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舉國封鎖令下的米蘭但丁之路（Via Dante）。（攝於2020年3月10日）
大部分西方國家為了減緩中共病毒（冠狀病毒）擴散，已經採取封鎖措施超過一個多月。各級學校已經淨空，所有非必需的公司行號也已經根據政府的命令關閉了。
採取封閉措施付出的代價是相當昂貴的。被迫失業的人數急遽增加，各國政府基本上必須印發鈔票來支撐整個經濟體系。縱使目前我們還不知道這波疫情究竟會讓我們付出多大的經濟損失，但是我們已經知道這巨大的債務將會壓垮我們的下一代。
社會成本可能遠遠超過財務損失，比如人民在疫情與經濟的壓力下可能出現憂鬱症、自殺、虐待配偶以及其它異常行為。
採取種種非常措施的理由是為了拉平疫情曲線（flatten the curve），說白一點就是為了避免萬一疫情擴大，各醫院無法負荷突然暴增的染疫患者。專家們認為，採取保持社交距離與關閉學校、商家等措施，便能拉平疫情曲線。我們現在已經生活在這些限制我們自由的新規定中，而且態度和善，配合度極高。我們人類是極具韌性的。
然而有一個問題還是得提出來討論。畢竟我們都很幸運能夠生活在自由社會裏，理應善加運用我們的權利表達意見。
顯然目前各地的醫療體系並未出現大量的染疫患者而造成醫院無法負荷的情況。事實上，即便在感染最嚴重的地區，醫療體系仍能正常運作。反而是一些疫情較輕的地區，醫療系統為了容納可能暴增的染疫患者（事實上染疫患者從未增加），調整了正常運作流程，因而造成醫院的使用率不足。大部分人民都能配合保持社交距離，這肯定有助於降低感染病例。
但是，並沒有明顯的證據證明，非得在一開始就採取嚴厲的措施，如關閉學校與大部分的小型商家。
並不是每一個國家都已經採取嚴厲的關閉措施。瑞典便是一個例證，它採信具有說服力的科學建議，勸導人民保持合理的社交距離，但是並沒有關閉大部分的小學和小型商家。大部分的餐廳和小型商家都照常營業。瑞典的醫療體系沒有改變，仍然正常運作，染疫患者的死亡率相較於其它採取封閉措施的國家，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專家們曾經警告瑞典政府必須關閉學校與商家，否則將面臨慘重的疫情，截至目前，事實證明這些專家的警告是錯誤的。
世界衛生組織（WHO）堅持，瑞典必須按照它的建議，像其它西方國家一樣採取封閉措施，但是瑞典政府傾向於按照自己的方式辦事。或許當疫情結束之時，瑞典人便能更快地讓他們的國家回歸正常運作。同樣的，瑞典人很可能會對下一波的疫情產生免疫力，因為他們已經達到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然而那些採取封閉措施的國家人民卻仍然極易感染病毒。
台灣、韓國、新加坡和日本也是採取合理措施，但未關閉學校或商家。他們的醫療體系和經濟活動運作如常。很可能現在他們的人民幾乎完全對病毒產生了免疫力。
現在漸漸看出來，這些國家的做法是正確的，而我們這些採取封閉措施的國家卻是做錯了。很多專家提出了非常具有說服力的說法，雖然保持社交距離確實能夠有效地預防個人感染病毒，但是全國性的停止經濟活動與關閉學校卻只是將病毒封閉在社區里延長了它們的壽命，對於整體死亡人數並沒有產生任何影響。
許多專家學者有理有據地提出他們的論點說明，無論是採取封閉措施或採取開放措施的國家，冠狀病毒（中共病毒）傳染的高峰期與緩和期都是一樣的。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Tel Aviv University）的伊查克‧本‧以色列（Yitzhak Ben Israel）教授也是持相同主張。簡單地說，縱使英國已經關閉全國經濟實體、承受巨大損失，瑞典染疫的死亡人數也不會比英國多。前洛克菲勒大學（Rockefeller University）生物統計學家克努特‧威特科夫斯基（Knut Wittkowski）認同這個說法。
全世界大部分國家的領導人是不是有可能犯了一個極其嚴重的錯誤，那便是關閉經濟實體，因而造成了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大規模的全球經濟蕭條？
我們的領導人必須向我們解釋清楚，究竟他們有什麼計劃？為何關閉學校與商家？為何沒有採取台灣或瑞典政府的做法？他們說想要拉平疫情曲線。疫情曲線已經被拉平了，現在他們還有什麼神奇的計劃可以阻擋病毒，讓它們無法像疫情剛開始爆發時那樣肆無忌憚地在社區擴散？
他們有任何消滅病毒的計劃嗎？假如有，他們應該將計劃告訴我們。
假如沒有任何計劃，他們應該開始重新啟動經濟，這將是一個艱辛、漫長的過程。首先應該重新開放學校，以及選擇性地恢復商家的營運。就像每次的流感，有的學童會染病，但大部分不會染病。是，他們可能會傳染給父母或其他人，但所有的病毒都是一樣的情況，這是正常的。關閉學校真的對嗎？或許只是延長了病毒的壽命？我們的政府關閉學校的原因難道只是因為其它國家都這麼做，所以就照做？
已經有證據指出，大多數健康的人被感染後將會發病，然後痊癒，或者完全沒有發病的症狀。大自然已經賦予健康人體可以克服呼吸道疾病的能力。我們也知道，染疫後病情嚴重的多數是健康狀況不佳的老年人。這次疫情明顯暴露出我們的養老院、居家護理系統，當然還有整個醫療體系，對於易受感染者的防疫保護是毫無章法的。
顯然我們必須有所改變來應對新的現實。
但是我們必須保護老者與體弱者且不危害到我們子孫的未來。作為一個祖父，我很感謝這次病毒攻擊的對象是我們而不是年輕人。我並不想被感染，我也打算主動按照防疫建議保持社交距離以及勤洗手。然而這些措施不是應該個人主動去做，而不是政府強制規定嗎？而且更重要的是，為我們的子孫維持國家的強盛不就是我們最重要的責任嗎？
就算我真的染疫發病，我知道大多數健康的人都能夠克服病毒性呼吸道疾病，一樣可以克服這個難纏的中共病毒。我們有沒有可能對中共病毒產生非理性的恐懼而過早棄械投降？也可能是某些高度政治化的媒體宣傳，以及我們過度依賴社群媒體，導致我們毫無根據地強化疫情的威脅性？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前一次重大疫情是2009年的豬流感（swine flu），當時全世界染疫死亡的人數遠遠超過這次中共病毒的疫情，但卻沒有像這次疫情這樣引起全球媒體大幅的報導或全面的恐慌。
我們還記得那次的疫情嗎？
難道我們不應該擔心，下一次病毒極可能攻擊我們的年輕一代嗎？難道我們不需要重建一個強大的經濟體系，以備防範這個可怕的潛在威脅嗎？經濟崩塌將會造成我們面對危急情況毫無招架之力。難道我們不需要現在就重建經濟，而不是等一年或兩年後所有病毒都消失的時候才重建經濟？
假如政府的計劃是要等待疫苗研發出來，顯然至少要等一年或兩年後。那麼這一兩年的時間內，所有人民都要生活在封閉的環境中，這樣合理嗎？難道所有健康狀況不佳的老人都想要在人生最後的這段時間與家人隔離生活嗎？縱使在一年之內找到疫苗，但是任何接種過流感疫苗的人都知道，疫苗可能有效，也可能無效。等待找到新藥的這段時間，我們得暫停所有生活，這是合理的做法嗎？
所以除非我們的政府已經掌握可以消滅病毒的秘密計劃，否則我們現在不是應該重新開放學校與商家，盡所能地保護弱勢群體嗎？難道我們不需要讓孩子們回到學校、讓人們回到工作崗位嗎？
我們可以仔細觀察瑞典和其它沒有採取限制自由嚴厲措施的國家，看看他們是如何保持開放狀態正常運作的，我們可以向他們學習，這不是合情合理的嗎？當我們貿然地採取關閉學校等措施，只是延後病毒停留在社區的時間，如此一來，我們是否只是延遲了不可避免的傳染？
最後，我們真的能從這次經驗中學習教訓，當下次再出現類似這種可怕的病毒時，我們就能做得更好嗎？
原文 Pandemic Lockdown: Are We Just Delaying the Inevitabl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布萊恩‧吉斯布雷希特（Brian Giesbrecht）是名退休法官，還是前沿中心公共政策的高級研究員。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