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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街空前戒嚴/中共有疫苗先給非洲 加碼送60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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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德國總理默克爾感到驕傲的「優秀醫療系統」,也無法抑制中共病毒在德國的肆虐。柏林心臟中心——500名劊子手的培訓基地 2012年5月,柏林心臟中心主任海策(Roland Hetzer)在上海舉行的心臟外科會議上表示,多年來,中國有500名醫生參與了與柏林心臟中心的合作工作。

大家好,歡迎關注新聞看點,我是李沐陽。

今天是6月20日,又到周末了。明天是父親節,我們首先祝所有的父親和准父親們節日快樂。今天繼續在固定板塊「病毒有眼睛」當中,跟大家聊聊中共病毒對整個世界的衝擊和影響。今天要談的是德國。

圖為德國施威林(Schwerin)一家咖啡館為了保持社交距離,要求顧客戴上特製的「竹蜻蜓帽」。

截止到今天早上6點,中共病毒擴散全球188個國家,總確診數876萬6880人,病亡數字是46萬2714人。其中德國總感染人數是19萬零660人,死亡8960人,這組數據在全球排第12位。而在此前的3月份,德國受創曾一度位列全球第五。

6月17日,位於德國北威州的肉類加工廠Tönnies再次發生大規模群聚感染。目前有關當局已經指示,7000人進行隔離,工廠關閉10天到14天。

當晚有近千個測試結果就出來了,有657人確診感染了中共病毒,326個呈現陰性。外界估計,確診病例數字可能還會有所上升。

這波疫情驚醒了已經逐漸放鬆警惕的人們,也加重了對德國的衝擊。我們這個板塊叫「病毒有眼睛」,其實後面還有一句話。很多朋友應該知道,就是「親共疫情重」。那麼德國遭受如此重創,是不是也與親共有關呢?我們從幾個方面來說一說。

多地醫生是首批感染者

今年3月底,中共病毒疫情已經在海外開始爆發了一段時間。大紀元的德國記者祝蘭在採訪中發現,德國有不少州的首批感染者當中都有醫生。

這是一個讓人吃驚的事情,因為德國的醫療體系非常強大,除了美國之外,沒有第二個國家能出其右。但是,讓德國總理默克爾感到驕傲的「優秀醫療系統」,也無法抑制中共病毒在德國的肆虐。

當時最嚴重的是北威州,感染人數幾乎佔了全德國的1/3。北威州是2月25日晚上確診的第一例中共病毒患者,隨後不久,與這名患者在狂歡節活動中有接觸的門興巴赫市醫院的一名醫生也被確診了。

第二嚴重的巴符州也是在2月25日確診的第一例病患,是一名從意大利旅行回國的女士。隨後這名女士的父親、圖賓根大學附屬醫院的主治醫生也被確診了。

2月27日,州級市漢堡確診了首例病患。漢堡大學附屬埃普多夫(Eppendorf)醫院的兒科醫生,也是去了意大利旅行,回來就被查出感染了中共病毒。

當時疫情第三重的是巴伐利亞州。除了首先感染的14名偉博思通(公司)員工和家屬外,之後確診的也是一名醫生。埃爾朗根(Erlangen)大學附屬醫院的醫生在參加工作會議時,被當時無症狀的意大利同事傳染了。

薩安州是德國最後出現確診病例的聯邦州,首例病患也是從意大利度假回國的醫生。

醫學界人員在工作場所之外感染,這個現象引起了我們德國記者的注意,隨即也做了一些深入調查。

中共的雙肺移植

5月9日,中共官媒新華社的兩名記者黎昌政和梁建強報導了一則消息。一名用「ECMO輔助73天的新冠肺炎患者,核酸轉陰後在華中科技大學協和醫院接受了雙肺移植手術」。並且說患者移植的肺「功能良好,各項生命體徵平穩,能和醫護人員交流,正逐步康復」。

對於接受雙肺移植的患者情況,新聞中沒有提,也沒有提及肺的來源。

什麼叫「雙肺移植」呢?說白了,就是把人的兩個肺都換了。因為被中共病毒感染,是兩個肺同時都被感染。如果換肺,就要兩個一起都換。它不會換一個好的,再留一個壞的。即使這樣換了,換上的這個肺還是會慢慢被感染的。所以它換,就要2個一起換。

懂醫學的朋友應該知道,給一個人換器官,必須要血液、器官等等都要匹配才行。如果不匹配,可能會產生排異,移植不會成功。

如果給這個患者同時換2個肺,那就是意味着,要取下別人身上的2個肺。而一個人只有2個肺,如果2個肺都被取走了,這個人也就活不了了。

換句話說,雙肺移植,就是救一個人的同時,必須至少要殺一個人。因為誰也不能保證一次移植成功,如果一次移植不成功,那就可能需要第二個人,第三個人,甚至可能更多。也就是現在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活摘」。

終止中國濫用移植國際聯盟(ETAC)執行主任休斯(Susie Hughes)質疑:這些快速、完全匹配的器官是從哪裏來的?

其實,對於中國移植業器官來源的質疑並不是現在才有。從2000年中國器官移植數量呈爆炸式增長以來,對於器官來源的質疑和各種調查報告就從來沒斷過。僅「追查國際組織」羅列出的證據,就有厚厚一大摞。追查國際的網址在我們的文字稿中,裏面有大量詳實的證據,聲音文字相當完整。大家可以去看看。【 http://www.zhuichaguoji.org/taxonomy/term/15 】

但是,中共的這個罪行,很多年來,一直間接得到外國醫院和專家的支持,例如培訓中國器官移植醫生等。在這方面,德國的醫學界深涉其中。十幾年中,德國不少醫院與中國醫院在器官移植方面有着密切合作,還有不少德國專家去大陸傳授經驗,甚至幫中共說話。

「武協」涉嫌活摘,「德醫」與之有染

今年3月1日,「追查國際組織」公佈了去年對大陸上百家移植醫院的跟蹤調查報告,報告指出,中共的活摘罪惡依然在進行着,其中就有前面提到的華中科技大學協和醫院。

華中科技大學協和醫院,人們通常簡稱武漢協和醫院,全稱是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

2019年,德國總理默克爾訪華時曾專程去了一趟武漢協和醫院。默克爾到訪醫院的照片,現在就是協和醫院的網站主頁招牌。

在「追查國際組織」的早期調查錄音中,武漢協和醫院的醫生親口承認,他們移植手術使用的器官來自法輪功學員。

在協和醫院的官網,明確羅列着海外的合作醫院,其中有7家來自德國。分別是漢堡大學附屬埃普多夫(Eppendorf)醫院、巴伐利亞州維爾茨堡大學醫院、巴符州烏爾姆大學醫院、巴伐利亞州慕尼黑工大附屬伊薩右岸醫院、德爾門霍斯特醫院(Delmenhorst)、漢堡巴姆貝克醫院和漢諾威醫科大學(MHH)醫院。

這些德國醫院中,漢諾威醫科大學醫院、漢堡大學埃普多夫醫院、維爾茨堡大學醫院和慕尼黑工大附屬醫院都有移植中心。烏爾姆大學醫院原本也有,但是在2011年撤銷了,因為移植手術數量不夠。

柏林心臟中心——500名劊子手的培訓基地

2014年6月,德國西南廣播電台SWR2報導了中國的器官移植產業。他們在質疑和批評的報導中,提到了柏林心臟中心與中國醫院的合作。

2012年5月,柏林心臟中心主任海策(Roland Hetzer)在上海舉行的心臟外科會議上表示,多年來,中國有500名醫生參與了與柏林心臟中心的合作工作。

在柏林心臟中心的網站上可以看到,它們在1999年11月與上海大學簽了一份合作協議,其中包括培訓中國的心臟外科醫生。簽協議的第二年,2000年4月19日,上海成立了中德心臟研究所。

去年7月24日,隸屬於中國衛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務中心的中國衛生人才網發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作者是「李軍」,單位是位於北京的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

文中透露,柏林心臟中心當時還在培訓中國醫生。文中介紹,2018年12月到2019年2月,「李軍」本人曾到柏林心臟中心進修心血管麻醉。

「追查國際組織」調查顯示,「李軍」所在的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也涉嫌參與活摘器官。在2007年,這家醫院被中共衛生部指定開展心臟移植手術。

心臟移植,同樣是救一個人,就得至少殺一個人。

在上海東方醫院網站,有一篇2014年3月發表的文章。其中介紹,上海中德心臟研究所成立後,有幾十人曾到德國心臟中心接受培訓。而所有前往培訓的醫生,德國心臟中心免去他們所有的費用,甚至還提供衣食住行。

這些人回到中國後,都在重要崗位擔任工作。後來,中國大陸各地都有醫院與德國心臟中心建立合作關係。

上海東方醫院,也就是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追查國際組織」調查發現,這家醫院在2001年到2005年期間,也涉嫌參與了活摘器官。

高明醫術和嚴謹作風,本來是德國醫生為人稱道的。但似乎在與中共的合作中,這些成了一把雙刃劍,為中共培養出了許許多多殺人劊子手。

在正常社會,醫生是救死扶傷的。醫院之間的合作,本意也是為更好地治病救人、服務社會。但是中共讓醫生到德國學習技術,回國參與器官移植。德國的醫學界在有意無意當中,已經成了中共殺人的幫凶。

人人都知道天理昭然,善惡必報。從德國醫學界與中共深度有染的角度來看,很多德國醫生被感染,是不是病毒有眼睛呢?

接下來再說說因為疫情衝擊而陷入危機的德國汽車業。

寶馬將裁員6000人

在大陸民間流傳着一種說法,「坐奔馳開寶馬」。意思是說奔馳車坐着很享受,開寶馬車很舒適。這句話有沒有道理,沒有考究過。但我知道,擁有一輛德國汽車,無論是奔馳、寶馬還是奧迪,的確是很多人的追求。

今天很多大陸媒體都在根據德國媒體的消息報導一件事,寶馬要裁員了。據德國電視一台報導,這次裁員幅度很大,有6000人之多。這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寶馬的第一次裁員。

原因很簡單,中共病毒疫情的衝擊,今年的銷量銳減了1/5。德國《商報》援引寶馬內部消息,全球銷量從去年的250萬輛跌到了約200萬輛。《南德意志報》報導,預計本季度寶馬將出現虧損。

寶馬公司昨天也發佈聲明,表示公司將採取必要的步驟,以幫助寶馬更有力地應對外部衝擊和市場波動。

世界公認的汽車巨頭出現這種情況,讓整個世界為之震驚,也驚訝中共病毒對寶馬的衝擊之大。其實中共病毒對德國的衝擊不只體現在寶馬身上,整個德國的汽車工業都因為中共病毒疫情陷入了危機。

「德國榮耀」遭遇最大危機

汽車工業,一直被稱為「德國榮耀」。但是在疫情衝擊下,這個歐洲重要的工業國卻遭遇了巨大挑戰。大眾、奧迪、奔馳、寶馬等企業在歐洲幾乎全部停產,供應鏈受損,全球三大銷售市場同時受到衝擊。

今年1月,中共病毒疫情從武漢向全球各地蔓延,特別是被德國視為最重要市場的中國大陸,更是首當其衝。中國汽車工業協會(CAAM)2月宣佈,1月份中國汽車銷量同比下降20%。這是自2012年1月以來的最大跌幅。

德意志銀行3月6日發佈的調查報告,2月上半月的銷售量同比減少90%。僅大眾集團,2月份中國銷售同比減少了近四分之三。

很快,疫情傳入了德國。從出現全國首宗病例的1月28日,到3月30日為止,德國南部兩大州巴伐利亞和巴符,感染人數都超過萬人。

而這兩個州匯集了德國汽車業五大品牌中的四家,分別是寶馬、奧迪、奔馳和保時捷。大眾所在的下薩克森州感染人數當時排在德國第四位。

隨即各大車企相繼宣佈停產。有專家在4月初估計,德國汽車業可能要至少裁員十萬人。

情勢之重,讓德國媒體一片驚呼。《時代周報》表示,這是「汽車工業二戰以來最大的危機」,《商報》稱這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危機」。而《世界報》表示,「汽車工業或被夷為『荒蕪之地』」以及對「後病毒時代的恐慌」。

瑞士聖加侖大學的德籍著名汽車專家費迪南德·杜登霍夫(Ferdinand Dudenhöffer)曾在德新社發表一份研究報告。他認為按照金融市場危機的經驗來說,因為中共病毒帶來的危機,德國車企的「整個復甦過程可能會長達十餘年」。

「德國榮耀」遭受致命打擊,背後的原因也不簡單,與中共的勾連由來已久。這其中,以德國大眾最為典型。

科爾(Helmut Kohl)無視六四,大眾堅持與中共合作

德國大眾,在中國幾乎是家喻戶曉。不過這個第一批進入中國市場的企業,1978年的談判並不順利。

1982年,有兩個人物需要特別注意,一個是卡爾·哈恩(Carl Hahn),另一個是科爾。哈恩那一年成了大眾總裁,開始着力推動與中共的合作。科爾成了德國總理,開啟了與中共的訂單外交。

1984年,科爾第一次訪華,與中方簽署了上海大眾合營生產桑塔納轎車的協議,決定合資成立上汽大眾公司。

1986年,大眾又與長春一汽開始了洽談合作。

1987年科爾第二次訪華時,中德經貿總額已經達到了89億馬克,相當於51億多美元。當時的德國,成了中共第四大貿易夥伴。

哈恩在晚年接受採訪時說:「我們將一部分在中國生產的發動機,出口到大眾汽車集團在全球的工廠,可以說我們是中國首家出口汽車零部件的企業。這些建廠、產品出口,離不開中國政府給予的大力支持。」他同時提到,大眾集團還把50家最重要的供應商帶到了中國市場,這些供應商帶着自己的資本和技術來到中國。

哈恩當時提到,1990年,一汽和大眾15萬輛合資項目在北京正式簽約。1991年2月6日,一汽大眾正式成立。

40歲往上的人應該知道,在一汽和大眾簽署15萬輛合資項目的前一年,也就是1989年,中共在天安門屠殺了上萬名學生和市民。這起事件震驚了國際社會,當時有很多西方公司因此撤出了中國。

責任編輯: zhongkang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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