前廣東省副省長楊立在《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一書中透露,1953年春季,廣東省西部地區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殺。當時廣東省流行的口號是:「村村流血,戶戶鬥爭。」據估計,殺人達幾十萬。而這些被殺的人,沒有一個屬於「罪大惡極,不殺不能平民憤」的人。

在土改中殺地主不少地方就是按比例、按名額來完成任務,完全不問青紅皂白。國外專家(如劍橋中國史)估計,中國的土改殺死了200萬「地主分子」。美國學者甚至估計有多達450萬人在土改中死亡。

土改是不是達到農民翻身做主,改善農村的目的呢?原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謝韜教授在近半個世紀後回答說:「農民在土改中分得的田地,又被毛澤東以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名義要了回去,時至今日,農民仍然沒有取得土地的所有權,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大陸的土地革命並沒有完成,這是造成今日中國大陸『三農』問題的根本原因之一。」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開放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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