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錯失了武漢肺炎剛爆發時將瘟疫管控在一地的黃金時機，最後導致疫情全國大爆發，現在全球大爆發也已經開始出現。疫情對中國與國際經濟的衝擊有多大，現在還難說，但肯定不小。因為疫情要取消行程無法見到至愛的戀人、因為中國供應鏈斷裂無法完成訂單陷入困境的公司、因為要隔離而無法上班的員工、還有在世界各地感染了武漢肺炎甚至失去生命的受害者，他們受到的身心損失，要由誰來負責？
武漢肺炎失控，不是意外不是天災，而是由中共極權體制導致的人禍。這樣的禍害，在中共建政後，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Amartya Sen的其中一個成名作，便是研究饑荒的政治與制度成因。他的結論是，在民主體制下，無論多窮，都不會發生饑荒。獨立後的印度，便是一個例子；相反，在一個封閉集權的體制下，無論你的政府在平時多有效能，都會不時發生類似大饑荒的災難。他在一篇討論到中國大躍進饑荒的文章便清楚表示：
「（大躍進饑荒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政府無法掌握到底發生什麼事，也沒有在民主社會慣常的公眾壓力迫使政府轉變政策。故此，大躍進政策的錯誤在恐怖饑荒持續三年也仍然繼續。國家內並無反對派，也無批評導致災難政策的聲音。資訊封鎖與新聞審查令政府官員也被自己的宣傳瞞騙，竟然在饑荒中也相信國家米糧供應龐大。」
這次武漢肺炎不是饑荒，但這次瘟疫危機剛爆發時封閉的政治體制與輿論審查讓領導人無法正確掌握疫情，被自己的宣傳欺騙，誤以為疫情已經受控，結果導致大災難，這一串發展卻與中國大躍進大饑荒的形成，有不少相通之處。這樣的災難發生過一次又一次，中共卻無吸取教訓繼續犯錯，中共導致這次全球危機，其責任十分明顯。
中國政府對於自己為世界帶來這場災難並沒有歉意，反而開始批評發生大爆發的別國的防疫措施比中國差。例如《環球時報》在上周日（23日）的社論「我們擔心，一些國家防控行動有點慢」中便說：
「（韓國、日本、伊朗、意大利）這幾個國家目前越來越重視疫情接下來的風險，採取了一些措施……但是它們中沒有一個國家達到了中國前段時間中等疫情省份的防控水平。令人擔心的是，上述幾個國家目前的防控措施有可能是不足的……溫和的有限防控很可能擋不住該病毒的肆虐，這幾天它們或許就在以我們看不見的方式繼續擴散。」
中國防疫一團糟，造成武漢肺炎在全球爆發，現在反過來批評被中國拖累的國家防控不力。但同時中共官方，又攻擊對中國嚴厲封關因此成功阻擋病毒大規模蔓延到本國的美國和台灣等反應過度、排外和種族主義，好像全世界的防疫不是過火便是不足，只有中國的是剛剛好。面對這種言論，我們很難不用「無恥」一詞形容。
可以想像，只要疫情在其他國家繼續惡化，中國疫情在政府操弄數據之下看起來在改善，那麼中國的官方喉舌將會繼續指責外國防疫不力，甚至反過來抵賴外國疫情影響到中國。各國要防止被設陷成為替罪羊，必須要對這種混淆視聽的惡人先告狀言論反擊，唯一方法，便是時刻釐清這次武漢肺炎全球大爆發的禍首是中國的極權體制。各國政府和人民，更應開始向中國索償，賠償這場災難帶來的損失。這樣不單能避免自己被曲解為疫情全球爆發的責任人，也能迫使中國問責，有助防止再出現同樣危機，實在是百利而無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