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的1898年，是戊戌年，那年，一幫人想改良政治，失敗了。幾個人跑了，另有幾個人被抓了。被抓的就在北京的菜市口被砍了腦殼。那天按照陽曆算，就是9月28日。
有個細節，被砍頭的至少有一個本可以也跑掉的，而且，假若跑掉，他的後代肯定也可以做名流，做貴族，甚至入籍外國，永久歸依番邦異土。但他選擇了不跑，他妄圖以血醒世，結果在菜市口被砍頭時，他意圖喚醒的民眾向他吐口水、投擲白菜幫子。
不知道那瞬間，他被喚醒了沒有。
120年前的今天，他的故事完結了，但是，他同黨的故事沒有完結，而且更驚悚，更精彩。
前不久，網絡熱傳某澳大利亞女排隊員圖片，因為她是中國名人之後，戊戌年跑掉的兩個，其中有一位，就是那澳洲女排隊員的先人，康有為。
自稱康有為選外孫女的澳大利亞羽毛球選手格羅婭
康有為跑了，又回來了，繼續作為名流和政治導師存在，但是，他再不是政治的主流，雖然，他福蔭後代，非富即貴，以致被頌為「最後的貴族」。另有一個梁啓超，歸國後，致力維護皇權，但政治的江湖也不再是他的江湖，江湖主流是革命。
戊戌砍頭不只殺了六個人，還改變了遊戲規則。從此，中國沒有改良，只有革命。而革命的形式竟然是——暴動和暗殺。
戊戌六君子的血沒喚醒民眾，但喚醒了同黨，既然自己的血不能喚醒民眾，那就用統治者的喚醒統治者。
不知道有誰看到改良派和革命黨之間的邏輯關係沒有？那就是從上書到武裝起義和暗殺。
對於革命黨來說，幾百次的武裝暴動，並沒給朝廷造成多大的威脅。但是，暗殺，卻讓朝廷傷透了腦筋。
暗殺在革命者這裏，達成了共識。章太炎、陳天華、陶成章、黃興、汪精衛等革命黨領袖，都不同程度地贊同政治暗殺。
徐錫麟殺恩銘，汪精衛殺載灃。以溫和著稱的同盟會首領宋教仁，將武裝革命的方法簡單概括為「暴動」與「暗殺」。革命黨50多次暗殺，暗殺團長居然是文質彬彬的光復會首領蔡元培。而蔡元培公開倡言：「革命只有兩途：一是暴動，二是暗殺。」
暗殺奏效的前提，是朝廷堵死和解的可能，堵死了改良的通途，統治者掏光國庫，填滿私巢，也徹底失去了治國的基礎。
暗殺，不只是對統治者的警告，也是對民眾的喚醒。
統治者猶如汪洋大海中的孤舟，隨時可能被大海的狂濤吞噬和淹沒，暗殺殺不死，也嚇死了。
那種按倒葫蘆起來瓢似的暗殺，讓統治者風聲鶴唳，膽戰心驚。風雨飄搖中，每個人都感到——氣數將盡了。
汪精衛被抓，不屈竟然免死，不是清廷的寬容，而應視為清廷被殺怕了。革命者的血不能喚醒民眾，卻讓統治者變得清醒，清廷明白，殺了汪精衛，還有後來人，暗殺者是殺不絕的。前赴後繼，層出不窮。
當然，清廷的最後放權是基於多方的合力，革命軍的起義，哥老會的響應，袁世凱的內應。但是，革命黨的暗殺也是功不可沒。
暗殺推動民主，並不是孤例，150年後，在中國重演威力。
人們一直讚譽的中華民國民主轉型之父蔣經國，其大膽轉型的背後，同樣也有暗殺之功。
1970年4月24日，正在訪問美國的蔣經國，從一個飯店走出時，人群里一個亞裔青年衝出人群，朝他開了一槍。幸虧警戒的警察眼疾手快，抬了一下他的手臂，子彈從蔣經國頭上飛過。
槍手黃文雄沒有任何政治背景，他就是一個本土台灣人，不滿國民政府統治台灣後的戒嚴及對本土勢力的鎮壓。作為台灣本土人，他爺爺從日據時代就反抗日本統治，他父親的時代，台灣光復，回歸大陸，國民黨來到台灣，他們依然對國民黨獨裁統治不滿，黃文雄十歲的時候，親眼目睹了「2.28事件」。雖然，他也享受了民國政府的福利恩澤，能到美國讀大學，但是，他深藏內心的對獨裁的反抗，促使他對獨裁者射出仇恨的一槍。
這一槍把蔣經國打醒了。他看到了本土人的內心，開始思考台灣的未來，放權成為他的大膽抉擇。
蔣經國
作為政治家，蔣經國對於台灣的未來，有着更深刻，更久遠的思考，如網絡流傳的蔣經國的名言：我知道我是專制者，但我會是最後一位。我以專制來結束專制。
你可以讚頌蔣經國的偉大，可以頌其為神，但是，每個人都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政治從來都是博弈的結果，如果沒有黃文雄的刺殺，也不會有蔣經國的反思。
當然，促使蔣經國做出放棄獨裁的原因，黃文雄的暗殺不是唯一，但至少也是之一。暗殺，也是一種博弈。
要守着政權死不放手，也可以，那結果就是如同朱元璋氏後人，誅殺淨盡。
現代政治就是妥協，如果不給反對勢力以任何妥協，死抓權力不放手，寸步不讓，那種思維叫作——雙輸。
歷史從來都是這樣，看似擁有絕對權力，卻不知道因為什麼一個不慎，政權就一下子嘩啦了。對於反對者來說，強權之下，下跪不行，上書不行，改良不行，犧牲自己砍頭也不能喚醒民眾，那就只剩下暗殺統治者一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