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月22日晚22點45分，父親走完他76載的人生之路，心臟永遠地停止了跳動。奇怪的是，父親的眼睛久久不能合上。我用手輕輕摩挲着父親的眼皮，默念道：「爸，您就放心走吧，媽媽有我們五個兒女照管扶養呢。」念叨了多次，可父親眼睛仍然不閉。倏地，我想起父親晚年跟我說過的一件事，就又默念道：「爸，您放心走吧，李嬸（李工的老伴）的300元生活費，我們保證按月打過去。」聽完這個默念，父親才慢慢地合上眼睛，仿佛了結了一樁永遠的心事——
什麼是父親永遠的心事呢？
父親一生中心中最痛、良心永遠不得安寧的一件事，就是在1957年把一個業務技術骨幹打成「右派」，並殃及後人。
晚年的父親常常被這件冤案錯案折磨得坐臥不安，夜裏難以入眠，以至死不瞑目——
那是1957年，父親擔任一家大型國有企業的黨委書記。起初是搞「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豈知，這是「引蛇出洞」。《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麼？》，於是就開始了緊鑼密鼓的抓「右派」運動。
當時抓「右派」，上級都按知識分子的人頭給基層單位下達比例指標。既然有人為制定的比例就不是實事求是，就是不顧客觀實際，那肯定有冤屈的，有倒霉的。凡完不成「指標」單位的一把手（黨委書記）輕則摘烏紗，重則要戴頂「右派」帽的。
父親所在的企業是個生產任務很重的單位，「鳴放整風」基本上走了個過場。因此想從言論和文字上抓出「右派」是根本不能的。而上面又催逼得很緊。一個逾千人的大單位不可能沒有一個「右派」吧？英明領袖早就有科學論斷：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那些天父親吃不下飯，睡不着覺，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抓不出「右派」，不僅烏紗帽難保，而且還會被扣上包庇「右派」帽子，以致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那段時間，父親一回家就心事重重的樣子，陰沉着臉不說話，獨坐在一個角落裏一根接一根地抽煙……
無奈之下，父親就從人事科調閱全廠所有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的檔案，要從檔案里抓「右派」了。父親的原則是：「現行言論」沒有就查歷史，歷史沒有問題就查家庭出身和海外關係。父親查來查去，只有一人符合以上條件。此人就是廠里的副總工程師李萬鈞。他是中共建政初期清華大學畢業生，只是家庭出身資本家，舅父又在台灣空軍任上校軍官。父親對他實在是下不了手啊。因為李工是單位的技術權威。全廠生產中出現的技術難題，唯有他親自下手才能解決。
父親單位「右派」名單遲遲報不上去，而上面一催再催，以至下達最後通牒：當下抓「右派」就是政治任務，就是大局，今天18點以前抓不出「右派」來，拿你這個黨委書記是問。父親看看表，已經是16點多了。父親的思想激烈鬥爭經歷了一個多小時。那是痛苦鬥爭的一個多小時，是天使與魔鬼的爭鬥，是人性與獸性的爭鬥，是個性與黨性的爭鬥……
最後，父親一咬牙，在18點整時，把李萬鈞推出去了。然後父親對着蒼天祈禱着：李工實在對不住了，我也是被逼無奈，走投無路啊！
父親是解脫了，李萬鈞倒霉了，禍事接踵而來。先是被戴上「右派」帽子，驅趕到農村接受監督勞動改造。最倒霉的還是他的獨生女——李平，當年高考，分數超過北京大學錄取線20分，只因受父親「右派」問題的株連，政審不合格，被退檔，不予錄取。
「文革」當中，李萬鈞這個摘帽「右派」又被拉出來當作死老虎遭到暴力批判。等到1979年被平反昭雪後不久，李萬鈞已到了肝癌晚期，不多久就在劇烈的疼痛折磨中離開了人世。
從李萬鈞走後，父親每月就到郵局給他的老伴寄20元生活費（一直匿名）。隨着物價上漲和薪酬的增加，從2000年以後，父親每月給他老伴卡上打300元，雷打不動。逢年過節還要多打200元或300元。父親以此來化解良心上的不安，撫平心中的痛。
李工女兒李平的日子過得更悽慘。李平中斷升學之路後，只得到一家街道辦的手工作坊上班。一個「右派」的女兒，在政治上株連的社會裏，遭受到的只能是歧視、冷眼、傷害……你再有才華又能怎麼樣呢？
一個三五十人的街辦小廠，說塌就塌了，李平失去了工作。她的婚姻也很糟糕，丈夫是個酗酒狂徒，喝完酒就要撒酒瘋、打老婆、摔家具……李平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彌留之際，父親沉痛地說：「無論做什麼事，做之前都要摸着心口想一想，自己做的事能不能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人，不能做虧心事，做了虧心事，一輩子都會心痛和不得安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