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
新冠病毒肺炎已在中國國內感染超過8萬人，不僅讓率先爆發疫情的湖北武漢深陷巨大的人道災難之中，疫情還在不斷向其他國家蔓延，已成為中共政權有史以來最大的公共衛生危機。國際輿論認為，這場疫情不僅打擊了習近平的政治形象，同時也引爆了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有台灣智庫專家指出，習近平正面臨國內民心、經濟、政敵三股勢力夾殺，若持續以義和團心態防疫，將成為反撲勢力的「獵物」。
武漢肺炎疫情在中共的隱瞞下持續擴散並迅速升級，造成了巨大的人道災難，引發極大民憤。與此同時，外界也敏銳地發現，中共統治集團高層權力鬥爭的刀光劍影又開始顯現，分析中國政局的走向和政治搏殺動態的輿論也開始在海外湧現。
據台灣《自由時報》報導，新台灣國策智庫諮詢委員兼兩岸關係組召集人曾建元日前表示，中共內部反習勢力可能正藉由對武漢肺炎疫情的究責集結，而北京當局為了維持習核心政權的穩定，作出了將中共兩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和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延期舉行的決定。
曾建元分析，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失控，直接威脅到中國億萬平民百姓的身家性命，各地方「保境安民」的需求因此變得很強烈，而且現在疫情疑似燒向北京，中共高官都人人自危。
曾建元表示，習近平若順應時勢讓國際介入調查疫情，可能是扭轉危局的契機；反之則會加大中國內部的矛盾，讓自己成為反撲勢力的「獵物」。
此前，《德國之聲》曾發表一篇客座評論，直言鬥爭是中共的行動哲學，根據歷來經驗，凡重大事變都會體現出中共內部的鬥爭，武漢疫情也將引爆中共高層內部分歧和權鬥。
文章稱，高層權力鬥爭的任何可疑跡象，都很難逃過敏感和老道的中國人的眼睛。對他們來說，當局的人事變化，政策轉場，領導人行蹤，官員的表態，官媒報道乃至各種傳言，都是很好的觀察工具，從中大致能夠猜測和感知統治集團的權力鬥爭程度。
該文分析指出，這次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後，在如何防控疫情的問題上，中共當局前期的反應遲鈍和應對不力，已讓習近平陷入被動狀態，而武漢市長周先旺在最初為何隱瞞疫情的問題上向「上面」甩鍋，「最早撕開了高層權力鬥爭一幕」。
中國大陸媒體合力挖出8個被武漢警方訓誡的「造謠者」其實是一群一線醫生的事實，引發了全國人民憤怒，尤其「造謠者」之一的李文亮醫生死於新冠病毒的感染，更一度讓民怨「達到頂點」，並直接演化成針對習近平個人獨裁的強烈不滿。隨即以「二許」（中國學人許志永、許章潤）為代表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公開發文呼籲讓習下台。
針對上述情況，文章寫道，「民間輿論雖然不能即刻改變當局的遊戲規則和權力格局，但它代表的是民心的變化，是一種重要變量，在當下的特殊時機，一定會促使精英階層的某種集體轉變，並被黨內和社會上的反習者利用，用來作為向他施壓的工具。」
文章表示，在疫情防控的前中期，社會的矛頭都對準了習近平，要他為疫情的慘重後果負責，習的政治形象和個人權威「嚴重受損」，而許多官員都處於觀望狀態，並隨時準備着「反水」。
習近平為自救，宣佈成立調查組赴武漢去調查李文亮被訓誡一事，同時作出了武漢封城的決定。文章稱，「這是習近平在這次疫情中所作的最大一次政治賭注」。習近平的這個政治冒險，反映了他在疫情應對的前中期「面對社會和黨內壓力的慌亂和進退失據」。
文章接着又分析指出，隨着近期疫情的緩解，習近平當局開始「騰出手收拾亂局」，採取了一系列鞏固其黨內高層「主導權」的行動：
其一，將湖北和武漢兩級政權的主要領導以及港澳辦主任免職，換上了原上海市長應勇和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以及原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等「習氏政法人馬」，接掌湖北省和武漢市一把手及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的位置。
其二，通過密集舉行常委、小組和政治局等會議及一系列指示，將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邊緣化，凸顯習「親自領導、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及對大局的統籌」。
其三，動用官方輿論大肆宣揚習的親自領導、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彰顯其手握的權力和權威。
其四，推遲召開全國兩會，也是習重掌主導權的信號。在疫情還在擴散蔓延的時刻，若兩會如期召開，習很可能要被問責，而推遲會議，等疫情被控制住後再召開，對習顯然有利。
文章坦言，當前中國社會的精英階層「普遍墮落」，而很多官員也許在「默默做着沉船棄逃的準備」，但他們都只想搭便車，不願做第一個公開的反對者。而習近平之所以現在還能夠掌握主導權，則是仰賴於他直接掌握着國家強力部門特別是警察和軍隊，「如果強力部門和軍隊不背叛，高層要反水很困難。」
不過，文章最後也指出，「軍方對最高領導人的忠誠也要看社會和黨內的反對程度，如果最高領導人臭名昭著，人心盡失，社會和黨內的不滿和反抗已經公開表達，軍方將領也會明白事理，順應時勢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