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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四一二政變」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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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的教科書還告訴我們:「當遊行隊伍走到寶山路時,蔣介石令反動軍隊用機槍掃射手無寸鐵的工人群眾」。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蔣介石既沒有下命令,遊行隊伍也並非都是工人群眾,更非個個手無寸鐵,走在最前面的工人糾察隊竟然還「保持了相當的武裝」!

在中國大陸,只要是初中生,都應該知道「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不過,你所接受的教育,可能並不全面。比如,教科書告訴我們:「蔣介石背叛革命,屠殺共產黨人。」當人們對比當局刻意封存的史料,問題就來了,是蔣介石背叛革命、背叛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還是自詡革命的中共先背叛孫中山的學生蔣介石、背叛國民黨?

大陸的教科書還告訴我們:「當遊行隊伍走到寶山路時,蔣介石令反動軍隊用機槍掃射手無寸鐵的工人群眾」。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蔣介石既沒有下命令,遊行隊伍也並非都是工人群眾,更非個個手無寸鐵,走在最前面的工人糾察隊竟然還「保持了相當的武裝」!

假設今天一群人拿槍氣勢洶洶去軍警機關遊行示威,當局會作何反應?

下面,就讓我們通過各種史料,來盡量還原「四一二」前前後後的歷史全貌。

1、國共合作,是國共雙方的權宜之計,合是暫時的,分是必然的。

後人讀到的歷史是被閹割的歷史,是為黨派之爭編造出的謊言。著名民國史研究專家錢文軍說:不存在「孫中山的三大政策」這回事。無論怎樣查尋,老孫從來沒有「三大政策」之類鳥叫,它是孫死後中共從老孫在不同場合與時間說過「聯俄」、「容共」乃至「扶助農工」歸納、扭曲、抽象出來的。老孫還說過「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

孫中山不贊同共產革命的一套,為何要「聯俄」、「容共」呢?孫中山搞共和四處碰壁,屢戰屢敗,無奈之下奉行「有奶便是娘」的策略。「聯俄」是為了獲取蘇俄的援助,蘇俄是共產黨政權,那麼老孫必須「容共」。所以說,孫中山允許共產黨人以個人的名義加入國民黨,並在廣州軍政部門擔任一定的職務,只是一時的策略。

國民黨利用共產黨,殊不知,共產黨也在算計國民黨。

我們必須明確,經列寧「創立」的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要「用暴力推翻一切現存的社會制度,建立一個完全由共產黨專政的新政權」。這句簡縮之就是「推翻舊政權,建立新政權」。所以,北伐戰爭(當時叫大革命),儘管打垮了北洋政府,政權卻落到國民黨手中,共產黨沒坐江山,也不算革命成功。所以要繼續革命,奪國民黨的權,讓共產黨真正掌權。

2、共產黨計劃全面奪取國民黨的軍事大權。

1924年國共合作開始不久,中共就開始抓軍權的行動。周恩來自莫斯科返國,隨即遵命建立了廣東區委軍事部,自兼部長,開中共軍事工作先河;隨即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時就按照蘇俄顧問的部署,大批吸納和發展中共黨、團員。先是蘇俄首席軍事顧問加倫說服孫中山建立大本營鐵甲車隊,以蘇俄首批援助的兩輛鐵甲車作為核心裝備;接着,仍由加倫向孫中山提議,對該隊進行改組,由周恩來主持;周隨即從黃埔軍校抽調一批中共黨員、共青團員編入鐵甲車隊,其正副隊長、黨代表、軍事、政治教官皆為中共黨員。「鐵甲車隊的人員配備和調動、活動安排,經與蘇聯顧問商量,一般都由中共廣東區委和周恩來決定。所以,鐵甲車隊名義上隸屬大元帥府,實際上是中共領導的第一支革命武裝。」(《密檔新論》,P153)

到1926年1月,「國民革命軍中大約有1000名共產黨員。一軍、二軍、三軍、四軍、六軍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產黨員擔任。一軍中3個師的黨代表,有兩個是共產黨員。九個團的黨代表中,7個是共產黨員。」

北伐戰爭是中共掌控軍事的迅速發展期,「如廣東區委軍委由周恩來主持領導擴大黃埔軍校支部為特別支部,成立了由惲代英任書記的中共『黨團『加強了領導;在師生中發展了一批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並分配到北伐軍各軍、師;在葉挺獨立團內成立了中共總支部,團、營及多數連、排長均是共產黨員;指派聶榮臻為軍事特派員隨北伐軍行動,掌握軍內中共組織與黨員情況。通過派中共黨員擔任北伐軍各軍、師、團任國民黨代表或政治部主任等做政治工作,在北伐過程中發展了一批共產黨員。隨着北伐軍擴編部隊,葉挺獨立團為基幹擴編成第二十四師,葉挺升任第二十四師師長。……由於中央軍事部及各區軍委的組織領導深入工作,黨在北伐過程掌握了一部分革命軍隊,才能在大革命失敗後立即舉行武裝起義時有了基幹力量。」(《考實》,P16)

3、北伐軍在前面賣命,共產黨在後面革命。

儘管共產黨人大量向北伐軍滲透,但是大部隊仍控制在國民黨手中。他們才是北伐的主力,功勛卓著。北伐軍打到哪裡,共產黨就把革命之火燒到哪裡。

由於長期的愚民教育,「革命」在許多人心目中是崇高而神聖的。其實,「革命」本是一個中性詞,即激烈或顛覆性的變革。既然如此激烈,又帶有顛覆性,必然會引發社會大動蕩。國民黨在軍事獲勝後希望穩定,而共產黨希望社會大動蕩,大動蕩有利於他們奪權。

共產黨跟在北伐軍後面燒革命之火,是通過「扶助工農」進行的,為他們以後建立政權打下民心基礎。

「扶助工農」絕非孫中山的本意,孫中山革命籌款主要依靠富人:華僑或資本家。「扶助工農」是孫中山討好蘇俄的權宜之計。這個權宜之計,卻是共產黨奪取政權的法寶。共產黨政權自稱是工農政權,其實就是依靠並利用工農建立的黨政權。

4、依靠地痞流氓做「革命先鋒」,工人要做貴族。

工人運動早在北伐之前就在進行:組織工會、領導罷工、要求縮短工作時間和提高工人工資等。暴力衝突也時有發生。楊奎松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中透露,其時,作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的鮑羅廷,甚至提出了必須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鋒」的觀點。

要發動那些老實本分、善良純樸、循規蹈矩的工人農民起來「造反」,並不容易。這些底層民眾,本有着他們心目中的「天經地義」、「天理人情」,對地主、資本家等相對富有者「造反」,首先意味着在自己心靈中完成對那些「天理人情」的摧毀,而這當然不可能沒有心理上的障礙。痞子、流氓則不同,他們本就不認同社會主流價值,他們在心理上沒有多少因此而形成的障礙,發動他們「造反」也就容易得多。用毛澤東和共產黨人的話來說,他們的「積極性」要比那些慣常的「良民」、「順民」大得多,同時,他們「革命」起來,也膽子大、步子快,敢打敢殺、敢搶敢奪。有這樣一些人行動起來,就能夠讓那些「良民」、「順民」起而仿效。尤其是當本來的「良民」、「順民」看到這類痞子、流氓在「造反」中腰包鼓脹起來、臉上紅胖起來、腰板挺直起來了,難免生出羨慕之心。「學壞容易學好難」,是人性之常。「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這種場合特別適用。

楊奎松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一書中所說的贛州店員工會的情況,就頗能說明當時的工人運動到了何種程度。看這個店員工會的章程,今天的工人也會瞠目結舌。章程規定:「凡本會會員每日工作時間應自上午9時起至下午5時止,休息時間店主不得過問。」原來早就要求「朝九晚五」了!章程規定:店員「休假當與各機關同,春節並應放假半月」。今天,春節的法定假期也只是三天,那時候就要求放半個月,是今天的五倍呢!章程規定:「每年還應准假3個月以探親,外省店員則應准假4個月,最長者可達5個月。」「店員不願回家者,此期間工資還應照原工資加倍發放。」「在店供職滿一年者還應分享該店全年利潤十分之二的分紅。」章程還規定:「凡本會會員月薪還應增加3至4倍,原有月薪不足20元者應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應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等等。」當時,100元的工資,即使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也是非常高的高薪!通常只有洋行與公司的高級職員才能拿到。

這個章程若真的實現,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階級」都會嫉妒不已,都會夢想着在20年代的中國江西贛州當一個店員——當然,結果是再堅挺的店鋪,也會很快垮掉。不會有人想做老闆,再不會有人投資辦廠開店。

提出異想天開要求的,當然不止是贛州的店員,北伐最先拿下的兩個省,湖南、江西的工人店員中的「積極分子」提出的奢求,一點也不比贛州的店員遜色!

千萬別以為共產黨奪取政權後,會縱容工人實現「貴族」的夢想。實現貴族夢想的是打江山的領導層,號稱「紅色貴族」,所謂工農翻身做主人,你懂的,究竟是怎麼回事。十月革命後,蘇聯工人在新政權下生活水平一落千丈,舉行罷工,遭到布爾什維克的無情鎮壓。

5、中共領導的農民運動更令人膽戰心寒!

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正是從正面肯定那時期的湖南農民運動的。雖然收入《毛澤東選集》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經過多次修改,仍能看到為當時的農民運動作了種種辯護。這份「考察報告」是這樣評論湖南農民運動的:「的確的,農民在鄉里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民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裡,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里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就是一些人的所謂『過分『,所謂『矯枉過正』,所謂『未免太不成話『。這派議論貌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那時,國民黨內對以湖南為中心的農民運動大不以為然者大有人在,中共上層也有對之憂心忡忡者,於是毛澤東便奉命回湖南「考察」。「考察」的結果,是寫了這樣一篇讚美農民運動的「報告」。

「報告」既然一心為農民運動申辯,當然就不可能把農民運動的「過分」之處說得很充分,但我們仍能感到其時湖南的農民運動是如何波瀾壯闊、如火如荼。農民鬥爭、打擊、掠奪的對象是「土豪劣紳」,但當時湖南農民運動中又流行着「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有點田產的都是「土豪」,穿長袍馬褂者即為「劣紳」(《湖南農民運動資料選編》,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39頁),都在斗、打、掠之列。毛的「報告」中說到「殺豬出谷」,意思就是衝進「土豪劣紳」家中,將豬呀雞呀殺了吃掉,將糧食都搶走。「殺豬出谷」是運動起來的農民常用的方式。「考察報告」說到了農民「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但沒有說到的是「革命農民」在「捉人戴高帽子游鄉」時,還有些別的舉動——湖南農民運動領導人之一的程學敬,後來撰文說那時「革命農民」在捉人游鄉時,還會剪掉他的鬍鬚,滿臉抹上黑灰。至於「五花大綁」,更是理所當然了。既然「一切權力歸農會」,那從殺豬、出谷、游鄉發展到殺頭,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殺「土豪劣紳」的事就頻頻發生,還要把「土豪劣紳」的祖墳挖掉,目的是破壞風水、斬草除根。

農民不但殺豬,還要殺人。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並沒有諱言這一點:「寧鄉的劉昭,是農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陽的周天爵、曹雲,則正待『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判罪處決……」

6、共產黨在後方搗亂,蔣介石頭痛不已。

這些行為不可能不讓國民黨當局焦頭爛額,同時,國民黨認為這直接妨害着正在進行的北伐。楊奎松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中說得明白:「不僅蔣介石,這時不少國民黨地方軍政大員都對工人運動深感頭痛。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軍政當局既須要按照孫中山遺囑,堅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時又必須確保社會安定以及經濟生產的正常運行,因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夠的稅費收入,維持戰費和地方軍政的各項開支。而工人運動一旦興起,往往無法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廠主不僅利益受損失,就連人身及財產安全都難保證,社會安定和生產經營自然難以維繫。」北伐軍在那裡拼殺,後援卻成大問題,這應該是當時令蔣介石十分煩心的事。

農村的亂局,也會給稅收帶來衝擊。在那時,或許農村動亂對政府財政的影響更大。中共元老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中說到了這方面的情形:「土豪劣紳」是農村重要的納稅人。農民的殺豬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殘殺,就使得他們失去了納稅的能力,也失去了納稅的「權利」。農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嚴重影響着農村正常的經濟運行。湖南農民禁止糧食輸出,就使得鄉村的糧食貿易無法進行,眾多操販糧之業者,本來也是要按章納稅的,現在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納稅。這樣,各級政府都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97—98頁)

影響北伐軍軍心的,不僅是後援問題。李宗仁北伐時任第七軍軍長,他後來在回憶錄中說,工農運動中的「過激的作風,早已引起軍中官兵的疑慮。到(民國)十六年夏季,兩湖軍隊憤懣的心情,已到無可壓抑的境地。因當時中、下級軍官多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親戚在故鄉都橫遭工會、農會的凌辱,積憤已久。而各級黨部竟視若無睹。縱使是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的父親,也被綁遊街示眾」。(《李宗仁回憶錄》,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9頁)自己在前方與北洋軍閥浴血奮戰,父母親友卻在家中遭受凌辱、迫害,心中當然不可能沒有強烈的「憤懣」。這嚴重影響着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北伐大業。

7、共產國際與斯大林幕後操縱中共破壞國共合作。

共產國際1922年4月《關於中國共產運動的綱要》曾指令中共「應分兩步去做:第一步是完全傾覆封建主義,促成中國真正獨立;第二步是推翻有產階級的政治,把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秘檔新論》,P216)七大這些決議和斯大林指示,否定了先造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以後再進入奪權階段之宣言,意味着國民黨已成被革命對象,應該推翻,中共應該直接奪權了;而且「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暴力奪權。這樣,斯大林就下達了國共實施分裂的動員令!

以此為原則和動力,蘇俄欽差與中共同仁開始公開加速奪權的行動。

8、中共率先兵變,為全面取代國民黨政權預演。

作為中共奪取軍權最早的大動作,是吳玉章、楊闇公、朱德、劉伯承、陳毅(奉李大釗派遣)等1926年12月1日在四川瀘、順策動的起義。此舉遠在「四一二事變」之前數月。

在四川開縣劉伯承紀念館裏有官方的介紹文字:「為了策應北伐戰爭,中國共產黨發動了瀘州、順慶起義。……以劉伯承任軍長,創建中共實際領導的革命軍隊。」「瀘順起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獨立掌握革命武裝起義的第一次重要嘗試,它為黨領導軍事工作積累了經驗,它所鍛煉的軍事幹部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1月下旬,劉伯承到達瀘州城,對起義軍進行了全面整頓,建立了總指揮部,統轄瀘州軍政財大權,徹底改組舊的衙門,清除反動分子和國民黨右派,加強起義部隊的政治工作,抓緊軍事訓練。」唯不知此處「清除反動分子和國民黨右派」內中有多少血腥,自稱是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者支支吾吾,含糊過關。

中共的建軍節似乎應該定在1926年12月1日才對,比南昌起義早九個月,「紅軍第一路」旗號早已打出來過了!為了使蔣介石背叛革命順理成章,只能叫吳玉章、劉伯承等委曲求全,捨棄了打響起義第一槍的歷史功勛,做一回無名英雄。

9、溫文爾雅的蔡元培視共產黨不共戴天,主持「清黨」密會。

1927年3月28日的會議,被稱為「預備會」,5名到會的監察委員中,除古應芬資歷稍淺以外,其餘4人都是民國元老:即蔡元培、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根據會議的原始記錄:吳稚暉首先發言,稱中共謀反,應行糾察,開展「護黨救國運動」,蔡元培作為主席,不僅不制止,反而立表贊成,提出把共產黨人從國民黨中清除出去的建議,與國民黨極右分子——西山會議派的反共言論同出一轍。

4月2日,正式開會,監察委員增加了陳果夫、李宗仁、黃紹竑三人。吳稚暉提交查辦共黨的呈文之後,蔡元培隨即向大家出示兩份材料作為證據,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來「陰謀破壞國民黨」的種種決議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黨」、「煽惑民眾」、「擾亂後方」、「搗毀米鋪」、「壓迫工人」等若干條罪狀。經過他同意,會上還審定了既有毛澤東、周恩來、陳獨秀等中共領袖,也有柳亞子、徐謙、鄧演達等國民黨左派人士的黑名單,將近兩百人,與會者一致決定:咨請中央執行委員會立即採取緊急措施,將這些首要危險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機關,分別看管,制止活動」。

此後,在蔡元培的主持下,這一部分監察委員又開了4次「清黨」密會。

10、武漢工潮風起雲湧。

1926年9月6日當北伐軍攻佔武漢之後,中共基本掌控了此地的工人運動。第三國際勞合組織及中共建立武漢總工會,宣布:「假如政府與軍隊不保障人民之利益與自由,則吾人殊無贊助之道。吾人之要求,乃自由與利益之保障,誰能為吾人保障者,吾人即予以贊助,初不問其旗幟與名義若何,吾人今贊助國民政府及其軍隊者,即本此旨。」(《史事紀要》1926.8-12月,P1077)此項宣言實際上已經屬於無政府宣言,所謂國民政府乃至軍隊勢必都要看總工會臉色行事,否則總工會有權自行其是。

中華全國總工會於11月設武漢辦事處,主任李立三,秘書長劉少奇,宣傳部長項英。管轄範圍湘、鄂、贛、皖、川、豫六省。工會成立時即設糾察隊三千人,唯總工會之命是從。而國民革命軍皆轉戰贛、豫戰場,總工會即已控制了武漢局面,國民政府也得讓它三分,斯大林要使武漢成為「中國的莫斯科」之初衷得以實現。

國際共產代表鮑威爾描述了那時武漢「羅馬狂歡」狀況:「成千上萬在礦場、工廠和加工廠的僱傭工人,紛紛停止工作,在激進分子的領導下,不分白天黑夜地上街演講、宣傳和遊行示威。」這種盛大的狂熱必然會引發衝突:3月10日,中共控制的湖北省黨部在漢口召開大會,與會的省總工會糾察隊呼喊「打倒蔣介石」的口號,引發與會的軍校學生憤慨,導致鬥毆。可見,在蘇俄的操縱之下,反蔣已經公開化。同日,福州中共黨員馬式才等繼續組織示威活動,打出「共產黨是世界革命的先鋒隊」口號,導致親國民黨的總工會及農協反示威,雙方發生鬥毆,福州衛戍司令部宣布戒嚴始得平息。

鮑威爾繼續描述道:由於頻繁的罷工運動,「武漢地區的工業被迫倒閉……」經濟最繁榮的中國中部大城市武漢,市景蕭條,經濟停頓。

11、上海組織工人糾察隊武裝,大搞紅色恐怖,籌劃第三次武裝起義。

爆發於1926年10月和次年2月的前兩次「工人起義」,均為國共合作對付北洋軍閥。北洋勢力退出上海後,羅亦農、趙士炎主持的中共上海區委在其宣傳大綱里說:「上海革命的時機完全到了。」「但上次大罷工還只是舉行一次示威,現在時機到了,我們應急速準備武裝大暴動,奪取武裝自衛,殺反動派,為死者報仇,為工人爭自由。」(《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P257)就是說,前兩次起義,只是罷工示威而已,而第三次起義是武裝奪取政權。

中共掌控的工人糾察隊經過整編,成立14個大隊共2700人,擁有機槍20多挺、步槍4000餘支。

羅亦農在「關於政治與本黨工作方針的報告」里說:「在工人區域,自從區委決定舉行紅色恐怖以來,已有很大的效驗,打死了不少工賊,工人氣焰很高,現在要把此種紅色恐怖的範圍擴大,凡是反革命分子,如右派領袖、買辦商人、學生走狗等都要盡量的打擊。因為現在是革命的高潮時期,民眾都有此要求。舉行紅色恐怖以為革命的保障,是很需要的。同時我們要用恐嚇的手段,使許多反革命分子不敢居留在上海,這就叫做精神的紅色恐怖。」(同上P329)

這是有組織的紅色恐怖。還有無組織紅色恐怖:工人糾察隊本來就魚龍混雜,不少流氓無產者混跡其中。如今上海局勢動蕩,他們能安分守己?各種刑事案件頻頻發生。不獨上海,南方許多城市的工人糾察隊都在進行紅色恐怖,衝擊國民黨機關,打死國民黨人。

12、雙方都在磨刀霍霍,4月12日這一天終於開槍了!

大陸教科書說:「當遊行隊伍走到寶山路時,蔣介石令反動軍隊用機槍掃射手無寸鐵的工人群眾」。

人們至今仍無找到蔣介石下命令的證據。4月12日究竟發生了什麼?現場到底是誰先動的手?我們還是看歷史檔案:

一、《國聞周報》第4卷第13期的《4月8日-14日一周國內外大事述評》記載:

「下午一時,閘北工人二千餘結隊遊行,軍隊制止不服,(工人)手執鐵棍、炸彈,其勢洶洶,旋沖入舊俄教堂內,師司令部屋內現炸彈聲,軍隊始開槍,被擊斃十餘,工人均扯蘇俄紅色國旗,糾察隊被捕者百餘人,中有六十餘系舊魯軍兵士,因抄出舊符號……被拘工人供全系因僱傭受迫攻軍,並非本意,與逃入民居者語全同。中以苦工為多,有知識工人預先早已規避。」

二、刊載在4月14日《時事新報》上的《上海總工會糾察隊繳械後之慘劇》一文稱:

「昨日下午一時許,總工會召集工人五百餘人遊行示威,在香山路會所排隊出發,行經止園路、中興路、中華新路、鴻興路、香山路。當由寶興路轉入寶山路時,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司令部聞訊,深恐人數太多,於通過時發生意外,即令所屬集中部內,聽候調動,一面在各區布置步哨,以資彈壓。

及至下午二時零五分,工人方面,漸向第二師司令部接近。同時狂喊各種口號,愈喊愈烈。衛兵方面,以工人等似有包圍司令部行動,即向工人等警告,謂此處系第二師司令部,爾等須避嫌疑,齊從對面路旁過去,否則干涉未便。工人等聞語,當有一形似領袖者出答,謂我等可服從,但全體恐未必皆服從云云。衛兵等見情緊迫,即將司令部大門緊護,阻其衝來。該首領者見不能進,突然掉首大呼『往前沖』。語甫出,即有糾察工人一百餘人,齊在後方袖出手槍,向司令部門前開放。在前工人等,亦均袖出鐵棒木棍,施行毆擊,衛兵隊猝不及防,當時被擊斃—人,彈傷四人,毆傷二十餘人。

第二師長斯烈聞訊,以來勢甚是洶湧,無從勸解,為自衛之計,乃下令還擊,一時槍聲大作,子彈橫飛。沿寶山路一帶之商店見狀,紛紛收拾閉門。各處居民,咸驚惶失措,不知所適。車輛行人.頓時絕跡。十五分鐘後,槍聲益密,間以炮聲,蓋軍隊方面,已由司令部大門衝出,向工人隊伍中射擊。時工人方面,已死二十餘人,抵抗力漸覺不支,遂紛紛向後方退走。軍隊方面,亦漸向前進逼,當工人等退至寶通路一區黨部門前,突又開槍反攻,經軍隊方面,用機關槍掃射二次,工人殘隊,始竄奔四散,分頭逃逸,一場慘劇,予此始告停歇。綜計是役,計激戰三十分鐘,軍隊方面死二人,傷三十餘人;工人方面,死三十餘人,傷四十餘人,被拘八十餘人;路人被流彈致死者有某水果攤販及一皮匠,均中要害而死,負傷者亦有十餘人。」

三、第二師參謀長祝紹周的回憶:

「匪黨在青雲路舉行集會大會,數雖有一萬餘人,但以長槍被繳,為禍不烈,故其先頭匪徒眾行經寶山路向本部直衝時,能為本部守衛所阻,惟其人眾勢大,蓄意謀亂,多持鐵棒亂毆,中間尚雜有不少手槍,我衛兵遂有死一傷數,在此不得已情形下,衛兵始鳴槍自衛,當場傷斃百餘人,余均作鳥獸散。經派隊圍截,捕得七百餘人,身均藏有直魯軍符號,查系潰散軍閥余部,為匪黨以金錢收買,充作擾亂地方秩序危害黨國人民者,何來真正之工人?」

四、《杜月笙傳》的相關記載:

當時,第二十六軍軍長和第二師師長都不在閘北,天主堂司令部,由祝紹周將軍負責指揮,遊行隊伍快過來之時,特務營長請示如何處置,祝紹周斷然的回答說:

「請他們改道!」

「萬一他們不肯呢?」

祝紹周斬釘截鐵的說:

「槍在你們手上!」

全體官兵嚴密防範,衝要地帶架設機關槍,天主堂每一扇門,每一個窗口,最低限度布置一名槍兵。移時,共黨暴徒果然發動了凌厲攻勢,人潮開始向天主堂猛衝。司令部第一線的指揮人員,恐怕共產黨徒逼得太近,路窄人多,雙方開火,秩序一亂,可能造成重大的死傷,因而先開一排朝天槍,加以警告,表示軍方有堅守的決心。然而這邊的排槍轟出了一蓬蓬的白煙,共產黨的前鋒卻立刻拔槍還擊,一排排子彈射得石迸瓦飛,顯見他們擁有槍支不少。守軍迫於自衛,只好還手,移轉槍口開始平射,置身最前的群眾當即紛紛卧倒,指揮官更加不敢疏忽大意,因為他一看對方的動作,便曉得他們不但不是烏合之眾,而且必定受過軍事訓練。

激烈的槍戰又展開,由於第二師據險而守,機關槍在咯咯的響,往後擁來的群眾聽到了密集的槍聲,四散奔逃,共產黨人高聲叱叫,竭力堵截,但他們自己反而被急於逃命的人潮衝倒,直到後面徒手和持刀斧棍棒的群眾逃得一乾二淨,前面的人雖然死傷狼藉,卻仍懵然無知的還在猛烈攻擊。這時候天主堂的窗口伸出喇叭喊話:「後面的人都跑光了,你們還不快點繳槍投降?」卧地射擊的暴徒這才發現上了大當,於是有人高聲喊叫:「不打了,咱們走!」

官兵們一聽講的是山東話,當時便極感詫異,衝出去活捉九十多名暴徒,原來他們是張宗昌部下的直魯軍,近來流落在上海,共產黨誘之以利,許他們當帶兵官,或者送盤纏、買船票送他們回老家,他們這才跑來充敢死隊,打先鋒。

以上4種說法,除了在對方人數等細節上有出入以外,皆異口同聲,即:遊行隊伍並非都是工人群眾,混雜有收編的原北洋士兵;遊行隊伍並非赤手空拳,至少有手槍、鐵棍。事件發生時,第二十六軍軍長及國民革命軍駐滬司令白崇禧都不知情,更別談蔣介石下命令了。

13、四一二事變,蔣介石沒下命令;就算蔣應該背負血債,四一二事變究竟有多血腥?

綜合以上說法,國民黨軍隊開槍,根本不是得到坐鎮南京的蔣介石下的命令,而是駐滬守軍情急之下的報復性自衛。其後幾天,逮捕殺害共產黨人、工人骨幹,以及普通勞眾,主要是杜月笙為首的幫會出面乾的。

蔣介石抓住了這個時機,趁機在他控制的勢力範圍里清黨。鞏固了他的地位,挽救了後來稱為中央系的國民黨及國民革命軍(國軍)。

「412反革命大屠殺」的死亡情況如何?楊天石教授主編的《中華民國史》第二編第五卷介紹的數據如下:據上海總工會報告:「當天收擊斃者在百人以上,傷者更不計其數。」據《時報》報道:「連行人死傷者約20餘名。」據聯合調查社報告:「工人死三十人,工人及民眾受傷者五十六人,士兵死十二人,受傷五人(含浦東地區)。」而1953年編撰出版的《上海工人運動歷史資料》第4輯《四一二事變的前前後後》則含糊稱「數百人」獻出生命。遠不及老毛「反AB團」殺掉的紅軍將士之幾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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