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不得不走」，是指1934年的年初，瞿秋白不得不離開上海，前往江西瑞金「蘇區」；所謂「不得不留」，是指1934年10月，瞿秋白不得不留在「蘇區」，而不能隨紅軍「長征」。瞿秋白因了這1934年的不得不走與不得不留，才有了1935年的被捕與被殺。
不得不走
博古中央為何一定要讓瞿秋白從上海到「蘇區」﹖對這個問題的解答，牽涉到王明、博古們為何能扳倒瞿秋白，奪取中共最高權力。王明1904年生，小瞿秋白五歲；博古1907年生，小瞿秋白八歲。儘管年齡相差並不大，但在中共的代際上，瞿秋白與他們卻實在是兩代人。當瞿秋白在莫斯科與他們相遇時，在「革命資歷」上，他們只能算是乳臭未乾的黃口小兒，若無強有力的支持，憑他們個人的能力，是不可能扳倒瞿秋白的。直接教唆和支持他們的，是米夫，而米夫的背後，則是共產國際，說得更直白些，是斯大林。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開完後，瞿秋白留下來當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這樣，米夫就成了他的頂頭上司，兩人就有了一種日常性的接觸。在中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一世。而瞿秋白也不會真心佩服這個中國問題上的「洋專家」，這當然會令米夫時有不快。有一件事庶幾可證明瞿秋白的書生氣:在忍無可忍時，瞿秋白曾向共產國際提出撤換米夫的請求。
撤換米夫的請求，當然只能徒然增加米夫對瞿秋白的仇視。米夫除了直接打擊瞿秋白外，更要「以華制華」，而他選中的就是自己在中山大學的學生王明、博古等人。
在政治上讓瞿秋白出局，這比較容易，開一個會，就能解決問題。但要在思想和理論上徹底清除瞿秋白長期以來產生的影響，就不是開幾次會能做到的。這需要較為長期的批判和迫害，尤其需要在政治上予以閒置和拋棄。
本來，米夫、王明們把瞿秋白從政治上踢出局後，就希望他從此銷聲匿跡，但瞿秋白仍然堅持發言。從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出局，到1934年1月被迫離開上海，這三年的時間裏，瞿秋白在黨內黨外的刊物上，不斷發表談論政治問題的文章。
1933年9月22日，博古中央(阿波羅網編者註：博古中央由博古和周恩來主持)突然發佈《中共中央關於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錯誤的決定》，在全黨範圍內發動了對瞿秋白的批判，同時做出了令瞿秋白離滬赴贛的決定——這樣，瞿秋白就不得不走了。
不得不留
儘管瞿秋白極其不願意離開上海，但博古中央既然有命令，他就不得不執行。
1934年10月，「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有一部分中高級幹部必須留下，誰走誰留，成了十分敏感的問題。當時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成了最高決策機構，高級幹部的去留問題，由「三人團」決定。瞿秋白雖然早不是什麼高級幹部，然而，他的去留問題，無疑是博古非常關心的。其時，國民黨大軍壓境，「蘇區」危在旦夕，走，是人人渴望的。博古當然不會同意瞿秋白走。「延安整風」時期，張聞天有這樣的回憶:「瞿秋白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對。」手無縛雞之力，眼有高度近視，肺疾重而血常咯，熱不止則風難禁——這就是當時的瞿秋白。這樣的瞿秋白，留下，則如鼎魚幕燕，生之可能性十分渺茫。時任「經濟委員會副部長」的吳亮平（又名吳黎平）回憶說，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中央政府」討論轉移的會議上，毛澤東宣讀了「部級幹部」隨軍轉移的名單，其中沒有瞿秋白，瞿秋白同志去當面向毛澤東同志要求參加長征。毛主席當場沒有回答，只是說，你這個問題下面再說。
吳黎平又回憶說:
……中央局決定不讓瞿秋白同志（當時是中央政府教育部長）跟紅軍走。聽到這事以後，我心裏很難受。一方面向毛澤東同志說:「這怎麼成﹖秋白同志這樣一個有名的老同志難道能夠不管，要他聽任命運擺佈﹖」請求毛澤東同志給中央局說說。毛澤東同志說，他也很同情秋白同志。他曾說過，但他的話不頂事。另一方面，我向張聞天同志提出了同樣的請求。聞天同志說:這是集體商量決定的，他一個人不好改變。秋白同志自己聽到了這決定，精神上甚為不安。我請秋白同志到家裏吃飯，這次秋白同志情緒特別激動，喝酒特別多。他說:「你們走了，我只能聽候命運擺佈了。不知以後怎樣，我們還能相見嗎﹖如果不能相見，那就永別了……」這是我和秋白同志的最後會面，不料竟成永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