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在越南的一條街道上豎立越南國旗（L）和越南共產黨黨旗
中國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間的失責已招致國際社會的譴責。疫情初期中國政府隱瞞和拖延疫情，但在中國現有的體制下，民眾難以向政府追責。於是，近來在中文社交媒體上廣泛流傳着越南進行政治改革的消息，體現出中國人對越南民主化的期待和嚮往。同樣是共產黨主政的國家，越南的政治改革是否真的走到了中國的前面？下面是這個專題的第二集：越南政改的張力。
難以改變的「斧頭鐮刀」
越南有限的政改讓很多人感到失望。中國商人阿雄五月份在微信朋友圈發文章，警告對越南抱有單相思的中國人丟掉幻想。阿雄的解釋直截了當，「斧頭跟鐮刀，本質上都大同小異的，在沒有強大外力的情況下，他們決不會放棄壟斷權力。」
越南共產黨黨旗上的鐮刀斧頭標記，與中國共產黨並沒有什麼差別。越共至今仍然是越南唯一合法的政黨，在越南壟斷了所有的國家權力。幾位本台採訪的越南問題專家也都認為，越南的各種改革宗旨仍然是為了維護越共的統治地位，提高其合法性。
在出台一項項政改措施的同時，越南政府仍然在打壓政治異議人士、鉗制言論自由。長年研究越南內政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榮休教授本尼迪克特·科爾弗列特（Benedict Kerkvliet）認為，這一現象有加劇的趨勢，「在過去幾年中，自2017年左右以來，越南政府在涉及政治辯論或討論的公共領域，對某些群體採取了更為嚴厲的打壓政策，尤其是針對那些倡導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的人。」
被稱為越南Lady Gaga的歌手杜阮玫瑰（Do Nguyen Mai Khoi）因為參與民眾抗議，並以音樂延續其街頭抗議，而遭到政府的全面監控，專輯也無法出售。
根據國際人權組織「自由之家」的調查顯示，到2018年底，越南還在獄中的良心犯總共有244位。而最新的一個案例是今年四月下旬，越南異議作家陳德石（Tran Duc Thach）在家中被捕，罪名是捲入了旨在推翻人民政府的行動。
也是在四月下旬，國際社媒巨頭臉書被迫接受越南政府的條件，對越南用戶進行內容審查，減少和政府立場不同的帖子，以換取在越南繼續運營的資格。而早在2018年，越南國會就通過了《網絡安全法》，讓越南政府擁有了管制網絡言論的巨大權力。
儘管越南政府的專制屬性並沒有發生根本改變，但越南的政治與社會近年來仍在逐步走向開放，也越來越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和認可。
政治改革的張力
2019年2月底，美國總統特朗普和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在越南河內進行新一輪的朝核問題談判。（背景音：談判期間的聲音）路透社當時發表文章說，朝鮮應當學習越南的政治改革和個人自由。
這次特金會更象一個巨大的隱喻，代表自由體制的美國和代表極權的朝鮮在越南相會，而越南似乎就站在這兩者之間。
美國喬治·梅森大學越南裔榮休教授阮雄（Hung Nguyen）向本台分析說，越南政權已經退去了極權的色彩，而更靠近威權主義的性質。
「雖然他們控制着政治，但經濟上的控制已大為放鬆，而且還允許一定程度上公民社會的存在。」
美國前駐越南大使施大偉（David B. Shear）前不久在一次研討會上指出，雖然越南政府仍然是威權體制，但在應對新冠疫情過程中卻表現得很透明，「在越南有大量美國疾控中心的人，他們與越南人合作很緊密，還參與了越南衛生管理部門的行動。在河內的美國大使館對雙方的合作很滿意。」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榮休教授科爾弗列特認為，越南的威權主義政府通過多年改革，已經不同往日。
「越南政府已經變得更加願意回應普通民意，普通人的想法和主張，以及非體制內的專家意見，和對政府的批評和反對聲音。」
2018年，因為反對越南政府建立三個特別經濟區，並將土地出租99年，越南各地民眾發動了大規模的抗議示威。越南政府雖然出動警察力量予以鎮壓，但同時也讓民意得到充分表達，並最終撤回了向國會遞交的相關提案。
「越南裔美國人社團」董事范仲光博士（Trong Quang Phan）多年來一直在美國幫助培訓越南的青年學生和民權活動人士。通過與越南年輕人的接觸，他感覺到越南還是有相當的言論表達的空間，「相比於中國，越南政府對知識分子有更高的容忍度；越南政府也更懷柔，他們的統治手段更加的精明。」
而作為民意機構的越南國會在議事過程中，也已變得相當活躍和積極。2002年，國會以腐敗和職能重疊等理由否決了越南總理潘文凱（Phan Van Khai）提名的國家安全部部長人選。2010年，國會否決了政府提出的連接首都河內與商業城市胡志明市之間的南北高鐵項目。
越共和民意機構的選舉制度也在繼續改革。到2011年，越共十一大上，中央委員差額選舉比例已經有24.57%，省委書記及省級幹部的選舉有10%的差額比例。較大的差額比例已經導致出現了中央政治局提名的候選人落選的案例。同時，作為地方代議機構的地方人民議會也已經實行了差額選舉。
類似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越南祖國陣線」，雖然處于越共的領導之下，但有研究顯示，在祖國陣線與越共、國會和政府之間已經出現了爭權和限權的鬥爭。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潘金娥在其2017年發表的文章中認為，這是越共自動放權的結果，意在通過民主化的措施，來鞏固執政黨的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