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岡聖彼得廣場（圖片來源：Diliff/Wikipedia/CC BY-SA3.0）
意大利本周媒體報道，教廷國務院正秘密安排教宗方濟各訪問中國，首站設定在新冠病毒(又稱中共病毒，COVID-19)疫情爆發地-近日才解除封城的武漢，並期待把這項歷史性的訪問定位為象徵希望的「重生」。這項訊息，目前尚未獲得教廷方面證實，但從教宗方濟各個人意願和教廷國務院現任掌門人帕洛林推進與中國交往的歷史觀察，此一訊息應非空穴來風。
至於方濟各最終是否得以訪問中國，球不在教廷手上；方濟各訪問中國是「重生」，抑或是中國廣大地下教會的「教難」，則是個大問號。
方濟各是歷史上首位出身耶穌會的教宗，明朝萬曆年間把天主教傳入中國大陸的利瑪竇也是耶穌會傳教士。2013年3月，我前往梵蒂岡採訪方濟各就職彌撒，一名嫻熟教廷外交和天主教歷史的歐洲資深同業建議，應與教廷內耶穌會的官員接觸，了解梵蒂岡「東方政策」(Ostpolitik)，尤其是在方濟各成為教宗後教廷中國和大中華地區的策略。
當時，我得到兩個初步結論，第一，教廷和北京間已定期密集協商多年，在主教任命上與中方幾已達成某種協議；第二，方濟各將會透過教廷外交管道對中國推進「東方政策」，以期達到天主教植根中國大陸，中國信徒得到牧養的目標。
「東方政策」是延續在冷戰期間曾與蘇聯對談，關心鐵幕中教會的教宗若望廿三世認為羅馬教廷應該是所有羊群的牧人的主張。若望廿三世1963年過世後，教宗保羅六世持續推進這個政策。批評者認為，教廷此一政策，有為宣教不惜向共產政權妥協之嫌。冷戰結束後，這個政策在歐洲逐漸消逝；如今，面對中國共產政權，重新復燃。
方濟各就職後不久，啟用與北京打交道經驗豐富的帕洛林出任教廷國務卿，並在2014年訪問韓國飛越中國領空時，致電習近平。政治觀察家以「見微知着」分析方濟各此舉和梵蒂岡外交政策。
2016年對北京立場強硬，反對中梵關係正常化的教廷萬民福音部秘書長韓大輝被調到關島。此一人事調動，透露教廷和北京準備進入新一輪協商，梵蒂岡方面必須先清除障礙。2018年9月中梵簽署主教任命臨時協議，儘管雙方都稱這份由官方簽署的協議是教務非政務，但協議詳細內容卻迄今未公佈。
諷刺的是，遵循習近平19大演講的「中國夢」指示，要求中國境內宗教必須具中國特色，中國政府2018年2月才出台了對宗教管理更嚴格的《宗教事務條例》。在此前提下，讓人對中梵於同年9月簽署的主教任命臨時協議，如何在中國的愛國教會和地下教會間達到合一，更加質疑？
在臨時協議兩年觀察期內，我們看到方濟各再三向北京伸出橄欖枝表示自己愛中國，不直接觸踫香港抗爭議題，並肯定中國為防止新冠肺炎擴散的努力。亟欲突破與中國關係的教廷，全然看不到中共政府控制宗教的事實。
中梵主教任命臨時協議觀察期將在今年8月到期，雙方是否會續簽或以什麼形式簽署這項協議，目前都還不明。但新冠病毒顯然改變了北京和教廷的互動，教廷趁中國備受國際隱匿疫情批判之際推動教宗訪中，可謂盤算精密，借力使力。
教廷國務院對中國推動「東方政策」的一批官員相信，讓方濟各踏上中國即能打開對中國宣教的新章，改變中國共產黨對宗教的全面監控。從中共的紀錄看來，教廷方面不是太樂觀，就是太天真了。
中國此刻是否會接受教宗訪問，除宗教信仰，從主權國家的角度觀察，做為中華民國在歐洲唯一的邦交國，只要台灣和梵蒂岡還有正式邦交關係，在兩岸關係如此對峙的現況下，北京恐怕也不會輕易鬆口。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