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發生災難以來，和無數國人一樣，我也像個自禁的囚徒。可所有從外面飄來的消息，都總讓人揪心、痛苦甚至夾雜着某種憤怒。一個多月來只能隔岸觀火，不時低頭敲着鍵盤。也陸續推出數篇評論，感覺要死要活的，伴隨着格外的糾結！作為一個社會時事的關注者，就希望每一天都能收穫相關新資訊：瘟疫究竟，疫區怎樣，人們又如何了？顯然，好壞的消息交替出現。悲喜交織之中，總想追問某些難以放下的疑惑。這當口，反思比偏執緊要。
其實，我們真的無力全面了解武漢真相。或者說，有關疫情的報道可能是丟三落四的。幾日前，有披露武漢封城後一批外地打工者，至今依然在流浪中生活。但很快就被屏蔽，文雖真實，卻被列入「負面」與「違法」。讓人感覺有許多公平與正義的死角，在被轟轟烈烈的聲音淹沒。在災難尚未終結，或一時難以終結的社會「廢墟」上，弱勢群體，除了死難者，你依然看不見那些還活着、卻很悲慘的各式受難者。瘟疫爆發的肆虐，可以想像。
武漢已構成一個十足的悲慘世界。「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當這樣的宣揚針對還在各種傷痛中煎熬的武漢時，從理性到情感都令人無法接受。稱讚，可以淡化災區情結或是安撫人心？類似這樣的表達，人們也似曾相識。實際上，在疫情發生並連成一片災難之時，這個城市已瞬間陷入慌張失措中。從開始的極少數人清醒、叫喊和懈怠，到多數人被動、麻木和沉默。突然的封城中，遍地瀰漫的是無奈、染病、恐懼、死亡和弱弱地自救。
「世上的罪惡差不多總是由愚昧無知造成的。沒有見識的善良願望會同罪惡帶來同樣多的損害。人總是好的比壞的多，實際問題並不在這裏。但人的無知程度卻有高低的差別，這就是所謂美德和邪惡的分野，而最無可救藥的邪惡是這樣的一種愚昧無知：自認為什麼都知道，於是乎就認為有權殺人。殺人兇犯的靈魂是盲目的，如果沒有真知灼見，也就沒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愛。」——這是法國作家加繆在其《鼠疫》中的一段話。
在我看來，面對這場人禍遠過於天災的患難中，滿城都是無辜受害者！誰是英雄？誰又希望充當這樣的「英雄」呢？在尚未成為受害者之前，這座城市與它的市民，是否有過日常的覺悟，或讓自己成為一個合格的有尊嚴的公民？當然，這不等於他們必須要再一次接受莫名地拷問。而那些責難他們素質低下、喜好野味而自食其果的傲慢，卻是完全不被允許的！問題本質或許在於：面對一種明知故犯的歷史錯誤面前，他們從未、也難以作出自己的選擇。
他們相信有代表他們利益的政府。彼此之間，在理論上早早就屬於一個整體，可在客觀層面，則往往表現出的是貌合神離。所以這次，當武漢政府在攸關公眾生命安全與道德考驗面前，便自然表現得經不起推敲。在關鍵時刻的無所作為或是反作用，直接導致了千萬人的身心利益深受重創！武漢瘟疫並非地方治理的技術手段問題，而是被權力制約的制度紕漏。公權力漠視或疏於民意，遵從惟上是從的權力規則，憲法的原則與公道也就必然被虛置。
而民意呢，則屬於「沉默的大多數」。在太長的歲月里，人們對自己的生存質量節省了思考，對人在社會中的尊嚴與否懶得料理。至於若干項重要的個人權利，幾乎就不想出面去爭取兌現。他們認為政府的萬能，包括代為設計理想與思想，設計如何服從每一個生活方式的指令，並學會放棄對政府的任何懷疑與批評。公民對政府的委託關係成了依附關係，使得所謂「公僕」常常變為一種假設，或角色出現反轉，而非對公民權益念茲在茲的責任與義務。
即使是在災難發生後，人們依然可以感覺到：這個市政府存在具有某種「臨時性」。《財新網》曾報道了11名養老院老人死於肺炎感染，武漢方面隨即「闢謠」。若不是「財新網」的堅持，拿出具體的鐵證進行反駁，也許，他們便可能成為另類的「造謠者」，並給自己招惹嚴重的輿論麻煩？或許還有更多不同角度的新聞披露，但屏蔽功能的依然強大，使那些人們需要和亟待了解的災難真相，總是轉瞬即逝，留不下痕跡。苦難景象，可以如此一筆勾銷？
武漢究竟死了多少人似乎無從確定。2月28日的《武漢發佈》曾有這樣的通告文字：「為加強運力，已爭取市指揮部、省民政廳支援，調配了一批殯儀車輛、人員以及防護裝具，充實到殯儀館，提高了遺體運送和服務保障能力。」有位網友就此看出了常識破綻。按照簡單數學計算：病亡累計104例，除以封城8天，平均每天才13人，需要運力援助？如推斷成立，無辜的逝者可謂死不瞑目。而人類，似乎只有屠殺才需對死者數字進行隱瞞！
這些天，各媒體出現了不少有分量涉及武漢疫情的批評文章，很可惜先後都被封口了，包括《財新網》的那篇好報道。就連近日上海學界發表的、關於疫情中暴露出十大問題的深刻必要的專業反思都被一一屏蔽了！公權力這種接近掩人耳目的做法，好像從來都是大大方方地。可這樣的「自信」來得沒什麼理性與邏輯，也實在是緣於缺乏一種真正的文化自信。這個世上沒有任何一個文明發達的國家，是以對民意的不斷封閉或打壓獲得正常發展的。
最近一位署名「令狐寶」的，也搬出了《漢書・霍光傳》中「焦頭爛額座上賓，曲突徙薪無人請」的故事：「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灶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文末點到說：「假設，那主人就是中國的皇帝，那房子就是皇宮，就是國家，又會如何？從阿房宮到圓明園，從長安城到紫禁城，中國曆朝歷代，總是能看到似曾相識的人間大火。」
人類所以要留下不同角度觀察的歷史，就是要給未來留下借鑑是非的鏡子，告知前人的路怎麼走，有何種寶貴經驗、又有何種慘痛教訓。而那些被人們稱之為偉大的思想，也在不斷為人類的趨利避害供給方式路徑，為社會的吐故納新提供豐富營養。這些思想希望建構的社會，必然合乎人性的最基本道德，適應生存的最起碼條件，滿足自由的最單純欲望。中國也不例外，由於經歷了特別漫長的專制史，使我們的探索更顯得複雜曲折，更期待勇氣與突破！
中國現代文明的路途艱辛，緣於沒有形成一個開放透明的輿論場域。一種公權力的過於強大，其擠壓下的公民的社會便難以成長。行政權力的無孔不入，也窒息了正常的可能自主自助的民間社區。我們也大張旗鼓地談論民主/自由，卻忽略了自由的本質是對人的思想與創造的最大化，使人類生存的目的意義得到彰顯。單就言論的政治自由而言，連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馬克思本人都曾如此強調過：「沒有言論、新聞和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而災難發生的現實，卻同樣是一面鏡子，足以反照出社會存在的人文缺失。這些日子裏，人們不間斷地閱讀到了在疫區的作家方方女士的疫情日記，感受了許多疫情下的那些無力、無助與苦難的面孔、心靈。而這樣文學式的傷痕暴露，即使淚水足夠、良知足夠，似乎還不足以揭示未來如何阻止不幸人禍繼續的力量。客觀上同樣需要更多人參與投入對問題的全面檢視與自由表達。而作為當擔責任的政府官員，救災之餘，則理應成為反思的主角之一。
社會進步需要理論思想的引導，而這種理論或思想必須是可以落地的、符合這個國家的主體——人民及其文明、安全、舒適的社會生存利益。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在其《論法的精神》中曾這樣提示人類：公民的自由有哲學上和政治上的雙重含義。前者是指能夠執行個人意志的自由，而後者則指這種有不受其他公民侵犯的自由。政治自由也包括自由與政治的關係以及自由與公民的關係。而確保政治上的自由即是「法的精神」所要探討的重大問題。
我們的社會不應當喪失歷史糾錯與現實建構的能力。但實際上，許多呈現出來的現象卻令人啼笑皆非！每天收到各種信息，包括文本，有粗有細，有益無益。少數的言語也讓人心痛，揭示了生命的非常劫難與人生的另面真實。可也有人，在冷酷而得意地消費着這場災難。他們像以往那樣，以勝利者姿態在發瘋式地「感謝」這個禍及全球的災難「來了！」，因為，它能體現中國人如何地緊密團結，如何地英雄氣概，並讓世界為此看到中華民族的特別偉大！
一位支援疫區的一線護士「弱水吟」，以一首《請不要打攪》的詩做了回答：累了一天，一夜/休息，睡覺/比你們的讚美更需要/如果可以，請你們去看看/那些滅頂的家門/是否升起了炊煙/火葬場那些流浪的手機/有沒有找到主人。地球33個國家和地區遭到殃及，驚恐八方。關係親密無間的朝鮮等竟毫無客氣地率先關閉全境，阻止中國人入境，俄羅斯也隨其後，據說還動用了「人臉識別」應對中國人。國民傷痛，國家尷尬，民族悲哀，人們何以自豪？
要學會理性地表達個體對社會事物的看法，甚至批評與批判。千萬不要忽視自己的個人權利。胡適先生曾在「五四」時期這樣說：「爭取你個人的自由就是為國家掙自由，爭取你個人的人格就是為國家掙人格。」當然，這種稀貴的認識高度，只屬於自由主義。對今天來說，國家不正常個人也難以正常，個人權利不健全，則國家難以驗證其文明。只有時時審視和驅動國家的正常和進步，個人的自由與快樂就會很近，災難也會變得非常遙遠。
若面對如此災難時刻，還在採取避重就輕、掩耳盜鈴的思維行事，還喚不起對社會現代治理的思考，那麼政府將如何處置民眾複雜的情緒，如何緩和社會各方形成交織的新老矛盾？那些因悲劇而對政府缺乏信任的人們，又如何確保彼此未來持有正常的關係？一個社會意識形態的明朗，一個國家公民意願的順暢，一個民族精神文化的健康，在此間生存的所有民眾才可能活出明白，活出滋味，活出尊嚴！否則便是公權獨大，是非不分，知行混亂。
世界衛生組織官員說：「世界要感謝武漢人民」。這種不無真誠又帶殘酷的感謝，是武漢人民用封城消耗冠狀病毒得到的。而我想說的是，這是缺少以人為本或缺失「言論自由」之下，武漢民眾與災難的一場必然遭遇。這種慘烈的代價，應該能讓所有親歷這一事件的人們牢記：人類是一個命運的整體，無論你扮演什麼角色，你都必須以自覺自律、以公正公義善待同類，善待同胞，善待生命。否則，雪崩時，你也屬於那一片雪花——可能無辜嗎？
「每個人都處在死亡的邊緣。」——也許出於對武漢瘟疫威脅的空前感受並且悲觀，妻子Z今天如是說。平時，很少表達自己對社會事件的態度，這一回，卻也按捺不住對某種現象的憂慮。近期她正在重溫《紅樓夢》，並欲探「甄士隱」與「賈雨村」的存在與關聯。因現實而感嘆起文學人物的虛幻命運，這隻屬於個人的一點點社會自覺。希望我們的人生，不只是感受一種曹雪芹筆下的「太虛幻境」，在「道」與「釋」中望不見溫暖真切的現實。
若一場瘟疫過去，我們最該學會的難道不是對現實文明的再審視嗎？
2020.2.27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