騷亂者在5月31日把曼哈頓蘇豪區（SOHO）區的一家商店的玻璃砸爛。圖為工人為店面加裝木板。（黃小堂／大紀元）
我的先生是律師，在我們第一個孩子還只有幾個月大時，他辭去年薪十萬的工作，自己出來開業。他是一個聰明、謹慎且有多領域經驗的律師，但他不喜歡社交，所以他沒有太多自己的客戶。一開始，他只有五根手指數不完的客戶，所以只能靠花大錢架設網站做廣告，在網站的宣傳以及朋友的推薦下，他的客戶漸漸增多，但大多是小客戶，很多是中、大型律師事務所不願接的客戶，才轉介給他。隨着客戶漸增，他的工作時間也不斷拉長，早上六點多出門，晚上六點多回家吃晚飯，吃完晚飯，再回到辦公室，繼續工作到半夜，通常星期六、日他也都進辦公室。在沒有任何助手的情況下，他必須自己接電話、影印、記錄收支、跑郵局、跑銀行等等，所有的瑣碎雜事全都得自己做，這些事佔據了很多他處理案件的時間。
看先生那麼忙，我也不忍心叫他做任何家事或是照顧孩子，只希望他多多休息。我記得，星期五晚上是我們最容易吵架的時間，我期望他可以照顧一下孩子讓我喘口氣，但他也累癱了，什麼事都不想做。另一件常常引發我們衝突的事是關於我們家老大的發展，他兩歲了還不會叫爸爸媽媽，而且也不太理人，我先生認為中英雙語的環境造成孩子的發展遲緩，而我則深信孩子只需要更多時間，對於要不要繼續我的雙語計劃，我們時有歧見。當我們的孩子終於開始說話，他說的話大多是在背書以及背卡通台詞，到了四歲，他得到了輕微自閉症的診斷，我的先生非常自責，認為自己因為工作忙碌，沒有花足夠時間與孩子互動，更怕錯過了孩子的早療黃金期。而我則常常認為先生在責怪我一心只想讓孩子可以成為雙語，而不願孩子接受診斷治療，所以我也滿腹冤屈。現在，我們的老大已經七歲了，中英雙語流利，英文閱讀優於同學，也能夠閱讀中文書，但他還是不善社交。回首來時路，我想我們了花太多時間擔憂孩子的未來，不過，這個憂慮也來自我先生的創業路充滿壓力及焦慮。
三個律師中就有一個酗酒，百分之二十八的律師有憂鬱症，百分之十九的律師有焦慮的症狀。一般上班族回到家就可以不用想工作的事情了，但是律師很難不時常想到手邊的案件，律師可能同時處理上百件案件，每個案件有不同的程序和時間表，漏了一個細節，律師自己可能要吃上官司。我先生有時半夜醒來，突然想起某個案件，就要查查他的行事曆，確定沒有錯過任何文件的繳交期限。自己開業的律師，壓力可能不只加倍。除了處理法律案件，還要煩惱如何找到客戶，如何催客戶付律師費，如何平衡收支等等。他自己開業四年多後，終於有一個女性律師朋友願意加入他，但是很快他們就拆夥了，因為他的朋友並不了解自己當老闆有多麼困難，她認為當老闆後，再也不用聽上司命令，可以不想上班就不來，想度假就去度假。但他的合伙人很快發現自己當老闆工作量更大而且收入不穩，所以一年多後，她就在州政府找到新工作了，薪水更多，福利更好，工作更輕鬆。我問先生要不要也去找公家機關的工作，但他不願意，因為這與他的政治理念相違背，他認為政府應該越小越好，大政府效率不彰，冗員充斥，是國家財政赤字的來源。雖然覺得先生太過理想化了，但我認為人只活一次，為理念、理想而奮鬥的人生才有意義，所以我也不強求他。
銀行不借錢給創業不到兩年的人，所以我們雖然想從城市搬到郊區，也得等兩年後才能開始找房子。當我們找到合適的房子，跟銀行申請貸款時，銀行認為我們收入不穩定，所以不肯借我們錢，最後是由我婆婆當保證人，銀行才肯借給我們錢。有一陣子因為在城市的房子賣不掉，我們同時背兩個房貸，所以只能靠信用卡過日子，當我們賣掉城市房子的那天，我們的多張信用卡已經到達借款上限，而我們的銀行賬戶里，只剩下不到一百元。我們吃不起餐館，也沒錢度假，但我們的生活並不比一般中低收入的家庭差，我們有一間屋子可以遮風避雨，每餐吃飽飽，周末我們也有小確幸，會買披薩回家吃或是帶孩子去吃麥當勞。我的婆婆會在我們生日及耶誕節時送紅包給我們，偶而也給孫子一些紅包買新衣新鞋，我先生收到紅包會存起來，我則拚命買書給孩子，逢年過節，孩子們會得到一大堆禮物，所以他們並不曉得什麼叫貧窮。
在美國，有時候貧窮的界線很模糊，很多中產階級的人拿到薪水的當天就要付房貸、車貸、信用卡費等等，只能當過路財神，雖然有退休賬戶，但那些錢也是動不得的。不過，相較於上班族（尤其是公務員和公立學校教職員），我覺得自己創業最辛苦的一件事是付不起好的醫療保險。我們只能買得起一個月要付近千元但不包含眼科或牙科的保險，而且八千元以下的醫療保險全部要自掏腰包。我們每生一個孩子，就要收到七八千元的醫療賬單，還好，每次孩子的外公都會包一個大紅包，我們才得以免於債台高築。在醫療這方面，低收入戶有全額的醫療補助，上班族有僱主的部分補貼，誠實報稅的小商人的壓力其實是最大的。我是家庭主婦，無法完全理解先生的工作壓力，對我來說，先生自己開業後，我最大的壓力是「不敢生病」。
我們持續好幾年入不敷出，不過我先生的事業越來越穩定，但後來也到了一個瓶頸，他的工作量已經超過他的負荷，而且只靠他一個人，也無力承接大型有好利潤的案件。去年，另一位律師朋友考慮跟他合夥，所以他們開始找適合的新辦公室，但是大部分辦公大樓租金太高，而且一開始要花大錢整修，不過最重要的是實在不清楚公司能不能撐下去，如果撐不下去，租金還是得付，那就要宣告破產了。在找新辦公室時，他發現一棟在市中心賣了兩年的律師樓，三層半的樓房，大小更好，原本想說出個低價，屋主不會同意賣，沒想到屋主也急於賣房，同意了我先生出的價錢。接下來又是兩個多月的買屋過程，檢查房子，協商修理費，申請房貸等等。
過程中，我們隨時準備放棄了。最後，終於完成過戶了。我們請不起人打掃，所以我和先生捲起衣袖，將樓房上上下下打掃一番。這棟樓房裏有着奧爾巴尼市最古老的一面磚牆，可以追朔到1670年代。我和先生看着這面牆，深深以成為這個城市的文化及歷史保存者為榮，也希望我們的孩子可以繼續肩負起這個角色。
接下來的幾個月，先生又無法拿錢回家了，因為新合伙人需要較多的設備及人手，我先生所賺的錢就用來支付這些費用。沒想到，正式營運後，不到兩個月就遇上了新冠病毒，員工不能來上班，大家都勸我先生將員工開除讓他們領失業救濟金，但我先生不肯，他要與員工共渡難關，最後只能領出退休金，繼續撐下去。眼看就要能夠重新開張，又遇到了因警察殺死黑人而引發的全國暴動，我們開始擔心我們在市區的律師樓會遭受波及，很快，我們的擔憂成真。五月三十日，星期六晚上十一點半，先生低吼着：「天啊！我正看着有人砸破我們的玻璃門窗。」他拿着手機讓我看律師樓的保全攝影，螢幕上是一個年輕白人在砸玻璃。雖然影片無聲，但我們仿佛聽到玻璃碎裂時的尖銳刺耳聲響。當我先生打電話給警察時，我注意到他的手微微地顫抖。警察告訴他不要進市區，怕有危險。那個晚上，市區已有多處縱火，我們不知道我們的樓房會不會被燒成殘骸。後來，先生叫我去睡，因為隔天我還得照顧孩子。我睡睡醒醒，但我知道先生徹夜未眠。
隔天，先生在律師樓待了一天。回家後，他告訴我很多親朋好友都來關心探望，希望可以幫忙，他的一個建商客戶還帶了自己的工作團隊過來幫我先生把被砸破的玻璃門窗用木板封起來。先生告訴我，當他到達律師樓時，他站在大樓前，百思不解為何街上門窗外的玻璃碎片已經完全不見了，這時一位五十幾歲的黑人婦女走向他，問他是否認識這棟樓房的主人，我先生告訴她，他就是這棟樓的主人，這位黑人婦女面帶歉意地對他說：「很抱歉發生這樣的事，我和我妹妹將玻璃掃乾淨了。」我先生謝謝她並跟她說：「砸破玻璃的是一個年輕白人，我希望你不要認為是黑人孩子做的，而覺得有責任，這不是你的責任。」聽到這段對話的那一刻，是我一整夜、一整天以來最想哭的時候，但我把嘴一抿，眼淚眨回眼眶，因為我沒時間哭泣，我需要看老大完成功課，念書給老二聽，幫老三換尿布，準備晚餐，還要收拾一地的玩具。當主流媒體不斷合理化抗議者的暴力行為時，當反對暴力行為的白人因為怕被扣上白人優越感的大帽子而不敢出聲時，當警察跪下來為同僚的過錯道歉並且拒絕抓捕趁亂打劫的暴徒時，又有誰同情及保護受波及的小商店及小市民？又有誰聽到那些不認同暴力行為的黑人的聲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