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任務就是把這一部歷史講清楚，不是共產黨編造的那個歷史。-辛灝年（圖片：公有領域）
我把我自己放在這樣一個位置上：就是在思想上、事實上讓我的讀者明白，歷史原來是這樣的！不是共產黨編造的那個歷史。在思想上要明白，我們今天的中國，仍然存在着三個革命：民族革命，民權革命，民生革命。
2019年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大坎兒」，民間流傳的「逢九必亂」之說對中共的命運不是虛言，從美中貿易戰，到香港「反送中」，到台灣「反紅媒」，以及全世界越來越多的反共聲音，共同形成的全球去共化大潮到了勢不可擋的歷史階段。
這股歷史大潮的其中一位推動者就是辛灝年教授，尤其在中共建政70周年、中共統治搖搖欲墜的這個年頭裏，各地邀請辛灝年教授演講的安排接連不斷。本台節目製作人方偉也特別專訪了辛灝年教授。
辛灝年教授現在已是71歲高齡，定居美國。他的原名是高爾品，安徽巢縣人，在中國大陸時是著名作家，後專注研究歷史，來到海外後著有揭示中國現代史真相的歷史巨著《誰是新中國》。因對中國現代史深刻獨到的研究和見解，辛灝年教授被譽為「中國現代史忠誠守護者和代言人」。
在訪談中，辛教授從他的個人成長和成名，到他對歷史的學術研究和反思，再到他對台灣和兩岸未來的分析，等等等等，充滿理性和激情的侃侃而談更像是一場精彩的演講，而他早早就洞見中共之命運真相的真知灼見更是令人拍案叫絕。
我們把這次對辛教授的專訪用第一人稱整理成文，陸續發表內容已經過半，感謝您繼續關注。
（接上文：專訪辛灝年(8):我只能成為共產專制制度的揭露者）
我有一個任務：闡述清楚改良和革命的不同
回憶這一生，做的是自己想做的事，已經十分滿足了。但是，雖然餘生有限，我還是想盡一個中國人，中華民族子孫的最後的力量。在千千萬萬為了自由民主追求的人群當中，在我還有能力去喊幾聲的時候，我還是要喊幾聲。這是永遠改變不了的！
過去這十幾年內，在某種意義上，我把中國的近代史重新寫了一遍，而且得到廣泛的接受。有人問我，您會覺得自己有一個使命嗎？我沒有使命感，我從來沒有覺得我應該去做什麼大事，我應該去引導什麼、鼓動什麼，讓大家跟我走。我從來沒這個想法。我跟民運人士最大不同的地方是，他們個人有着明確的政治訴求、政治目的，除了大的民主自由以外，他們對個人的前途有追求。我對自己沒有這個，為什麼沒有這個？我想我也不用多講了，因為我是一個少年成名的人，對於名利場我早就看得很透，我沒有興趣。所以我出來以後，人們發現，我從來不跟什麼上層高層，哪個政府哪個政黨聯繫，我從來不幹這個事，我從來不聯繫的。我的生活圈子就是留學生和華僑，我只有這兩個圈子。這是一個。
第二個，我承認我現在有政治上的追求，就是希望中國人早一天自由民主，希望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制度早一天被滅亡，不是說讓共產黨每個人都滅亡，而是這個制度必須滅亡。而今天很多人在改良和革命的問題上含糊，就是說，究竟是用改良的方式保持住這個制度，還是用革命的方式去解決這個制度。我的傾向是：用革命的方式，首先是和平革命的方式，去解決這個制度，必須敲碎這個制度！打斷這個制度套在我們人民身上的鎖鏈。我覺得我有一個任務，在這個問題上，我想盡我所能把它闡述得更加清楚。這是30多年來我的一貫思想。所以早幾年我在《黃花崗》雜誌發表一篇文章，叫做《不與改良同流，歡迎改良革命》。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能夠去看一看我的長篇小說，特別是最後一部小說《少夫人達琳》，你們就會發現，30多年前我就在反對改良主義的思想，開始點醒革命主義的火種。
我們面臨的時代比辛亥革命者所面臨的時代更黑暗、血腥、殘酷
有些說法，什麼我做的和孫中山很相似，在使命上跟他有什麼關聯之類的。我出來以後不久，僑界就出現了這些言論，我當時就非常嚴厲地制止了這種言論。第一個原因，因為我不是搞政治的，我沒有政治上的訴求。第二個原因，對孫中山來說，我可能做他的學生的學生的學生都不夠資格。
所以當別人、很多人在把我和他放在一起的時候，說我做着跟他相同的事情的時候，比如說，澳大利亞有一篇報導說了一句話：辛灝年其實就是今天的某某某，只是他不同意而已。我就告訴他，你必須把這個拿掉，你要不拿掉，你一發表出來，我就跟你沒完。我這個人從來不跟人打仗吵嘴，但你要這樣做，我就跟你沒完。
再比如說，在達拉斯的一次講演，別人送了一塊匾給我，就說我是那個人。我在講演之前告訴他們：你把它撇掉我就上場，你不撇掉我就不上場。所以這個東西就沒有可能泛濫開來。這是我跟民運人士不大一樣的地方，沒有個人的政治訴求。
但是我也承認一點，在今天，我的任務就是把這一部歷史講清楚，講清楚這一部歷史，為什麼在辛亥之後走到今天是這個狀況？原因是什麼？最後我們要下一個結論：我們所面臨的時代就是孫中山先生當時所面臨的時代，一模一樣，只是比那個時代更黑暗，更血腥，更殘酷。
中國歷史發生了百年大倒退，當今中國面臨着「三民革命」
我這個思想從哪裏來的？1980年在北京讀書的時候，中央文學講習所請了北京大學的教授吳祖襄，非常有名的老教授，年輕時候也是作家，後來搞文學研究，在北大因為思想比較獨立，只給他做二級教授，其實他水平相當高了，人人都清楚。請他來講《紅樓夢》。我們的所長，中國作家協會的一個負責人，（那個時候搞個錄音機不容易啊）好不容易搞個錄音機，想全部錄下來。等吳老上台以後，他就把錄音機一開，結果這位老教授說了一句話：我今天講《紅樓夢》題目是什麼？就是賈寶玉和林黛玉所面臨的時代就是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時代。我們的所長「啪」一下就把錄音機關掉了。
他啟示了我！在我研究晚清歷史、改革開放的歷史以後，在研究了辛亥之後的歷史以後，研究了中國共產黨前30年和後30年改革開放歷史以後，我才清楚地認識到：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時代就是孫中山所面臨的時代！中國歷史發生了一個100年以上的大倒退！從這個政治制度和政治統治本身來看，中國5000年歷史沒有出現過這樣一個腐朽的、黑暗的、殘酷的、血腥的統治。
我要講的東西是什麼呢？我把我自己放在這樣一個位置上：就是在思想上、事實上讓我的讀者明白，歷史原來是這樣的！不是共產黨編造的那個歷史。在思想上要明白，我們今天的中國，仍然存在着三個革命：民族革命，民權革命，民生革命。
民族革命：認祖歸宗，回歸中華傳統之根
因為1949年以後，共產黨統治了中國大陸，中共大陸是姓馬列，不是姓孫文的，也不姓中國的唐宗宋祖，也不姓中國的周公、秦始皇，是從外國找來個大鬍子來做我們的祖宗！誰要說這個大鬍子不好，誰要是對這個有意見或者表示一點不同的看法，共產黨就用刺刀挑死他。這樣的人太多了，成千上萬！所以我們中國存在着民族革命。我經常跟少數民族、邊疆的朋友們聊天：不要以為只你們要追求民族解放，中國的漢族人民也要追求民族解放。因為我們在歷史上，有兩次被北方的蠻族亡了國，可是這個蠻族，卻反過來被我們的文化所同化，成了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成了我們的親兄弟。
可是，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的狀況，表明了我們雖然是漢人在做共產皇帝，可是我們的思想，我們的文化，我們的靈魂完全被蘇化、被赤化、被馬列化了。這是最可怕的一種亡國亡族！這就是今天中國社會道德如此敗壞的根本原因。
民權革命：伸民權衛人權，是對中國所有民族和人民最重要的革命
我們中國今天也存在着民權革命。因為辛亥革命以後，中國開始走向共和，很多方面開始實行民主。因為外患內憂，推遲了它前進的步伐，最後被共產黨成功地推翻了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在中國重新復辟了專制的統治制度，人民的民權喪失已盡！直到今天為止，共產黨只「講」人權，卻不給人權，可是中共連「民權」兩個字都不許講。我們國內改良主義思潮下的一些知識分子和朋友們，他們明明明白，沒有民權人權就得不到保障，可是他們懾於共產黨的淫威而只敢講人權，不能講民權。結果人民沒有權利，人權如何能保障！因此所有的民權案件、所有的人權案件，沒有一個能得到真正的、平等的解決的。所以民權革命對今天的中國和中國所有邊疆的少數民族都是最重要的一個革命。
民生革命：反制度腐敗，而不是帶着清洗的目的搞反腐
共產黨在四九年以後進行了兩度共產：一度共產是在1949年到1979年，是公開掠奪、搶奪、霸佔人民的財產，將它變成黨財產。所謂國家都是黨的，所有土地是黨的，所有工業的成功利潤都是黨的。它的改革開放三、四十年進行了第二度共產，把普通人民的財產剝奪了，改革開放應該所得到的利益剝奪了，用它的專制權力保證了它們的剝奪，然後它們貪污腐敗，把剝奪來的人民的這些財產，不是變成黨的，而是變成了黨中個人的！這就是全中國「人人皆是貪官」的來由。
所以我們要追求的民生發展，是要所有的絕大多數的普通人民都能過上一個安居樂業的好生活，起碼的生活標準要實現。可是，只要看一看中國大陸，將近10億人的生活狀況我們就會知道，我們必定要來一場民生革命。民生革命是什麼？就是反腐敗！反制度的腐敗！而不是帶着清洗的目的進行反腐。
所以這三個革命如果不能夠說清楚，人民不能夠在這三個根本革命路上獲得真正的覺醒和解放，並且身體力行，來共同完成我們的民族的解放，民權的解放和民生的解放，我們的中國如何能夠成為一個被尊敬的真正的世界強國？我們連台灣都不如嘛。
（待續，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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