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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驚!中國大陸大饑荒缺的不是糧食!

自1954年至1978年,中國向阿共提供援款75筆,協議金額為100多億人民幣。在中國三年困難時期,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中國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設備、機械、拖拉機、車輛等提供給阿,僅糧食就達180萬噸......在上世紀60年代初,中國不但把大批糧食、物資運給阿爾巴尼亞,同樣也運給朝鮮、越南......

1959~1962年餓死3775萬人的慘劇[1],被《世界吉尼斯記錄大全》列為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饑荒。人們長期以來認為饑荒的原因是三年自然災害、蘇俄逼債、缺糧和國際封鎖。其實,當時中國大陸並不缺糧:

自1954年至1978年,中國向阿共提供援款75筆,協議金額為100多億人民幣。在中國三年困難時期,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中國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設備、機械、拖拉機、車輛等提供給阿,僅糧食就達180萬噸......在上世紀60年代初,中國不但把大批糧食、物資運給阿爾巴尼亞,同樣也運給朝鮮、越南......[2]

雷茲*於邁爾*馬利列60年代任阿爾巴尼亞駐中國大使,據其《我眼中的中國政要》一書披露:1962年,在阿方的要求下,航行在大西洋上的幾艘滿載着運往中國的小麥輪船,改變了航向,駛抵阿爾巴尼亞港口並卸了小麥。就這樣,阿爾巴尼亞人民依靠中國的慷慨援助,度過了因乾旱再度加重了的缺糧危機。[3]

時任駐阿大使耿飈說:"從1954年以來,我們給阿的經濟、軍事援助將近90億元人民幣(協議金額100億),阿總人口才200萬,平均每人達4000多元,這是個不小的數字。我們援阿的化肥廠,年產20萬噸,平均一公頃地達400公斤,遠遠超過我國農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數量。而軍援項目之繁多,數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國防的需要。"[4]

據《中國統計年鑒》(1983),1959年,中國徵購糧食674萬噸,出口糧食高達415.75萬噸。1960年,中國仍然徵購糧食510萬噸,出口糧食272.04萬噸!

要說自然災害,中國哪一年沒有?1962年"七千人大會",劉少奇再次提出災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5]

時任外貿部副部長的林海云:"一九六○年......必須從國外進口大量小麥。在嚴重危機面前,如果我們在國際市場上拋售黃金,以解決外匯緊缺問題,也不是不可以,但周總理不贊成這樣做。他說,黃金不能賣!我們不僅沒有賣黃金,而且還利用金價比較便宜的機會,每年買進幾十萬兩黃金,年年買進,一直買到一九七○年。"[6]

至於蘇俄逼債更是無稽之談。1961年,經周恩來提議,中國向蘇聯提出,就近向蘇聯的遠東借二十萬噸糧食,用以解東北的燃眉之急。儘管兩國交惡,蘇聯還是如數借給了中國,"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7]

1961年4月中蘇在莫斯科舉行貿易會談,對於中國因農業遭災而在1960年貿易業務中產生的對蘇聯欠帳問題。蘇聯方面表示充分諒解,並向中國政府提出,上述欠帳在五年內分期償還,不計利息。蘇聯還建議,在這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應中國五十萬噸糖,以後在1964-1967年期間歸還,不計利息。[8]

秉持人道主義的國際社會從未施行糧食禁運,美國甚至主動提出願向中共出口糧食。從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進口糧食,中共都得到了較為優惠的條件。

根據中共歷年預算決算報告,1959~1963年對外援助支出高達23.62億元。1964年,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我們還拿出了比這個時期償還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有不少的人在國內問題上積極鼓吹什麼"三自一包"(指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場、多搞自負盈虧企業,包產到戶)、"單幹風"(指恢復個體經濟)、"自由化"、"翻案風"以及在統一戰線方面的投降主義,在國際問題上宣揚"三和一少"(指對帝國主義、反動派、現代修正主義要和,對各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支援要少)。他們用這些資產階級觀點、修正主義觀點,來同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對外政策總路線相對抗。[9]

真是恬不知恥!

由於缺乏新聞自由,餓死3775萬人的真相直到數十年後才得以浮出水面。慘劇之所以發生,完全是"大躍進"、"反瞞產私分、高徵購"等一系列政策失誤,和獨裁製度本身的缺陷,以及毛澤東在斯大林死後想當國際共運老大,不顧大陸人民的死活瘋狂援外等等人禍所釀成。

有一個流傳甚廣的"神話":毛澤東得知人民群眾生活困難,難過得把最喜歡吃的紅燒肉都給戒了。事實上,毛澤東的驕奢淫逸、浪費無度,堪比帝王:

1956年~1966年,毛澤東是杭州飯店、中南海等舞會上的常客。一個女演員回憶:"那時候天天都有舞會----舞會中間有一盤盤的炒杏仁兒、大香蕉和其他水果點心,都是平常吃不着的東西。十一二點舞會散場,夜宵很豐盛,有魚有肉。這一切,對於我們這些每頓飯只買半個菜的女孩子們來說,都非常美好。"[10]

1959年,各省市為毛澤東(許多地方還加上政治局常委)大造別墅,一些中等城市如包頭、鞍山等也競相效尤。據外交部當時的總務司長等人從各地觀摩回來後說,有些地方裝修標準竟在北京釣魚台賓館之上。有些別墅是毛澤東親自交辦的。除廬山"美廬"旁的一處外,1959年6月回韶山時,毛提出在滴水洞造點房子,說以後可以來此辦公、休息。這座別墅,連修公路、美化環境在內,1962年才竣工,正是三年困難時期,毛只於1966年6月去住了12天。[11]

毛六十年代初一度喜吃西餐。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給他訂製的一份西餐菜譜中,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魚蝦類、雞類、鴨類、豬肉、羊肉類、牛肉類、湯類。毛澤東喜吃色蝦,魚蝦的製作方法也豐富多彩:蒸魚卜丁、鐵扒桂魚、煎(炸)桂魚、軟炸桂魚、烤魚青、莫斯科紅烤魚、吉士百烤魚、烤青菜魚、菠蘭煮魚、鐵扒大蝦、烤蝦圭、蝦面盒、炸大蝦、咖喱大蝦、罐燜大蝦、軟炸大蝦、生菜大蝦等等。[12]

毛澤東對西菜中雞的做法很是推崇。60年代初,工作人員制訂西餐菜譜時列出了一般人聞所未聞的西菜名稱:黃油雞卷(雞排)、軟煎雞徘、雞肉餅、雞肉元、大王雞肉餅、雞肉絲、罐燜雞、紅燜雞、蔥頭燜雞、青菜燜雞、紙包雞、雞丁敏士、椰子雞、奶油雞等等。[13]

工作人員考慮到毛澤東不大喜歡牛羊肉,特別為其安排了小乳豬,這樣便能做到肥瘦適中,面面兼顧。毛澤東吃過的西菜中有下列豬肉類:烤豬排、烤豬腿、炸豬里幾、炸豬排、餾豬排、法國豬排、意式奶豬等等。毛澤東吃過的西菜中的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馬駿、白燴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燴牛尾等等。[14]

毛澤東喜歡喝湯,幾乎每頓飯菜中都有一小碗湯,各具特色風味:奶油湯、牛尾湯、紅菜湯、雞雜湯、腰子湯、蔥頭湯、紅花雞湯、餃子湯、紅魚湯、卜菜泥湯、巴粒米湯、什錦湯、雞蓉鮑魚湯、雞湯蓉湯、意國麵條湯、龍鬚菜湯等等。[15]

嗚呼,紅燒肉,想起來真是辛酸!有個笑話說,叫花子說他發了財,就買兩大碗豆漿,喝一碗、倒一碗。在老百姓和乞丐的想像中,紅燒肉、豆漿已經是了不得的佳肴了。

人相食、餓浮遍野的年代,毛澤東等中共大佬依舊酒池肉林、夜夜笙歌!不是選票選出來的領導人,不對民眾負責,又怎能真切地感受民間的疾苦?!

餓死那麼多人,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封鎖消息、嚴禁民眾逃荒。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於制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嚴厲制止農民進城,由交通部門嚴格檢查,民政部門負責遣返"盲流",公安機關嚴格控制城市戶口,糧食部門不得向"盲流"供應糧食;用人單位一律不得擅自招收工人和臨時工。1959年2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指示》;3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所有未經許可離開鄉土、"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都是"盲流",不僅要制止農民外逃,還要將"盲目流入"城市和工業礦山地區的農民收容、遣返。

有了嚴厲管制"盲流"的尚方寶劍,中共各地大小官員有恃無恐,以餓死上百萬人的河南信陽為例:不到1959年底,大批公社食堂斷糧停伙,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怕真實情況傳到外界,指令各縣,"不準農民生火做飯,不準外出逃荒要飯,不準向上級反映情況。"[16]

中共信陽地委讓郵局扣留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為了防止饑民外出走漏消息,各縣縣委常委分片包干,分頭布置,嚴防死守。縣城四門持槍守衛,公路要道設崗把關,縣境沿邊流動巡邏,汽車站由警察把守,長途汽車要求黨員隊長駕駛。各公社按縣裡要求,派民兵在村頭設卡,如發現有人外出,就奪走隨身攜帶的東西,甚至剝下衣服,進行拷打。信陽靠近鐵路,南北有兩個火車站。鐵路公安局兩個局長,分別把車站看住了,農民只能在家裡等死。信陽市設立了數百個收容站,先後共堵截外流人員19萬人,被強制收容後又不給飯吃,飢餓、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員大量死亡。[17]

河南省當時至少有二十五億斤糧食庫存,而臨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億斤糧食庫存。如果開倉放糧,僅動用這兩個省的庫存,根本不會餓死人。即使在信陽,在大量餓死人的時候,當地的糧庫里就存有糧食。信陽的饑民看着糧庫里的糧食,坐在糧庫旁邊喊:"共產黨,毛主席,救救我們!"有人就餓死在糧庫旁邊。國家千方百計的增加糧食庫存,準備用於何處?為什麼見死不救?[18]

瞧,餓得奄奄一息,出外乞討都沒門,黑洞洞的槍口和暗無天日的收容站等着你。糧食倒是有,但不是給屁民吃的!

大饑荒的真相深刻地揭示了中共的慘無人道,缺良心、自由、民主,啥都缺,就是不缺錢和糧:錢多得可以每年買幾十萬兩黃金並大量無償援外,糧食多得每年都在出口。

注釋:

[1]《"三年自然災害"國家檔案解密死亡原始數據3755萬》,《爭鳴》,2005.11。

[2]王洪起《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炎黃春秋》,2008.10。

[3]星星索《令人慾哭無淚的報導》,天益社區,2001.4.26。

[4]王洪起《"山鷹之國"親歷》,新華出版社,2008.1.1。

[5]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6。

[6][7]《不盡的思念》,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12。

[8]人民日報《中蘇貿易會談公報》,1961.4.9。

[9]周恩來《1964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人民日報》,1964.12.31。

[10]徐寶鳳《和中央首長跳舞的日子》,《華夏》,1998.11。

[11][12][13][14][15]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編《毛澤東遺物事典》,紅旗出版社,1996.11。

[16]丁抒《從"大躍進"到大饑荒》,《隧道》,sd9710c。

[17]楊繼繩《墓碑》,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5。

[18]柴子文《專訪:〈炎黃春秋〉副社長、大饑荒研究者楊繼繩》,亞洲周刊(二十二卷二十九期),2008.7.27。

曹樹基:

“計算結果表明,1959-1961年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3250萬”;

“1959-1961年的大饑荒,不是‘自然災害’,而是人禍”

曹樹基: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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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饑荒死亡率分布圖轉引自:曹樹基《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自由聖火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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