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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人要索賠:我的母親不能冤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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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當局宣布武漢新冠肺炎新增病例多天連續清零。儘管這樣,這場悲劇並未真正結束。失去母親的武漢居民丁先生譴責 中共當局罔顧六十歲以上的老人的生命,以確診門檻和限行阻礙救治,並要向新冠索賠律師團尋求法律援助。

3月23日,武漢封城後的第61天,中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宣布,湖北和武漢已經連續5天沒有新增確診病例和疑似病例,累計死亡病例3153例(武漢2517例),累計確診病例67800例(武漢50005例)。

從1月20號發病到2月8號去世,武漢居民胡愛珍始終沒能確診,她的名字卻不在上述任何一列數字之中。

最後一天,她呼吸困難,腮部被液體充斥,四肢無力到甚至不能自己喝水,兒子丁先生帶她到6家醫院卻求救無門,最後終於收治在武漢協和醫院,1小時後病逝。

3月6日,海內外20個中國律師組成‌‌「新冠肺炎索賠法律顧問團‌‌」,主張疑似患者和沒有進入統計數字的患者的診療應全程免費,他們願意為逝者家庭提供免費法律支持,包括制定索賠方案,爭取和政府達成和解協議,或者起訴。

自6號向外公布以來,律師團目前只有丁先生這一位正式的申請人在填寫材料。

22日,律師團決定擴大援助範圍,包括所有未享受到免費診療服務且未獲退費、因封鎖限行和強制隔離而遭受損失的受害人。

律師團發起人之一、旅美維權律師陳建剛告訴本台,‌‌「無論是從財產上、自由上甚至被中國的濫用權力,被警察、武警、特警甚至臨時僱傭的黑社會打手打死的;還有因封鎖不能出門、死在家裡的悲劇太多了。律師即便在絕望的時候,也願意冒着風雨往前走。只要當事人有這個(維權)願望,我們就願意幫助。‌‌」

甘願以命換命,母親還是走了

母親求診期間,丁先生形容自己每天在地獄邊上徘徊。當局宣布新冠病毒人傳人之後,武漢市的醫用口罩和酒精在一夜之間搶購一空,他買不到,只能戴着一個普通口罩、天天背着她到醫院,在摩肩擦踵的病患間穿梭。

母親的熱氣和淚水滑到他的臉上,他覺得自己也完了、逃不掉被感染的命運,但是他就是要用‌‌「添油戰術‌‌」、以命換命—-因為母親不能死,她是一位身體硬朗的65歲老人。丁先生開出租養家,胡愛珍剛剛退休,每天幫着照看孫子,正是一家人享受天倫之樂的好日子。

但是一切都發生的太快了。從1月初,他家門口的華南海鮮市場休市、政府訓誡八名‌‌「造謠者‌‌」並駁斥‌‌「人傳人‌‌」,丁先生還對病毒不以為意。一家人進出如常、並未佩戴口罩,直到23號封城前的一兩天,母親突然開始顯現肺炎癥狀。

丁先生說,最開始社區和醫院互相推諉,排隊好幾天做上核酸檢測,上面寫着‌‌「陰性(不排除陽性的可能)‌‌」:

‌‌「做了等於沒做,從頭到尾就是個陷阱。那時他們第一沒有醫療條件,第二他們也很怕,把病人拒之門外,根本不給機會,大部分都是60歲以上的老年人。‌‌」

《財經》一線記者從武漢社區獲取的重症人員標準是:1.血氧飽和度降低;2.呼吸困難;3.有基礎疾病;4.年齡偏大、體質弱者;5.含發熱和疑似人員標準。

丁先生表示,母親從頭到尾是危重病人,血氧飽和率40%多,低於正常的90%。在醫院等待期間,十幾天里沒吃沒喝也沒有白開水,她的身體每況愈下。

丁先生指出,確診困難極大地阻礙了母親的及時就診:‌‌「八九號之前,政府說試劑盒不夠,每家醫院只有十幾二十人可以做核酸檢測,準確率只有30%。幾百上千的人就等着核酸檢測,醫院當時就拿這個,核酸檢測沒通過就不收你,十分殘忍。‌‌」

2月5號晚上,胡愛珍已經病危。一整個晚上,丁先生就困在送母親去協和醫院的路上,他被禁止從江漢區跨越到蔡甸區。

他把病例、片子拿給交警,對方無動於衷。丁先生憤怒的發問,‌‌「你們是不是人?你不是娘生的?‌‌」對方給的依據就是,‌‌「我們接到了通知,不讓跨區‌‌」。

3天之後,幾經波折,協和醫院的醫生慷慨地給出一個床位。醫生檢查了胡愛珍的身體和檢測報告後,讓他再重新檢查,說那份核酸檢測是假的。

但是來不及了,就在那個上午,胡愛珍去世了,去世前一秒還意識清醒的讓兒子倒水喝。胡愛珍隨後被殯儀車拖走,兒子至今未拿到骨灰。

不過兩三分鐘就這樣陰陽兩隔,丁先生到現在還覺得像是做夢一樣。他回憶道,不僅僅是母親,武漢不知道有多少人等不到床位和診斷就死了,他們被排除在統計數字之外,自生自滅:

‌‌「他們是在屠殺60歲以上的老人,那些所有被拒之門外的病人。我在醫院這麼多天,確實有收進去的,20多個人都是年輕力壯的。雷神山、火神山医院裏面的都是輕症患者。‌‌」

統計數字之外的他們,自謀生路

根據《財經》1月底已被刪除的一篇報道,一家定點醫院的醫生透露,門診一天有120名左右發熱病人,其中大約80名有肺部感染,但只有5名可能最終被收住院。

新冠肺炎索賠律師顧問團在公告中寫道,‌‌「對這些患者,應當基於‌‌『疑點利益歸於患者』的原則,放寬認定標準,最起碼應當認定為疑似患者,從而也將他們的診療全程納入免費的範圍。‌‌」

律師顧問團關於診療費用的研究報告進一步指出,中國的紅頭文件,包括‌‌「財社[2020]2號‌‌」和《補充通知》規定,對於新冠肺炎確診和疑似患者,在基本醫保等按規定支付醫療費用後,個人負擔部分由國家財政給予補助。但是對於統計數字之外、甚至居家隔離期間就死亡的人,他們的權益難以保障。

律師團的發起人之一、中國公益人士楊占青告訴本台,患者家屬可以試着取得延誤治療的證據:‌‌「比如應當上呼吸機的時候,醫院沒有上就是延誤治療。這個就需要調住院的檔案,按照法律規定是必須給病人和家屬的,這樣可以看到每天的用藥情況、醫院的措施和病人情況。越早越好,晚的話可能被醫院篡改。‌‌」

楊占青還指出,當局一刀切的限行和瞞報信息都涉嫌違法:

‌‌「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疫區可以適當限行,但是封鎖限行不能一刀切,基本生活要保障,等於說是(政府)侵犯他的生命健康權和人身自由權,而造成損失。最主要的是,政府前期瞞報,導致後期病人大幅增加、床位不足,我們打算起訴武漢市政府和疾控部門。‌‌」

丁先生說,他希望律師團幫助追究到具體的責任人,不管是公安局、衛健委的新聞發言人,還是宣揚人不傳人、忙着發論文的疾控中心掌門人高福,他們要負刑事責任,而不僅是黨內記過:

‌‌「哪怕沒有希望,我都要試試,因為我的母親不能這樣冤死。我要讓更多的老百姓知道他們的嘴臉。他們的手段十分卑劣,但是我不怕。老百姓不怕死,怕死的是你們。‌‌」

陳建剛介紹說,中國律師在疫情爆發後正在遭受新一輪打壓。當局要求他們遵守‌‌「三不許、六不準‌‌」,不準彼此說話和交往,不準談疫情和政治。其實這次的法律援助不僅可能石沉大海,還會被反噬和迫害。

責任編輯: 趙亮軒   來源:自由亞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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