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灝年：我有一點點驕傲，就是我沒寫過假的東西。
社會裏面存在着一些有才華的作家，由於他們不配合共產黨的、或者不符合共產黨的文藝創作要求，比如象我這樣，他們根本得不到他們應有的名聲和地位，他們甚至於遭到各種各樣的限制，甚至是麻煩。——辛灝年
2019年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大坎兒」，民間流傳的「逢九必亂」之說對中共的命運不是虛言，從美中貿易戰，到香港「反送中」，到台灣「反紅媒」，以及全世界越來越多的反共聲音，共同形成的全球去共化大潮到了勢不可擋的歷史階段。
這股歷史大潮的其中一位推動者就是辛灝年教授，尤其在中共建政70周年、中共統治搖搖欲墜的這個年頭裏，各地邀請辛灝年教授演講的安排接連不斷。希望之聲節目製作人方偉也特別專訪了辛灝年教授。
辛灝年教授現在已是71歲高齡，定居美國。他的原名是高爾品，安徽巢縣人，在中國大陸時是著名作家，後專注研究歷史，來到海外後著有揭示中國現代史真相的歷史巨著《誰是新中國》。因對中國現代史深刻獨到的研究和見解，辛灝年教授被譽為「中國現代史忠誠守護者和代言人」。
在訪談中，辛教授從他的個人成長和成名，到他對歷史的學術研究和反思，再到他對台灣和兩岸未來的分析，等等等等，充滿理性和激情的侃侃而談更像是一場精彩的演講，而他早早就洞見中共之命運真相的真知灼見更是令人拍案叫絕。
我們把這次對辛教授的專訪整理成文（使用第一人稱），陸續發表，敬請關注。
（接上文：專訪辛灝年(2):我心裏面有一個原則—必須忠於生活）
中國文壇最高的一塊田園：亂象叢生
在北京學習的那個階段，我們聽了60個大專家的講課，北大的名教授，文壇的大作家，還有一些共產黨的文藝批評家。我聽完之後，這不是我今天說的話，我當時就說過這個話：我感到後悔！
過去，我少年時代，青年時代，曾經讀過他們的許多作品，曾經激動過，當然，那個時候我不太可能有很高的文藝批判的思想。可是當我見到他們的時候，當我已經走向中國文學最高的一塊園地的時候，我忽然感到後悔，因為我才發現，很多是假的，甚至作品都不是他們寫的。比如說《青春之歌》，實際上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個編輯代筆寫的。再比如說《林海雪原》，曲波只是把一大堆材料送給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個老編輯龍世輝代筆寫的。寫完以後，不給他加名字，不給他稿費，用曲波的名義發表了。然後，這個編輯只發了一句牢騷，就被打成右派，全家下放農村20年。這些東西我聽到之後，我感到悲傷。
再說，當我親眼見到文壇上那些領導人的時候，那些30年代的共產派的作家，30年代的所謂左翼作家，30年代所謂左聯作家那批人的時候，在我內心裏——因為我對文學是花過功夫的——在內心裏已經開始疑惑。當我們見到他們人的時候，他們經過了文革以後，他們的表現，他們的說法，他們對文學的看法，我統統感到絕望！完全是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所謂的文學理論，說穿了就是列寧講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文學必須是由黨來組織創作的，文學必須由黨來管的，文學必須按照黨的指示和方針來進行創作的。在我的內心裏面，根本沒有把這個東西當作一回事，可是我在北京，聽到他們的講話，看到他們的表現，我心裏感到有很大的失落感，因為這已經是中國文壇的最高的一塊田園！這是一個。
作家隊伍分化，黨文學令文壇失色
第二個，在這幾年當中，我的作家同學們已經開始發生分化。有的為了往上爬，為了能夠入黨，不但已經入黨的想當書記，想當作協主席、副主席，爭本省的主席，我們這一撥的作家，職位最小的也是省文聯主席、省作家協會主席了。為爭中國作家協會的主席，大打特打，不亦樂乎！那個時候還論不到他們爭最高的了，爭省裏面的，互相爭。我看不慣，我對官場是感到討厭的，因為我24歲在機關里出來的，我了解共產黨的機關生活是什麼樣的生活。
同時，我又看到了我同輩的同學們，大家開始分道揚鑣，為了向上爬的，就討共產黨好，寫改革文學、歌唱改革文學，歌頌鄧小平、歌頌共產黨。還有一批同學，不甘心如此，但是又想保住自己，或者想爭奪一個副主席、主席的位置，就打擦邊球——就是寫社會問題，社會的真實面，寫到一點點，但是它的限度是以不觸犯共產黨的根本利益或要求作為前提的，甚至於還要在介入社會生活的同時，還要把歌頌共產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這個時候出現了所謂社會主義心靈美的小說、改革小說、「補天」的小說，就是補共產黨這個天的小說，都出來了。裏面有很多都是我的同學寫的，我心裏也很難過，讓我感到這個文壇沒意義。
還有一批作家，大家想面對生活，還是想干預生活，但很快遭遇批判。社會裏面存在着一些有才華的作家，由於他們不配合共產黨的、或者不符合共產黨的文藝創作要求，比如象我這樣，他們根本得不到他們應有的名聲和地位，他們甚至於遭到各種各樣的限制，甚至是麻煩。
在這樣一個狀況下，我怎麼辦呢？我大哥給我指了這條路，所以我今天回過頭來看我在八十年代的作家生活，我有一點點驕傲，我老了，有一點點驕傲，就是我沒寫過假的東西，不是我寫得好，我沒寫過假的東西。
全世界每個只搞經改不做政改的「改革」都是同樣的歷史結果：革命的爆發
時代和歷史是很嚴格的。當時我和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的作者）住在一個寢室，他說我反共，我就和他說了一句話：不是我反共，是共產黨不好。我說：現在是1980年，我想10年之內，不是人民拿血洗共產黨，就是共產黨拿血洗人民。我這句話，在1989年真的兌現了，可惜的是，悲哀的是共產黨拿血洗人民。
我為什麼能看到這一點？因為我作為一個作家，不僅要懂得生活，要有生活的積累，還要有知識的積累。你只有這兩個積累都很高的時候，你才會產生思想的積累，才會產生敏銳的眼光去抓取生活，捕捉生活和表現生活。
因為共產黨的改革開放和滿清王朝慈禧太后的洋務運動是一模一樣的，每一條具體政策都是一樣的。引進外交，允許獨資，官辦民辦……從前到後，滿清王朝4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中共今天的30多年改革開放如出一轍，而且更加相同、完全一致的是，改革本來是為了分利於民、分權於民，而由於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結果，利——進了統治者的口袋，權——統治者牢牢不放。結果是什麼？這樣的經濟改革必然造成社會的嚴重對立，貧富的嚴重對立，社會的危機不會因為改革開放而減弱，反而會因為改革開放而加深、尖銳，直到革命的爆發。
全世界每一個進行過改革開放的，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國家、政權，都是同樣的歷史見證，和同樣的歷史結果。這就是我能看到的一面。
（待續，敬請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