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一傳統市場內戴口罩的人們
2007年8月，香港田園書屋出版了由周德高筆述、朱學淵撰寫的《我與中共和柬共》。由於作者的特殊身份和特殊經歷，使這本書具有特殊的價值。
周德高是柬埔寨華人，1932年出生於柬埔寨的貧困農村家庭，父親是來自潮州的華工。從五十年代起，周德高就接受中共大使館領導，從事革命的地下工作，和很多柬共高級領導人有直接交往，並親身參與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在1977年，周德高被召到北京匯報柬共內部情況，周德高表達了對柬共種族滅絕的批評，並且告訴中共柬共第四號人物蘇品和越共暗通款曲的情報。當時的中共領導人華國鋒實行兩個「凡是」，拒不接受周德高對柬共的正確批評，繼續堅定不移地支持波爾布特。中共擔心柬共內部的反對派與越南合作，會打破它的戰略安排，於是把蘇品與越共暗中聯繫的情報轉告了波爾布特。第二年，蘇品就遭到波爾布特派人襲擊負傷，自殺身亡。蘇品的部屬，以韓桑林為首，深知大禍臨頭，於是鋌而走險，揭竿而起，反抗波爾布特，失敗後逃到越南。後來，越南軍隊在他們的配合下進攻柬埔寨，一舉消滅了柬共政權。周德高對蘇品有非常好的印象，他想不到他向中共提供的情報到頭來竟害死了蘇品。他更想不到的，另外也是合謀害死蘇品的波爾布特和中共都想不到的是，蘇品之死竟然引發了柬共上層的公開分裂並直接導致了越南的入侵和柬共政權的滅亡。在如此重大的事變中，周德高竟然無意中扮演了一個關鍵的角色。由此可見這本書的特殊意義。
周德高因為反對柬共的血腥屠殺而受到中共的猜忌，後來他退出了共產黨，去了香港，然後輾轉到美國定居。在沉默了二十多年後，他講出了自己的故事，和朱學淵先生合作寫成此書。朱學淵文革前畢業於上海華東師大，80年來美，獲物理學博士，其後轉而經商，並從事文史研究以及時事評論，涉獵相當廣泛。他寫的有關民族問題語言問題的論着，別開生面，饒有興味。
讀這本《我與中共和柬共》，令人感慨萬端。波爾布特、英薩利、宋成這批柬共領袖，大多出身於柬埔寨的比較富有的家庭，又在法國留學，但是他們非但沒有學到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反而成了共產黨，而且比原來本土的共產黨還要激進。其間原因何在？我想這大概是因為他們來到西方後，目睹西方的發達，故而對自己所屬的階級的落後與無能感到羞恥感到鄙視，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共產主義這套理論產生於西方同時又反西方，這就正好投合了他們既要學習西方又要維持民族驕傲的矛盾情結，所以正中下懷。從書中的記敘可以知道，波爾布特們之所以狂熱地推行共產革命，倒並不是出於哈耶克所說的「理性的狂妄」，因為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也是一知半解的。他們更多的是出於野心的狂妄，一心想後來居上，創造人間奇蹟，開闢歷史新紀元。所以他們不但不把蘇共那一套放在眼裏，甚至對中共那一套都不大看得上。柬埔寨共產黨搞的那一套比毛時代的中共，比四人幫還要激進，以至於毛澤東本人都要自嘆弗如，對他們大加讚揚。
在各個共產國家中，柬共建立的柬埔寨民主共和國成立的最晚，滅亡的最早。柬共政權只有三年八個月的壽命，是共產國家中最短命的。最有諷刺意味的是，柬共政權並不是被本國的人民起來革命推翻的，而是被另一個共產國家越南用武力滅掉的。作者寫道：「多少年後，國際上還有越南侵略了柬埔寨，越南軍是侵略軍的輿論。然而，柬埔寨人民也是取了』兩害權其輕』的原則，非但沒有把越南軍隊當作侵略者，而且歡迎他們，感激他們，還帶他們去抓捕躲藏的柬共分子。西哈努克就說過：』如果越南人不對紅色高棉發動進攻，那我們的人民就將永世地被那些野蠻的』翁卡』統治，永遠當奴隸了。』」一個國家的人民，竟然歡迎外國軍隊侵略自己的國家，可見該國的統治者惡劣到什麼程度，也可見國家主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不應該是最高原則。這對於那些以民族主義者自命的人應當是很有教益的。
眾所周知，柬共長期以來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柬共的得勢完全是中共支持的結果，因此柬共的罪惡也就是中共的罪惡。後來，鄧小平修正了毛時代的外交政策。鄧小平曾經對飽受柬共折磨的西哈努克表示道歉，但是對幾百萬柬埔寨人民，和幾十萬柬埔寨華僑，卻沒有說過一句道歉的話。直到79年初，越南軍隊攻打柬埔寨。柬共政權搖搖欲墜，鄧小平還以所謂「自衛反擊戰」的名義「教訓」越南，力圖挽救萬惡的柬共政權。只是這場圍魏救趙的所謂「自衛反擊戰」打得很不理想，柬共政權迅速滅亡，中共只好草草收兵；而隨着中共軍隊的撤離，中共在越南的人員也就被對方一網打盡，全軍覆沒。我們知道，中共一貫過河拆橋，對那些為自己效過命的人都棄之如敝屣，着實令人齒冷。這裏就是一個例子。
當年，納粹滅亡，一名納粹戰犯講過一句話：「千年易過，納粹的罪孽難消。」這句話難道不同樣也適用於共產黨嗎？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