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6日，香港抗議者在九龍旺角太子站外示威，要求港府回應包括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四項訴求。（美聯社）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本周宣佈正式撤回《逃犯條例》修正草案。對於許多關切香港的人士，香港特區政府此刻撤回條例修正草案確實令人感到些意外，弔詭的是這個訊息是透過親中媒體，在林鄭月娥正式布達前先行透露，足見港府決定如此做，北京仍是幕後操盤者。關鍵是，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宣佈撤回條例草案？此舉能夠緩和被形容已逐漸走向北愛爾蘭化的香港嗎？香港政經抗爭和社會分裂能與歷經三十年血腥衝突的北愛並比嗎？
香港「北愛爾蘭化」論述基礎為，在抗爭與暴力衝突不斷的情況下，若中共軍方或維護中國國內治安的武裝警察在港府要求下駐進香港，當年英國長期在北愛街頭駐軍的情況可能在香港上演。中共武警或解放軍會出現香港街頭嗎？北京和港府迄今都未排除此一選項。
反送中並非香港九七年回歸中國以來的首次抗爭，過去五年內，香港登上國際媒體的相關事件，包括2014年爭取真普選的雨傘革命，佔領中環行動;2016年，發生在旺角警民衝突的魚蛋暴動。今夏以來的「反送中」抗爭則是持續升級，元朗白衣人暴力事件充分顯示了香港已不僅在政局上，建制派與非建制派壁壘分明，香港社會的親中派和民主派也已出現重大裂痕。
若從這個角度觀察，香港回歸中國後的演進與當年北愛爾蘭人民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分裂為涇渭分明的兩大幫─親英國的聯合派和主張與愛爾蘭統一的共和派在政治上的分歧，以及共和派在北愛從住屋、就業、分配等受到的歧視和不平，引發公民運動的抗爭改革，包括要求禁止警察暴力和投票權，與香港過去這段期間的發展確有雷同處。
英國政府對北愛當時的局勢始終保持克制，但暴力衝突持續升高超出北愛自治政府處理能力範圍，迫使倫敦政府於一九七二年直接接管北愛，派軍維安。結果不但未能平息抗爭暴動，反而引發愛爾蘭共和軍（IRA）武裝組織接下來長達二十年的對抗，武裝衝突、恐怖襲擊甚至從北愛擴大到倫敦和都柏林。今天倫敦地鐵內沒有垃圾桶，正是當年IRA在維多利亞地鐵站內發動爆炸案的結果。
北愛意識形態之爭引發的衝突暴力和改革，導致那一代的北愛居民，尤其是年輕人衍生出不同於英國人或愛爾蘭人的「北愛爾蘭人」族群身份認同。這與現在參與抗爭的香港年輕人承認為中國公民，但堅稱自己是「香港人」，非「中國人」的情況類似。英國政府的處理方式是，讓北愛二百萬人民有自己的種族認同；並在九八年後的人口普查中，增加「北愛爾蘭人」選項。中國政府是否能讓七百萬香港人也有選擇自己身份和種族認同的權利呢？
1998年的《貝爾法斯特協議》為從1960年代以來，因為一場抗議社會運動引發長達30年的北愛暴力抗爭衝突帶進和平曙光。這項和平來之不易，也不保證北愛的和平進程將一帆風順，但英、愛政府和北愛兩派人士的政治意願和戮力，缺一不可。北愛經驗給香港啟示是，改革非朝夕可成，但暴力仇恨卻可在一夕間興起。武警鎮壓、派軍維安收服不了民心，只會讓社會更分裂、暴力更血腥。
一名曾參與1980年代香港談判和1990年代北愛和平進程協商，兩項重要事件的英方核心人士告訴筆者，香港和北愛體制截然不同，抗爭源頭和暴力持續升級過程卻愈來愈相似。北京若不以當年倫敦處理北愛問題為師，香港北愛化不是不可能發生。
然而，北愛和香港有着一項最大的不同點，那就是中央政府政治體制的差別。前者是自由選舉產生的民主政府，後者則是中國共產黨掌控的集權政府。香港若真的北愛化，香港和港人的選擇恐怕會比北愛和北愛人低且少。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