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發動了武裝軍事政變，將蔣介石劫持扣留，蔣介石衛士排67名警衛全部被殺。對此，大陸在建政後大肆宣揚張學良為「千古功臣」，是民族英雄。然而，鮮為人知的是，晚年張學良卻稱自己為「罪人中的罪魁」。
當年，蔣介石為了集中精力抗日，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並發動了對毛澤東的五次圍剿。中央紅軍在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中，遭到了致命的打擊而被迫逃亡，在經歷了長征後，在陝北重新建立了根據地。此時毛澤東的一貫支持者蘇聯開始面臨着東西方戰爭的威脅，因此開始要求和命令各國共產黨謀求與本國政府建立反對法西斯的「民族統一戰線」，以在新的國際形勢下繼續「保衛蘇聯」和「武裝保衛蘇聯」；即在中國，要求毛澤東要「聯蔣抗日」。但蘇聯採取的仍然是：既要建立統一戰線，又要試圖通過建立統一戰線來實現共產黨的領導，以使統一戰線在實際上成為一個引導群眾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策略及手段。正是在蘇聯的指示下，毛澤東於1935年8月1日發表了「八一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地宣稱，要與國民黨共同抗日；另一方面又要「大家起來，衝破日寇蔣賊的萬重壓迫，勇敢地與蘇維埃政府和東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以取代正在抗日和積極準備全面抗日的中華民國政府。毛澤東及其紅軍終於在日本侵略中國四年之後，在歷經一年多輾轉逃亡後，在蘇聯的命令下，第一次喊出了抗日的口號，並從此開始了借抗日以反蔣、借抗日以圖存和借抗日以擴張的共產革命「新階段」。而當時國民政府為了應付西北形勢的需要，特別任命蔣介石任西北剿匪總司令，東北軍的張學良、第十七路總指揮楊虎城為副總司令，共同擔任剿共任務。面臨着國民黨數倍於己軍力的包圍，毛澤東為了求得生存空間，採取了如下策略：一是在政治上打起「聯蔣抗日」旗號，但實質上卻是暗地裏反蔣不抗日；二是國統區利用民眾抗日情緒，策劃「抗日救亡」運動。
張學良發動了西安軍事叛變。1990年代在中國大陸報刊上公開揭露：當時「張學良決心殺蔣並已選定殺蔣人選」的事實，以及張、楊要和毛澤東聯合打倒南京、建立「西京」，即事變一旦成功便要成立「西安聯合國民政府」；而並非僅僅是張簡單的提出停止剿共，改組政府，出兵抗日等主張。事實上在西安事變發生當天，毛澤東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稱，西安事變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定而發生的，毛澤東中央已積極推動張、楊堅決與蔣分裂」。然而，出乎張、楊意料的是，西安軍事叛變之後，全國各界一片抗議和譴責之聲。清華大學的教授一致表示反對，被捧為戰士的聞一多的態度猶為鮮明。
最讓張、楊沒有想到的是蘇聯的反應。擔心同時將面臨東西線作戰的斯大林在事變後立即親自擬電命令毛澤東：絕不容許毛澤東殺蔣。希望借張之手殺掉蔣介石的毛澤東只好派周恩來去說服張、楊以及面見蔣介石。在周恩來對其動以「天倫之情」，一再向蔣保證能將被扣留在蘇聯的蔣經國弄回國，讓他父子團圓，從而博得了蔣的原諒和許諾，即停止剿共和聯合抗日。面對着全國的聲討和蘇聯「背信棄義」，輕信盲從的張學良陷於深深的懊悔中，因此決定陪同蔣介石回南京，表示負荊請罪。張學良送蔣回到南京後，一直被囚禁、軟禁，後來隨蔣到了台灣。九十年代在美國定居，2001年去世。在其有生之年，無論大陸怎樣「盛情邀請」，他都再不曾回到故土。
那麼，後來的張學良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發動的西安事變的？1954年，張學良在見過蔣介石後，寫了《西安事變反醒錄》。張認為自己「當時對共產黨認識不清，為實現抗日心願，以致害了國家，害了人民，十分後悔。」蔣的第二個兒子蔣緯國生前回憶了與張學良幾次喝酒的情形：「他酒醉了之後就抱着我痛哭說，老弟啊，我這老哥哥做錯了事啦！」晚年虔信基督教的張學良在1990年6月1日的90歲生日時，引用《聖經》中的話說：「我是一個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據悉，張從來沒有抱怨過蔣介石對他的囚禁。1991年他到美國後，《紐約時報》曾對其進行採訪，張解釋他為何決定送蔣離開西安並接受懲罰時說：「那是叛亂，我不得不負起責任。」只是張學良醒悟的太晚了！
自1936年西安事變至今幾十年中，海內外出版了很多關於這一事件的書籍，截止1991年底，僅中國大陸就已出版了23種；另外還有張學良接受各種媒體採訪的談話。但海峽兩岸對張學良的評價卻像黑、白那樣兩極：大陸把他譽為「民族英雄」，台灣定他為「歷史罪人」。到底怎樣給張學良蓋棺論定？要回答它，就必須弄清楚七個關鍵性問題：第一，日本侵佔東三省，張學良為什麼不抵抗？第二，蔣介石為何不同意「抗日」？第三，張學良為什麼發動兵諫？第四，西安事變造成什麼後果？第五，誰應該對西安事變負責？第六，張學良為何近一生被囚禁？第七，張學良怎樣看待中國那段歷史？
第一，張學良為什麼在東北不抵抗？1990年12月9日，張學良在台灣軟禁幾十年後首次接受記者採訪時這樣解釋：「當時的中央不是蔣總統，是孫科，當時中央給我的指示是，相應處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認那時判斷錯誤。我下令不抵抗是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除了所謂「錯估局勢」，張學良可能還有不願直說的原因，那就是東北軍根本不是日本關東軍的對手，如果抵抗就是全軍覆沒。包括張學良在內的中國軍閥們，都是靠部隊多少而存在的，沒有了東北軍，就沒有了張學良的地位。
在日本關東軍攻打熱河之前，中國有識之士都認為張學良這個當時吸毒成性、沉湎女色的公子哥根本沒有能力指揮整個華北的抗日，軍政老將宋哲元、商震、龐炳勛等都要求蔣介石親自北上，指揮抗日。著名知識份子胡適、丁文江、翁文灝三人當時曾聯名致電蔣介石，指出華北抗日，不是張學良能夠領導的，熱河如果再輕易失守，政府責任難逃，籲請蔣介石速來華北親自指揮。蔣介石接到胡適等人電報後覆電說，他第二天就北上。然而當天夜裏，熱河全境就被日軍佔領。地質學家丁文江批評張學良既無指揮能力，又不親赴前線督師，但卻戀權不放，陷東北百姓於水火，貽誤國家。
第二，東北失守之後，蔣介石為什麼不同意張學良要抗日的主張，最後激發出西安事變？從常識和邏輯來說，當時連一般老百姓都無法容忍日本侵略，作為一個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的 中共領導人，蔣介石怎麼可能就不準備抗日呢？從蔣介石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強烈的民族主義分子，這點從無論如何都堅持「一個中國」中都可看出。蔣介石寧肯中華民國忍辱退出聯合國，也絕不放棄大陸版圖，更不走台獨。而且八年抗戰的歷史事實已證明，蔣介石不僅堅定抗日，而且領導了整個抗戰。據香港學者李谷城的研究統計，八年抗戰，國民黨軍隊傷亡340萬人，共產黨軍隊傷亡61萬人。從犧牲的人數大小也可以看出誰在承擔主要的戰場和責任。從台海兩岸出版的史料都可以證實，蔣介石並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時機上和張學良有嚴重分歧，蔣介石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即抗日之前，先統一內部，清剿紅軍。以當時中國的國力無法與日本匹敵，必須儘量爭取時間，以儲備力量。史學家黃仁宇在《從大歷史讀「蔣介石日記」》一書中說，當時蔣介石「深知兩方的實力，如即此倉卒應戰，只有自取敗亡。」因此蔣的策略是，儘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發，以爭取時間組建更多師團，建造兵工企業，構築能夠對日作戰的國家能力。
第三，張學良為什麼發動兵諫？熱河失守後，全國輿論沸騰。從此張學良被人罵為「不抵抗將軍」，連他的弟弟都因此被人羞辱。張學良的四弟張學思曾任解放軍海軍參謀長，文革時被紅衛兵批鬥打死。張學良本想通過抗日洗刷「不抵抗將軍」的污名，不僅無法實現，而且東北軍和紅軍交手兩次，兩次大敗。張學良是在父親被暗殺後匆促繼承父業，成為東北軍最高長官。他從小不愛讀書，喜歡的是毒品、女人，他的知識水平，可能都不如那些上街遊行空喊抗日的學生，更談不上對中國當時的國情認知到胡適那種水平；而且他對蔣介石的戰略部署根本不知情。除此之外，張學良還有一個隱秘的動機，那就是利用兵諫逼蔣抗日之後，他就可以在西北聯合紅軍和西北軍而割據，洗刷不抗日的污名，且可與蔣分庭抗禮。
張學良當時已經看到回東北無望，因此聯合紅軍和西北軍建成「西北聯軍」，並成立以他為首的「西北抗日聯合政府」，在西北割據和稱王。但張學良即使有這樣的認知局限和隱秘動機，如果沒有另兩個條件，西安事變也不會發生：一個是他權傾一時。張學良從他的軍閥父親張作霖的所謂軍事學校「講武堂」一畢業，就被任命為旅長，那年他才19歲；而當年底就被晉升為陸軍少將。發動西安事變那年張學良才36歲，就已晉升為陸軍一級上將，是除了蔣之外，全中國最高軍事領袖；另一個是他的東北人性格，張學良自己說，「東北人有優點，但毛病也很多，魯莽，好衝動，捅婁子，我正是這種性格，而且人家讓我捅一個婁子，我一定捅倆。」這樣的知識水平和軍權，又加上魯莽性格，不出西安事變才怪了。
第四，西安事變造成什麼後果？在西安事變爆發前一年，紅軍在江西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進行兩萬五千里長征，其間兵員損失慘重。在西安事變前夕，另立中央的張國燾又帶幾萬紅軍出走，毛澤東的陝北紅軍僅剩下不足兩萬人，這時圍剿紅軍的國民黨中央軍、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加起來有33萬人，紅軍處於空前的險境。但西安事變改變了這一切。共產黨軍隊不但不再被圍剿，而且被正式承認為國民政府軍隊，建制八路軍和新四軍。在八年抗戰中，毛澤東實行「三分抗日，八分發展」的內部政策，至抗戰結束時，兩萬人的紅軍發展到八路軍90萬，新四軍30萬，共產黨有了120多萬軍隊。日本歷史學家松元一男在《張學良和中國》中說：「在西安事變里獲益最多者是中國共產黨，蔣介石失去了身為國家元首的面子，張學良種下了被監禁半個世紀以上的開端，楊虎城也導致了被慘殺的命運，但是對共產黨來說，拜西安事變之賜，紅軍得以蘇生、發展而取得天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張少帥之福。因為認清這個事實，中國共產黨一直把張學良看成『千古功臣』。」
第五，誰應該對西安事變負責？西安事變是中國近代歷史中最具戲劇性的事件，因為中國兩千年歷史，從沒有過這種方式的兵諫。兵諫等同於軍事政變，而政變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領袖成為傀儡，因為無論從常識或邏輯上，在武力威逼下即使被捉者改變政見，一旦重獲權力，絕不可能接受這種方式。但張學良就是這樣一個不按邏輯，不遵常識，不想後果做事的人。在捉蔣前的師軍長會議上，他宣佈要動手，眾人無語，只有王以哲軍長問「捉了之後怎麼辦？」張學良回答，先捉了再說。著有《張學良側寫》一書的台灣作者郭冠英是張學良的崇拜者，和張「往來甚密」。但他也表示，張學良「是公子哥性格，沒常性，做事衝動，毫無計劃，與這種人共事，『做他長官頭痛，做他部下倒霉』……結果是『害朋友，毀部屬』。」但說張學良做事全無計劃也不盡客觀，大陸發表的史料已證實，在西安事變之前，張學良曾秘密和周恩來等共產黨人見面會談，提出「你們在外面逼，我在裏面攻，內外夾攻，把蔣扭過來」的方案。據上述朱永德研究西安事變的論文，「張學良曾認真的要求加入共產黨，如今共產國際否決他入黨要求之文件也已刊出，足見張與共產黨之間所有之關係已非尋常。」因此西安事變發生後，張學良「等待來自莫斯科的是讚揚和無盡的軍事援助。」
第六，張學良為何近一生被囚禁？張學良陪同蔣介石抵達南京後，受到軍法審判，以「劫持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但第二年張學良就獲特赦，隨後被長期「管束」，實則幽禁，直到蔣家父子去世、李登輝擔任總統時才獲得完全的自由。
西安事變，不僅使蔣介石喪失顏面，還有政府高官及蔣的幾乎全部衛士被打死。從蔣介石的角度，這種行為顯然於國民政府之法律、於中國文化之倫理、於長官下屬關係之情理，都完全不容。因而當時軍法審判張學良，獲得國人支持。傅斯年等知識份子當時還提出「對張懲處極刑」。但蔣介石特赦後一直不釋放，終生軟禁張學良。
有意思的是，張學良到死都不怪罪蔣介石長期軟禁他。張學良說，「我幾十年失去自由是應該的。如果我是蔣介石，我會槍斃了張學良，因為這是背叛啊！但蔣先生讓我活下來，這是蔣先生的寬大。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蔣先生殺了楊虎城，因為應該殺的是我。」張學良接着還提到，他父親張作霖曾耳提面命，訓誡「做軍人要置生死於度外，要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對此，學良一生不敢有忘，早把生死視同平常。軍人叛變是死罪，但我卻活了下來。40年失去自由是公平的。」張學良其他談話可以感到，張學良對當年那種劫持蔣介石的方式已痛悔，他多次說自己「魯莽衝動」即是委婉表達後悔之意。他在紐約時還明確說他發動西安事變是「闖了大禍」，自己是「罪人」。
第七，張學良怎樣看待中國那段歷史？《張學良側寫》作者郭冠英說，「張學良這個人，大陸把他捧得太高，台灣又把他貶得太低。」台灣把張學良貶為「千古罪人」，主要是指西安事變導致共產黨最後坐大。但沒有西安事變，是否共產黨一定在中國消失？從蔣介石的剛愎自用，獨裁本性，以及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很難下這種絕對判斷。但大陸把張學良捧為「抗日民族英雄」則完全是從政治而不是事實出發。因為連張學良本人看了蔣的日記也明白了，蔣介石不僅要抗日，而且有詳盡的戰略計劃。因此西安事變並不存在促使蔣介石抗日這回事，而只是把原來計劃的爭取時間、積蓄力量的戰略部署破壞了；把全面抗日的時間表提前了。這除了對日本人有利，對中國人則是巨大的災難——抗戰的慘烈已完全證明了這一點，因為中國從各方面都準備不足。
史學家許倬雲曾對此評論說，「當時中國在選擇抗日的時機上還是太急了一點，假如能再延遲五年，情況很可能完全不一樣。」這位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博士所以提出「延遲五年」就是因為1941年珍珠港事件美國對日宣戰之前，中國的抗日戰爭基本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實在是孤軍血戰。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導致中國被迫倉促提前全面抗日，對中國人、中華民族，都有害而無利。表面看張學良好像是「愛國」，但其實是害國。
因此台灣作家柏楊斷言：「將來無論是統是獨，張學良都不是英雄。」
《紐約時報》在張學良去世後刊發的長篇訃告中也毫不客氣地指出，張學良雖然有20萬東北軍，但他沉迷於毒品和女色，是個出名的「花花公子」。他的心思不在抗日，而是在和墨索里尼的女兒打情罵俏等社交活動。
張學良在宋美齡的勸導下皈依了基督教，但其實他是個「假基督徒」。基督教的核心教義之一是懺悔，但張學良對做過的錯事卻從無真正的懺悔。多次採訪過張學良的郭冠英說：「其實張學良從未懺悔，他當然不好大聲說他做對了，他只好說『做了就做了，沒什麼懺悔的問題』……」
1994年2月一群華人在夏威夷同張學良聚會時，張自我總結說：「我已經93歲了，我這一生有三愛：愛打麻將；愛說笑話；愛唱老歌。只要有的玩，我就不累。」這就是被中國人視為「民族英雄」的張學良——全然一個市井村夫，而且是活得最俗氣、最糊塗、最沒靈魂的那種。
張學良給無數人題了無數的打油詩，一生唯一「明白」的自我畫像可能是：
自古英雄多好色，
未必好色盡英雄；
我雖並非英雄漢，
惟有好色似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