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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文化與紅衛兵運動起源

“文革”初期的紅衛兵運動中,其發起者和初期紅衛兵的主要組織者、領軍人物大都是幹部子弟。聲勢浩大的紅衛兵運動之所以首先發軔於北京,而且是在中學,與當時北京的政治氣氛格外濃烈直接相關,更由於北京的幹部子弟比較集中、中學生中幹部子弟的比例大大超過大學生有着重要關係。因此,不了解北京幹部子弟的成長環境和精神文化,即在建國後出現的大院文化,就不可能理清初期紅衛兵的思想脈絡,這應當是研究紅衛兵運動的一個關鍵點。

舊日的北京,是一個由四合院組成的文化古都。這種狀態自北京建城後大約保持了幾百年。在1949年以後,這種形態被改變了。各政府機關、軍事機關形成了自己的群落,而這種群落不再是前朝的衙門歸衙門、眷宅歸眷宅,而是混成一體,辦公區的周邊新建了宿舍區,而這種宿舍區在外在形態上不再是四合院而是樓房,在內在形態上往往形成一個小社會。有圍牆的也好,沒有圍牆的也好,總之在大院內,往往吃喝拉撒睡以致看病上學都可以一併得到解決。除少數機構留在北京的四九城的牆內,大多數的政府機構和軍事機關,出復興門,從舊城牆外原來的亂墳崗子向西拓展新區。這是北京最早的樓群,以不同單位或住宅區為中心,一個個的新型大院出現了。“大院”是很有中國特色的一種社會形態,它必然衍生出新的文化。儘管身處大院的成年人以言傳身教奠定了這一文化的基調,但它真正開始形成所謂的文化,是在這個環境中的孩子們長大成人之時。

根據戰爭時期的有關規定,中共幹部結婚需要符合三個條件:即“258團”。即:滿25歲,參加革命8年,團職以上。對此,各根據地有不同的說法,但大致有這麼三條槓桿。由於戰爭時期的動蕩,結婚後的幹部家屬大部分採取了隨軍的方式,因而建國後就馬上面臨一個安置問題。北京建都後,這樣一大批幹部及家屬的安家落戶,是不可能從原有的市民住宅中得到解決的。再有,戰爭體制的後勤保障系統,在建國初期依然發揮着作用,供給制是主要形態。統一解決住房,也是伴隨着供給制及其後的全民所有制產生的。

如前所述,北京幹部子弟的嬰兒潮是在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產生的。這和戰爭時期轉向和平建設相吻合。由於內戰的因素,中國的這次嬰兒潮比美、蘇晚了幾年。但到了“文革”前夕,在這批嬰兒潮中成長起來的幹部子弟,已經有一個相當大的數量,也就是說,他們已經具有產生巨大動能的基礎。而且,他們相對集中,一是集中於初高中這個年齡段,二是集中於大部分重點中學。這使得這批中學生和他們的兄長間有了一個重大區別,即在一些局部,他們的相對優勢出現了。

相對批量、相對集中的大院子弟在文革前出現了,這是和北京特殊的地域特點分不開的。全國沒有一個城市有這樣眾多的黨政機關和軍事機構大院,沒有一個城市有如此眾多的幹部,也就沒有一個城市能夠形成幹部子弟階層這樣一種社會力量。當然,在中央的示範效應下,各地也出現了許許多多的大院,也都形成了幾乎獨立於整個社會的小社會。但是它們遠不具備北京大院的那種政治內涵和文化,更不具備北京大院的那種潛在動能。

大院這一社會形態的出現,勢必形成獨特的文化形態。而在百廢待興的中國,相對於傳統的市井文化,大院文化顯然具有時尚和領風氣之先的特點。這種文化形態,就是初期紅衛兵孕育的土壤。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其涉及的問題十分寬泛,這裡僅就與紅衛兵這一主題相關的,大致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單純與輕信

大院是一種相對封閉的環境,在這種環境中成長起來的青少年,對外界社會真實的了解甚少,他們平時所接觸的大多是同一階層的孩子,他們聽到的基本都是來自學校和父母的正面教育,因此思想相對簡單或單純。他們真誠地相信,外面的社會很美好,全中國兒童的生活是和他們的金色童年一樣的。從小在農村長大的李冬民回憶:三年困難的時候,農村裡沒糧食吃,城裡出現了農村裡來的大批饑民,要飯的。我那時候已不住校了,住在市委宿舍,挨着崇文門。崇文門南邊是護城河,護城河邊上搭着席棚,住着要飯的農民。我就跟他們聊起來,問他們是哪的?他們說從農村來的,如何如何……我們北京小學的同學好多都是從北海託兒所轉過來的,是從有蘇聯阿姨照管的那種幹部子弟寄宿制的生活過來的。他們過着這種生活,實際生活在幻想的共產主義生活中。所以那些農民說在鄉下沒飯吃了,他們都不信,但我信。[1]更有一些紅衛兵,直到在大串聯中見到了要飯的而震驚。不了解真實的社會是他們成長中的一大缺憾。單純的另一面就是輕信,他們的階級鬥爭理論和觀念,完全來自與教科書和文藝作品。這是一代人的通病,只不過幹部子弟來得更純正一些。

也由於相對封閉的環境,當他們離開寄宿制學校或者大院環境而進入社會時,他們自然地感到一種陌生、惆悵和不適應。曾經擔任八一學校學生會主席的劉輝宣回憶,當他從幹部子弟寄宿制的八一學校考入四中以後,感到非常的不適應。一是感覺到觀念的不同。他說:我的思想很簡單,原來根本就不想將來長大了幹什麼,認為自己的出路是組織上安排的事情。反正黨讓我當工人,我就當個好工人;讓我當農民,我就當個好農民;讓我當戰士,我就當個好戰士。一句話,黨讓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後來到四中,接觸到一些老四中的學生,包括其中的一些幹部子弟,才發覺人家很早就在設計自己了,準備將來當個科學家或者其他的什麼家。我的思想能不觸動么?[2]而這些在他看來,是十足的個人主義和市儈人生觀。二是原來同學們都是清一色的家庭背景,這時同學中的家庭出身已經五花八門了,反動官僚、資本家、高級知識分子、小業主,無所不有,他於是自然地有一種“非我族類”的感覺。這其實是一個很要命的問題,因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二、心理的健康環境

幹部子弟的成長過程,遠遠脫離了當年社會中各種政治運動的漩渦。因為根正苗紅,他們從小沒有生活在類似於家庭成分不好的政治陰影里。作為一個整體,他們沒有受到知識分子所經受的各次政治運動的衝擊,也沒有工農所經受的貧窮生活的壓力。在文革到來之前,幹部階層始終是社會的佼佼者。因此,這一代幹部子弟是在一種有利於他們身心健康的環境中長大的。他們在心理上沒有受到過壓抑,因此他們不僅相對健康,也相對強勢。他們鄙視人情的俗氣,看不起文人的酸腐,也衝破了市民的奴氣,中國社會誕生了一批天不怕地不怕的紅色青少年。應當說,只有心理上的強勢,才會培育出敢做敢為的擔當,同時如果沒有約束,也會衍生出目無法紀尊長的狂傲。相對其他社會階層,幹部子弟承受壓力和打擊的能力也明顯更強一些。在“文革”初期,他們面對工作組的壓力和中央文革的打擊,基本都採取了反抗的態勢而非屈膝忍受。這一群體性格是與其心理狀態密切相關的。

恰恰由於這種有利於健康發展的環境,造就了社會的寵兒,也帶來了它的負面效應,即整體優越感的產生。這與今日獨生子女一代的矯情自大同理。人,作為一種社會動物,其心理成長過程中,壓抑就會造成其畸形地收縮,反之,則造成空間的膨脹。社會的邊界和個人的空間,是在膨脹和壓抑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並穩定的。一個社會如果同時存在着寵兒和棄兒,他們的心理狀態一定不同。反過來說,如果社會整個都處在一個有利於所有青少年心理發展的健康環境中,也就難以形成部分人的優越感。

三、寄宿制的訓練

紅衛兵一代的一個文化特點,是強調集體主義精神,這點上,幹部子弟也表現得更強烈。集體主義的熏陶,是和帶有軍事化傳統的管理相聯繫的。大院的管理、特別是幹部子弟寄宿制學校的管理,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那一代革命者建國後由於責任重工作忙,關鍵是其信念要求他們必須要把革命利益和工作放在首位,家庭的親情始終是從屬的。當然,這一點也隨着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化,但這裡僅指建國初期。因此,相當多的幹部把子女交給幼兒園和寄宿制學校管理。當年即使在一些非寄宿制學校,也有部分住校生。那一代的中小學生中,寄宿的學生絕大部分是幹部子弟。寄宿或住校的集體生活從小就伴隨着他們的成長。同時,他們所受到的政治教育也是集體第一,個人要從屬於集體。另一個因素,是幹部子弟由於其父母為共同的事業奮鬥,有共同的革命經歷,或者是戰場上的戰友,或者是機關里的同事,甚至很多人之間都有着同學的哥哥姐姐,或者是哥哥姐姐的同學這樣的關係。總之,大院的環境,非常容易讓這些子弟間建立起特殊的感情,而在一般市民階層或普通的居民區,是很難建立起這樣一種緊密的社會關係的。無獨有偶,台灣的眷村文化,和大院文化就有許多相似之處。

在盛行集體英雄主義的年代,這一代大院子弟往往比市民階層更注重集體精神。集體主義的教育,寄宿制學校培養的團隊精神,父母和家庭間千絲萬縷的社會關係,強調整體的榮譽感,是大院子弟們突出的特點。劉輝宣回憶,在臨近中考時,八一學校提出的口號是:像戰場上不讓一個戰友掉隊那樣,不讓一個同學留級。王冀豫認為:這也是我們打架不要命的一種原動力。我覺得這跟教育有關係,跟這些人的生存方式有關係。這些人為什麼湊在一起就厲害,要單獨相對,那就是個體力量的較量了,是對方比你強大還是比你弱小的問題。可是作為一個群體,就不是個人的力量了。十個人加在一起,可能就是五十個人的力量,這就是區別。很快文化大革命就爆發了,這些人就都湊到一塊兒了,甚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串聯的時候,一聽說話,就知道你是不是幹部子弟,心裏特別明白。這是當年紅衛兵興起的基礎,也是後來我們這幫人打架的基礎。[3]

寄宿制雖然培養了集體主義和團隊精神,但是也阻隔了學生與社會廣泛的交往而不接地氣,還有一個很要命的缺陷,就是其認同感很強但也很窄。這種認同感很強,使一些小院子弟[4]和即使沒有經歷過寄宿制訓練的幹部子弟,由於相互間共性的東西很多,可以很快就融合到這支隊伍中去了。但是它也很窄,“文革”前和初期,大院之間較少發生“戰爭”,因為大家屬於同一族類;打群架往往是和院外的“野孩子”、“小流氓”,而他們乃非我族類。這種認同感在“文革”中再上升到政治上,就徹底自外於大多數的群眾。

四、尚武輕文的取向

首先應當強調的是,在不同的大院類型中,這一性格取向並非完全一致。在中央黨政機關的大院中,特別是知識分子幹部扎堆兒的大院中,在這點上就有很大差別。但是,北京大院之間的這種差異,與市井文化相較而言,應當說一般小於他們之間的共性。如王冀豫所說:所謂的大院兒,不管你是政府的還是軍隊的,都是一路貨色,因為共產黨的地方政府也是軍隊建的。因此,部隊幹部、地方幹部如出一轍,同質同源。[5]

另外,由於共產黨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的武裝鬥爭傳統,由於農民出身的幹部占絕大比例,由於強調階級鬥爭的暴力形式,因此在大院文化,崇尚“英雄主義”的意識中,難免攙雜着尚武輕文和暴力傾向。即使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經過戰火的洗禮後,也絕非舊日文人的形象,只是表現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曹都都回憶:這些幹部子弟,特別是軍人的子弟,自幼崇尚的英雄主義精神尚未泯滅,那時宣揚的是集體英雄主義。集體英雄主義最需要首當其衝敢於犧牲的人。從小在軍隊大院長大的孩子,有了衝突就是一對一,而在外受到挑釁常常是群體而上,誰膽怯或是不敢出手,回到院里便會被奚落甚至孤立。現在反思過去,不光是幹部子女,幾乎全國百姓都具有暴力潛質,也就是說那種不分青紅皂白“痛打落水狗”的群體暴力傾向。[6]

王南生(王小點)的父親是軍隊中的儒將,但王小點回憶,其家庭教育也是充滿暴力:我們那時在部隊環境中受的教育就是,要打架,就要打勝,否則就是慫蛋。而且,這種教育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不能在外面欺負人。誰要是欺負人了,那回家一定要挨打。所以我一般都不敢打架。另一方面,如果真打了架,還讓人家打了,被別人欺負了而不反抗,那就更丟人了!回家後家長還得打你,得挨兩次打。這不是個別人家裡的情況,我們在座這些人的家長差不多都這樣。我從小就感覺到,有時打架打贏了,雖然父親也要揍我,可是給那麼幾下都沒什麼勁,要是被人家打了,那勁就大多了。[7]

在大院中,一呼百應的孩子王絕非是學習好的乖孩子、班幹部,而是能伸張正義的“英雄”。王小點小時候就有一次一戰成名的經歷。他回憶:我們小學有一部分寄宿的學生,其中大部分是幹部子弟。他們那時候經常受學校里的市民子弟欺負,因為住校,周一來學校的時候都帶點好吃的零食什麼的,結果就經常被人搶。有一天,我把一些住校受欺負的學生召集起來說:我幫你們出這口氣,但是你們不許跑,要助威。如果他們都上手,你們也得上。他們都同意了。那次,別人都沒動手,我和那幫欺負同學的頭兒單練,結果我把他給打了,打贏了。他們說,第二天要找人來報復。那天我回家把我爸原來繳獲的日本軍刀拿到了學校,對他們說:你們誰敢上,我劈了他![8]那次以後,王小點就聲名遠播了。

當年,在北京市民階層的觀念中和一般學校的教育中,“好孩子”和“壞孩子”概念的一個區別就是打架與否。只要打架,往往不分青紅皂白,一概批評。這觀念和皇城文化傳統的重文輕武有關,而且根深蒂固。而在大院文化中,打架往往只是形式,是非要取決內容,暴力在這種氛圍中並不是籠統地被譴責的。由於槍杆子裏面出政權成為真理,穩定政權同樣需要暴力,而後的階級鬥爭擴大化使人們甚至認為它其實還是戰爭的繼續,從而充分肯定了暴力在歷史中的進步性和正當性。因此,在建國初期及其後一段時間,崇尚暴力在某種意義上就勢所必然。孩子們對幹部階層中這種觀念的耳濡目染,就形成大院文化和市井文化的一個區別。

由此延伸的,則是對待知識文化的心理態度。中國傳統上一直奉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信條,推崇道學、文化的至上,尊重讀書人的風尚深深貫穿於這個社會的深層意識中。即使在偏遠的農村,那些讀過兩天私塾、能識文斷字、能寫個信和春聯的,大多是村裡德高望重之輩。筆者早年在美國讀書時,曾在一個建築工地打過幾天散工補貼家用。開始被分派搬運石材,雖然干過多年的重體力勞動,這活兒也算不得什麼,但在工地上這畢竟是最累的。中午吃飯時,領班的大工聊天中知道了我在大學做學問,當時就把他的小工叫過去說:你們倆換換,你去搬石材。又對我說,下午你就跟我干。我看他那小工面露慍色,感覺很不好意思,忙說沒關係,這活兒我能幹。那個大工說了一句:你不用管。你是讀書人,這不是你該乾的活兒,讓他們去干吧。這是一個從國內移民去的基層建築工人,儘管經過“文革”的洗禮,但是他心目中對“讀書人”三個字的敬慕和愛憐,仍然反映出中國傳統文化的這種深層意識。

實際上,幾千年來,絕不僅僅是地主階級供養着讀書人,更多的底層勞苦大眾也把社會道德文化、民族精神血脈的傳承寄託於讀書人,這或許才造就了中國文化得以延綿不斷的內在機制和力量。這種傳承在新中國成立後被解構,我們相信“讀書人”是為統治者服務的,是附在剝削階級“皮”上的“毛”,是需要被勞動者改造的。特別是“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的名言成為一種結論之後,從此,“讀書人”的地位大幅度地下降了,所以有人把它稱為“反智”。但在“文革”前,就一般市民的文化心理而言,崇尚知識、敬重“讀書人”的古老傳統尚未殆盡。但是在大院文化中,由於得突出政治的風氣之先,重體力勞動輕腦力勞動,重工農幹部輕知識分子幹部,重權力輕文化的心理態勢已然成型。因此在有些大院中,即使黨內的知識分子幹部也往往被叫做“小知”,這怎麼也談不上是一種尊稱。這種觀念擴展到社會上,就開始顛覆了人們的傳統觀念。大院文化中,這一點要比社會上的認知來得更早,也來得更徹底。在1964-1965年發生的“四六八學潮”中,部分幹部子弟提出的“寧要紅二分,不要白五分”,就是一個典型的口號。在中國歷史上打鬥老師,也是紅衛兵們開啟先河,至“老九”徹底臭了之後,徹底的反智就出現了。

五、畸形的政治熱

曾幾何時,全國都流傳着一句名言,北京人什麼大話都敢說。他們的切身體會,也許是從接觸的士司機開始的。北京的的士司機,待乘客一上車便會從國際國內形勢談起,有些還分析得頭頭是道,能讓人忍俊不住。今日北京開的士的,大多數已成為郊區縣的失地農民,但是這個傳統依然如舊。就是當今的老憤青們,可能也屬北京為最,很多人調侃自謂“地油海心”,即吃地溝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這和天子腳下的皇城心態有關,但不能不說它受到北京大院文化的深刻影響。

北京大院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關注國家大事,個人生活也會政治化。他們會把熱衷於家長里短視為市儈;把生活上精打細算看作庸俗;會把埋頭苦讀說成沒出息,進而說成“白專”之路。幹部子弟的關注點,一是類似“九評”那樣的政治理論,二是屬於父輩革命傳統的掌故、戰例。另外一種談資,則是幹部階層的內參了。如未經公布的小道政治新聞,如毛澤東對毛遠新、王海容的談話,是1960年代他們中流傳最廣的政治消息之一。另一方面,文革前的一些中學生,甚至能把國家軍隊機構的領導人職務履歷倒背如流,有些人對各級幹部配備的汽車型號、待遇如數家珍,有些人則對領導幹部的山頭派系了如指掌。對於後一部分談資,出身市民階層的學生,即使熱衷於政治,也難於置喙。因為當年這些均屬機密,根本不是從任何書本上可以學習來的內容。

“文革”前,確實有一批幹部子弟成為了與其年齡不相稱的小政治家,譬如“四六八學潮”中,一些高幹子弟已經直接捲入到政治浪潮中去了,中學生直接找中央領導、也是自家的鄰居彙報請示,中學生通過同學關係向國家主席、向中央書記處、向中宣部、向北京市委遞送政治性的意見書,居然還得到了批示和中央級內參的兩度刊發。中學生這樣的政治熱,可以說是空前的,最好也是絕後的。而文化大革命的巨浪,讓他們還真過了一把癮,只不過並未變身為政治家而成為了政治工具。

在一定意義上,大院文化更注重精神世界的開闊,大院子弟的理想主義色彩更加濃厚。當然,它的另一方面,就是不接地氣、不着四六的東西更多。

六、濃厚的等級觀念

共產黨人取得革命勝利以後,在消滅階級差別上着力不少,卻並沒有處理好人民內部的等級差別。幹部評級時,中國的幹部高低達30個級差,不僅過於繁瑣,收入差別也很大。這不僅高於西方的文官制度,而且高於蘇聯東歐的差別。部隊評軍銜後,大院里的汽車、保姆,住房,肩上的星,都從隱形變成了顯形。從還不懂事的孩子開始,大院子弟就被灌輸了各種等級制的概念。誰家長是部長,誰家長是局長,誰家長是13級以上的高幹,誰家長是13級以下的一般幹部;誰的爸爸是將軍,誰爸爸是校官;誰家有汽車,誰家配了勤務員;誰的爸爸是1945年以前參加革命,誰的爸爸是1937年以前的老紅軍;甚至同為少將,還要比比是哪一年授銜的少將……有個大院子弟說:像我們住的那些軍隊大院,部隊里的那個三六九等,真的是太鬧騰了。一進大院,什麼軍級樓、師級樓、團級樓,一層一層,見山見水。地方上的宿舍等級還不那麼明顯,到部隊就不一樣了。部隊幹部的級別待遇,真是可以用鑷子夾着砝碼一錢一錢的來稱量的。[9]在不同的圈子裡,這些表現有不盡相同的內容。但是,相應在市民階層比比誰家窮誰家闊,在工人中比比誰的家長是幾級工,大院中面臨的等級問題不僅要廣泛得多,而且具體得多。

這種等級文化,實際上是一種沒落的封建文化,可它對這一代青少年的毒害是深遠的。如蘇承德所說,它的延伸實質上也是一種血統論。如“四六八學潮”中的四中“小核心”的成員,最後就無形中成為由省部級以上的幹部子弟所組成。[10]文革初期的紅衛兵中,不少學校奉行誰爸爸的官大誰當頭兒。這樣的事例很多,不難看出等級觀念的影響。可悲的是,時至今日一些紅二代聚會,也還會自覺不自覺地按照父輩的地位安排座次。

七、忠誠和獻身精神

大院文化中,可貴的一點是,培養了一代人的忠誠和獻身精神。這一代人的忠誠度是毋庸置疑的,因為他們的父母是從戰爭年代走過來的一代人,對黨的事業的背叛,也就意味着對父母的背叛。當時流行的一句話是,“把一切交給黨”。不言而喻的是,“一切”也包括自己的孩子,幹部子弟也就是“黨的孩子”。特別在六十年代初期的教育中,為黨貢獻自己的一切,是這一批人的最高理想。但是,這一代人往往不能將這種對黨的忠誠升華到黨的根本宗旨上認識,如鄧小平說的“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這與很多人今天還自詡的“黨的孩子”之間,就顯示出了意識上的高低。

忠誠就意味着獻身。所以在大院文化中崇尚犧牲精神,為人類解放拋頭顱灑熱血。這點在“文革”中較其他群體表現得更加強烈。曹都都回憶:即使當老紅衛兵像棄嬰一樣被擯除於社會主流之外時,我們還有信念,此時不用爺,自有用爺時。中國遲早要和美帝、蘇修打仗,我們的命運就是要在這樣的戰爭中當炮灰。受傷甚至死亡對我們來說,好像不具有什麼特殊意義,大不了是八寶山多出一片墳頭。我們心甘情願做革命的“炮灰”。[11]

八、家國情懷

如前所述,幹部子弟的政治優越感之一是心理優勢。他們的強烈責任感是對父輩的事業、理念的投入。但幹部子女、特別是一些高級幹部子女的責任感中,包含有一種敢於把“國事”視為“家事”的心態。這點和中國傳統中褒揚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還有所不同,和市民階層中提倡的所謂主人翁精神也不一樣,它更像是傳統大家庭中的“長房長子”的心態,這不能不說是幹部子弟心理上的一種天然強勢。

這種文化心理,一方面增強了其對於黨的事業的責任感,增強了作為國家主人翁的感受,增強了嫉惡如仇的正義感和擔當精神。“文革”前和“文革”初期,他們這種責任感與毛澤東密不可分,毛澤東即是這一事業、理想的化身。所以,他們發動紅衛兵運動,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直至個人迷信破滅後,他們的責任感開始轉化,以至於對毛澤東本人的“文革”路線提出了質疑。這種群體性格,也和他們的家國情懷相關。

他們雖然從小就被教育要有群眾觀念,不要脫離群眾,不能有優越感。這種教育發自老一代內心深處的真誠,是無庸置疑的。但是其中有一些細微的差異往往被忽視。“不要脫離群眾”的本身,邏輯上就意味着主體就不是群眾;而“要有群眾觀念”也絕不等同於“群眾的觀念”,二者並不是一回事。當年,沒有多少人能夠認識和體味其中的差異,但是這個差異的烙印卻深深印在了大院文化中。轉眼到了紅八月,幹部子弟特有的、也是紅衛兵的行頭,一身黃軍裝就披掛起來,凡是能夠顯示父輩尊貴的外在形式就充當了割裂他們與群眾的道具。這當中的文化內涵是:我是革命後代,我和你們不一樣。至此,所謂不脫離群眾,就完全成為了空洞的口號。他們從小也曾被灌輸了大量的艱苦樸素的教育,一度許多人以穿新衣服為恥,反以衣服打補丁為榮。但是,他們奉行的艱苦樸素、注意影響、追求外在形式的平民化,並不能使他們從內心真正體驗到老百姓真實貧窮所帶來的那種低下感受,苦行僧式的修行從來不能和真正的窮苦劃等號。父母所沒有向他們指出來的這些差異,最終還是害了他們。

劉輝宣談到:部隊子弟穿軍裝固然有它的不得已處,但以革命軍人和高級幹部在社會上的地位,幹部子弟身着軍制服時,仍然使他們得以分享父輩的榮耀,這也是不爭的事實。文革前,我們一再受到鄙視特殊化和優越感的教育,所以當我們突然看到有些幹部子弟竟公然用軍裝來包裝自己的時候,我們才會生出那麼強烈的反感。後來我們在與群眾造反運動進行對抗時借勢血統論,極其張揚地釋放了幹部子弟內心深處那種天然的優越感,以對其他階層出身的同學進行壓制,其間更不乏無端的貶損和侮辱,這在理念和感情上又更加深了那一代人的裂痕。這時有不少幹部子弟穿出的軍裝,也開始脫離了原來的動機與意義,而變成了真正的炫耀。到了後兩年,將校級的軍服、制帽、大衣、皮靴等大量出現在青少年人的身上。那個風氣,可以說已經將“繼承傳統”和“艱苦樸素”這樣的理念沖得蕩然無存了。[12]

比較起來,當年俄國的十二月黨人,似乎還來得更真誠一些。他們甚至以負疚、救贖之心,走入社會底層,去關注和同情勞動人民。但是他們內心深處的優越感,使他們終究難以有所作為。而真正能夠走出聶赫留朵夫那種居高臨下的心態,在這代幹部子弟當中尚屬少數。而“文革”風暴一起,無論內在和外在,他們立刻顯露出其痼疾,而脫離了群眾。因為,這種家國情懷伴隨着“長房長子”的優越感,超出了“度”之後,其“嫡出”心態就必然視平民群眾為“庶出”,也就成為了血統論的溫床。這是大院文化的一個致命弱點。一些今天還津津樂道於此的人,實際上仍然未能脫出舊日的窠臼。只有那部分真正成為了民眾一分子的人,才能夠實施其抱負,發揮出潛在的能量。

九、敢說敢幹的性格

與此相關的,是他們性格上的強勢。當年這代人經常掛在口頭上有這樣兩句話:“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因此,他們在語言上更喜歡直來直去,在行動上更推崇雷厲風行。

北京的市井文化中,講究客氣留面子,講究利用語言藝術拐彎抹角地表達意思,甚至罵人時還講究不帶髒字。這種風格對於新一代的青少年,顯然已經陳舊,被他們斥之為小資產階級的虛偽。對於市井文化講究的君子動口不動手,光說不練的“天橋把式”,他們更斥之為小資產階級的軟弱。大院子弟在群體性格上,代表了這代青少年的轉向,他們在表達方式上,趨於更直截了當。因此,在“文革”中,初期紅衛兵不僅在“維護真理”方面旗幟鮮明,敢於申明主張,即使在堅持錯誤理念的時候,也依然毫不隱瞞地把它張揚到極致,如那幅“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對聯。他們在行為作風上,也同樣如此。他們可以為維護正義拔刀相助,也同樣可以把惡行發揮得淋漓盡致。

“敢字當頭”,藐視權威,這是他們從父輩革命的經歷中學來的真諦之一。問題的一面是,在錯誤思想的指導下,強勢性格的破壞性就會更大。因此在“文革”中,他們盲目地自信自身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水平,盲目地自信所身體力行的“革命行為”的正當性,因此他們語言的張揚跋扈和行為上突破多重底線,就成為了一種必然。另一面也源於此,隨着運動深入發展和大面積打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感覺軌道偏離了老一代共同奠定的革命方向,於是勇敢地要求“清君側”,率先集體起來反抗“文革”的代言人——中央文革小組。

十、人性和黨性

這一代人缺乏真善美的教育,無論從家庭教育還是學校的制式教育都是如此。黨性原則歷來都高於人性底線,這一點在“文革”中也表露無遺。大院文化中的對敵狠、對友和,表現得同樣突出。但他們“友”的圈子劃得過窄,而“敵”的範圍卻劃得很寬。這固然是黨的方針政策使然,但也和大院與群眾間的無形屏障有關。“文革”中,除了對一些階級出身不好的群體濫施暴力外,在對待幹部階層內部一些先行倒台的“黑幫”,落井下石和講義氣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習性也同時並存。一些幹部子弟能夠捨身保護已經淪為黑幫的老幹部及其子女;但更多的幹部子弟,對幾天前還是親密朋友、兄弟姐妹的“黑幫”子女,立即劃清了界限。不僅視如路人,甚至加以批鬥和毆打。這種行為方式,革命性、講原則是一方面,但同時忽略了人性中的一些底蘊。

在中央報刊點名批判“彭羅陸楊”之後,對這四家人率先上門橫加侮辱、痛下毒手的,恰恰是一些熟門熟路的中央領導人子女。這樣的事情,就一般市井之民而言,即使能夠做到,可能也還需要有段時間適應和過渡。但是,即刻發生的多起慘劇,在幹部子女、而且是高級幹部的子女中卻真實地上演了。陳小魯回憶:當時我還聽說,有些領導人的子女還跑到彭真家去造反,鬥爭彭真,並讓張潔清阿姨在地上爬。[13]不獨有偶,另一批領導人子女則跑到羅瑞卿家造反,同樣讓羅的夫人郝志平在地上爬。陸定一和楊尚昆的家中也未能倖免。這種對人格的極度侮辱,怎麼說都是非人性的。而這些領隊的紅衛兵,就在昨天還親昵地把他們叫叔叔,今日就干出逼得阿姨在地下爬的勾當。紅衛兵們對待昔日的叔叔阿姨尚且如此,對待黑五類們更為變本加厲就是勢所必然了。這代人的潛意識中,當人性和黨性產生任何糾葛時,他們轉瞬之間就會站到黨性一邊而拋棄人性。

十一、法律意識和契約精神

民國時期的中國,是一個從封建王朝向現代社會轉進的過程,適應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的法律和契約都遠不成熟。進入新中國後,黨內在這方面出現重大分歧。以董必武為代表的部分領導人力圖將社會主義的發展納入法治的軌道,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多數領導人則強調法律的階級性和無產階級權力的不受約束而不予認可。於是1950年代中期在法律戰線出現了大規模的“撥亂反正”,大批法律工作者被清肅、被打成右派。另一方面,從此,黨比法大、黨的政策和領導人的意見成為準繩的做法成為了長期事實。這一歷史背景下,黨內鬥爭必然首先影響到幹部子弟群體,也就必然反映到下一代人的文化觀念中。

相比之下,平民階層的子弟,往往對此並不敏感,更多的還停留在“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些觀念的熏陶中。在大院文化的是非評判中,很少有人會從法律和契約的角度詮釋問題,而會首先強調黨的利益、階級分析來作為唯上和唯一的尺度。因此他們對法律意識的忽視,甚至對於生活中契約精神的淡漠,都遠遠超出了已然缺乏法律觀念的同代人。這點和崇尚暴力的傾向結合,才會展現出紅衛兵在破四舊中的無法無天和殘暴的一面。

十二、權威人格

本書前面已經談到了權威人格的問題。這是第三代人共有的一個特徵,這種人格結構,是家長制社會的必然產物,特點是自己不相信自己,把自己等同於社會所給定的社會角色,有義務意識而無權利意識,崇拜權威並遵從權威,但與此同時又希望自身成為權威,而且要求別人屈從自己,甚至會剝奪他人的權利。前述的等級觀念和攀比,即是一種不健康的心理狀態,循此邏輯必然導致認同成王敗寇的叢林法則,而形成權威人格。

綜上所述,僅僅對大院文化做出一般性的概括,僅僅意味這是一種集合性的取向,絕非一概而論。需要說明的是,其中每個個體由於家庭教育和本人境遇的不同,接受知識和理念的不同,既便同是一個大院的孩子,在“文革”中的表現依然差異很大。如初期對“對聯”的辯論中,支持和反對對聯的領軍人物,則大都是幹部子弟,即其一例。另一方面,這一代青少年的文化精神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現象,有着深刻的社會背景和根源,也有着更複雜的表象。這裡僅以“文革”初期為臨界點,僅從紅衛兵運動所涉及到的政治層面做一粗淺分析。其他如大院文化中的金錢觀、講義氣、有擔當、嫉惡如仇等等,不一一論述。

更需要指出的是,如果用建國後出現的大院文化,和社會中既存的市井文化做一對比,在很多方面實際是五十與百步之差。由於社會的總體導向,應當說這些文化精神是紅衛兵一代普遍具有的傾向,但身居大院的幹部子弟在整體上領其風氣之先,使這些特徵在大院文化中表現得更為突出而已。而恰恰是這些甚至可以說細微的文化差異,卻驅動着發起紅衛兵運動的幹部子弟群體,掀起了一股足以改變歷史的巨浪。王冀豫談到:大院文化同質同源,在傳遞方式和思想上的一致性,就導致最後形成了我們對修正主義教育的憤懣,形成對毛澤東的超級迷信。所以我覺得紅衛兵運動跟這個有關係。過去的集體主義教育,崇尚“英雄主義”的意識,寄宿制學校培養的團隊精神,在組織結構上追求家庭背景的清一色。其後血統論的出現,就更滿足了我們的這種心理需求。這種結構是一種心理結構,當時以致到今天,這種思想意識對於許多人來說都是打不爛的。[14]

大院文化的這些內涵,在“文革”前夕和初期,特別在北京,代表着一種時尚和潮流,領馭於社會的市井文化,起了一種超前的、示範性的效應。在北京地區,隨着文化大革命運動展開和深入,隨着紅衛兵運動的傳播,隨着中央對紅衛兵運動的充分肯定和支持,隨着毛澤東一次次接見紅衛兵,隨着紅衛兵大串聯對全國各個角落的衝擊,北京的大院文化迅速地擴展並影響衝擊着整個社會既有的市井文化。除某些不可模仿性的特質外,二者之間的差異也迅速縮小。在這個意義上,它也深刻影響着整個一代人的文化精神。可以說,沒有大院文化,就產生不了紅衛兵運動,也不會產生一代人文化精神的特徵。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新塑造,影響深遠,其正面或負面的影響需要未來的社會學家進行更深刻的分析。

本文節錄自作者即將出版的《透視共和國同齡人(修訂版)》,部分內容已發表於《領導者》和《炎黃春秋》雜誌。

[1]李冬民口述史《幾度風雨幾度秋》,米鶴都主編《回憶與反思》之一,2011年。

[2]劉輝宣口述史《當時年少曾輕狂》,米鶴都編撰《回憶與反思》之六,2015年。

[3]王冀豫口述史《往事不堪回首》,米鶴都主編《回憶與反思》之五,2014年。

[4]指散住在城區四合院里的高級領導幹部子弟。

[5]王冀豫口述史《往事不堪回首》,米鶴都主編《回憶與反思》之五,2014年。

[6]王南生口述史《文革中的江湖恩怨》,米鶴都主編《回憶與反思》之五,2014年。

[7]王南生口述史《文革中的江湖恩怨》,米鶴都主編《回憶與反思》之五,2014年。

[8]同上

[9]劉輝宣口述史《當時年少曾輕狂》,米鶴都編撰《回憶與反思》之六,2015年。

[10]米鶴都編,蘇承德口述史。

[11]王南生口述史《文革中的江湖恩怨》,米鶴都主編《回憶與反思》之五,2014年。

[12]劉輝宣口述史《當時年少曾輕狂》稿,米鶴都編撰《回憶與反思》之六,2015年。

[13]陳小魯口述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米鶴都主編《回憶與反思》之二,2011年。張潔清,彭真夫人,筆者注。

[14]王冀豫口述史《往事不堪回首》,米鶴都主編《回憶與反思》之五,2014年。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共識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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