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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爾頓去職事件面面觀

博爾頓與川普的分歧只是策略層面、技術細節的分歧,而不是價值、戰略層面的分歧。這些在班農身上已經發生,班農並未因不再與川普合作而影響衰減,相反,作為更加星光照耀。博爾頓也將如是。

引言:網絡內戰之一種

在網絡時代里,非專家判斷對大眾影響越來越大。但是,這並不能改變戰略問題的正確結論必須依靠專業分析的基本事實。額外的問題是,獨裁主義國家可以利用非專家判斷——“有用的謬論”——對自己的“愚民”進行信息馴化。

這是信息戰的一種表現,或者叫做“網絡內戰”。信息戰不只是針對敵手或曰敵對國家的,更是針對自己國家民眾的。換言之,對“愚民”的信息馴化所起作用絕不亞於一場對外熱戰。比如,博爾頓去職事件作為全球新聞熱點,在戰略學意義上是有其分析意義的,而在信息戰方面則更重要。現在,讓我們從三個方面看一下,“有用的謬論”究竟錯在什麼地方。

一、以布熱津斯基為例:否定總統的不可行意見

美國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歷來有獨立於總統的立場。如果他是總統理論或戰略的詮釋人,其工作意義就沒什麼了。就諮詢的一般規則而言,服務者不是完全順從客戶的,能給提出風險警示要比預測未來受益好得多。

美國總統不是獨裁國家的元首或總書記,他無法要求服務者完全服從自己的意志。在另一端,總統基於自己的最基本政治文明素養,不會要求自己的僱員完全服從。所以,合則留、不合則去是政治合作生態。

即便合作很好,國家安全顧問也會依據自己的專業判斷否定“主人”(總統)的意見。比如,在布熱津斯基與卡特的合作中就出現過此類情形且與中國有關:在1979年的鄧小平訪美行程中,雙方約定發表一份公報,公報中涉及到反霸權暨蘇聯利益受損之預期,卡特總統的國務卿交給卡特一份校正性質的聲明(在公報發表且鄧離開美國之後發表);但是,布熱津斯基認為這是對蘇聯的道歉行為,用不着,卡特接受布熱津斯基的批評而放棄了那份聲明。

至於國家安全顧問“擅作主張”或言類於中國的“先斬後奏”也是有的。還是布熱津斯基行為:1979年2月,鄧小平結束訪美後,立即謀劃對越戰爭,並於2月16日通知美國,謀求後者對蘇聯的牽制;布熱津斯基(經自己代表獲知意見後)立刻答應,而後備下外交辭令性質的“對中國批評”文件(實則警告蘇聯勿動),這些決策做完才告知卡特。結果呢,卡特大加讚賞。

綜上,那些看博爾頓被川普“開革”笑話兒的人士實在是不懂美國政治,認為“高度集權”的川普就像個“總書記”。這才是個笑話兒!

二、深度文明擔憂:傳統歐洲伊斯蘭化

川普認為歐洲還有戰略價值,博爾頓則希望儘快打爛歐洲秩序。這才是分歧的根本。目前,美國主流戰略主張確實是重構國際秩序,但在頻繁“退群”之後是否推出北約還在猶豫之中。這是美國與土耳其沒有攤牌的根本原因,也是川普不在伊朗動武的根本原因。

如果歐洲失去戰略價值,美國摧毀伊朗神學政權的直接後果有兩個:其一,土耳其的東部邊境出現崩潰性情形,以致國土的亞洲部分出現政治動蕩,庫爾德區域(含伊拉克北部)獨立極有可能——土敘伊伊區域全面混亂——以色列面臨空前壓力;其二,本來嚴峻的歐洲難民問題會更加嚴重,不僅現存的敘利亞難民會幾何級湧入歐洲,而且伊朗會出現對前者疊加性的難民潮。長遠看待這兩項後果,歸一性問題是傳統歐洲的伊斯蘭化。這一點是川普不願接受的,更是以“盎格魯—撒克遜價值體系”為基礎的新秩序構建者們所不願看到的。

同樣,對俄羅斯採取極端強硬態度會加速傳統歐洲的崩潰。俄羅斯對歐洲秩序的挑戰是其“文明宿命”,分裂烏克蘭是其在二十一世紀初期採取的初步動作。俄歐關係重回冷戰對美國在歐洲的重要盟友波蘭十分不利,儘管可以牽制野心勃勃的法德兩國。所以說,川普的“親俄”是有其道理的,而博爾頓極端反俄埋下兩人“互炒魷魚”的伏筆。

綜上,美國對歐洲價值的判斷還未到最後結論時刻,全球秩序重構的最重要一環是歐洲的存亡——能不能像拉美出現“川普化浪潮”,是個有待觀望的事情。

三、替代性選擇:人道規勸讓位於結構施壓

川普不會因博爾頓去職而改變重構全球秩序的理想(MAGA只是一個基本說辭),美國不會因川普(可能的)不連任改變已經出發的全球戰略調整。換言之,“基辛格—布熱津斯基體系”的遺產被放棄是必然的。

目前,“基布體系”的遺產還未被全面放棄,其中的調整有之:以人權促進敵對國家的改變為貿易規則的嚴格化,前者叫人道規勸,後者叫結構施壓。毫無疑問,後者的預期是經濟方面的顏色革命。如果做不到,不僅冷戰真實出現,而且熱戰概率加大乃至真實發生。屆時,“盎撒體系”將會是最明顯的政治全球化價值指向。

“基布體系”是現實主義,希求在多元力量互相制約中謀求美國優勢,從而造就了一個“全球戰國”狀態。但是,最真切的現實是:第一,不僅美國在全球推行的“盎撒體系(價值)”遭遇失敗,而且國內的民主主義、自由主義都出現大面積潰瘍;第二,制約中的互利嚴重不平衡,美國的經濟利益受到嚴重侵蝕,從卡羅爾•奎格利到羅伯特•吉爾平都反對(擔憂)這種情形。這兩位學者的學術能力要比亨廷頓強得多。至此,“全球戰國”戰國理想近乎破滅,儘管博爾頓與布熱津斯基對傳統歐洲的蔑視如出一轍。

綜上,博爾頓與川普的分歧只是策略層面、技術細節的分歧,而不是價值、戰略層面的分歧。這些在班農身上已經發生,班農並未因不再與川普合作而影響衰減,相反,作為更加星光照耀。博爾頓也將如是。

結語:HABAKUK警告時憶時新

“全球戰國”之結束很可能由“另一個秦國”來完成,“朝弦夜歌,為秦宮人”的六國歷史將臨到美國——在基督教文本裏面,美國回到了猶太歷史中,他們因自己的墮落而遭遇了迦勒底人(Chaldeans)。現在,究竟誰是美國面對的“新的迦勒底人”還沒有最後結論——是美墨邊境難民還是經濟征服者的族裔?

然而,哈巴谷書(HABAKUK)書中警告得到了印證:For behold, I am raising up Chaldeans, that bitter and hasty nation, who march through the breadth of the earth, to seize dwellings not their own.現在,不是美國國土遭遇了“新的迦勒底人”,而是其經濟領域處於被征服的狀態。因此,川普以結構性調整施壓來代替人道勸說是正確的選擇。比較之下,博爾頓在這方面的研究稍有欠缺。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自由亞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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