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塞爾多夫本拉特宮，一位工作人員看我們是中國人，熱情地拉起了家常。他說自己非常熱愛中國，迄今去過32次。他拿出一份報紙，說他每期必讀。那是一份中國政府控制的中文報紙的德語版，頭版印着習近平和金正恩的頭像。
假如我把所有德國人都設想成納粹或者東德政權的支持者，並以此為前提跟他們套近乎，他們一定會感到受辱吧。但是，很多聲稱喜歡中國的西方人就是這樣對待中國人的。他們讚賞中國政府，說中國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
我想讓這位德國人知道，他不應該把每個中國人都想像成專制愛好者。「中國的確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有着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明，」我對他說，「但是這個政府一直在破壞你熱愛的中國，這份報紙是它的大外宣的一部分。」
他說：「我們的政府也有很多問題。中國人口多，底子薄，發展需要穩定……」看來他真的沒有少讀手裏這份宣傳品。這時，他突然想起了香港正在發生的抗爭，說：「但是香港不一樣，中共以為香港人只愛錢，其實他們想要投票權。」
感謝香港人的抗爭，讓這些被中國大外宣洗腦的西方人也覺得中共有點不對勁。看起來，北京還需要努力，把「中國不需要民主」的成功宣傳嫁接到香港。
中國人喜歡皇權專制？
我在德雷斯頓還遇到過一位博物館策展人，她對中國的熱愛比本拉特宮這位工作人員更加「高大上」——她從中國古代藝術看出，中華民族獨具特色，中國人就喜歡皇權專制，西方人不應該將自己的民主偏好強加於中國。
這位在藝術界受人尊敬的女士似乎不知道，她這些深刻的洞見，是在配合中共宣傳搞種族歧視。在中共的宣傳中，世界上分為兩種人：一種是人，一種是中國人。人需要人權、民主和自由，但中國人不需要。
可恨的是，台灣人竟然為了選票前仆後繼艱苦抗爭，最終實現了政治民主。於是有人說，台灣在近代史上屬於中國的歷史其實很短，事實上它是一個不同的民族。這種台獨論調讓很多台灣人感到滿意，其實也讓中共暗自高興——至少可以繼續維持「中國人喜歡專制」這個謊言。
現在又輪到了香港人。中國媒體長期的宣傳中，香港就是一個金錢社會。因此很多人的確感到困惑：眼裏只有金錢的香港人，竟然會為了民主自由上街抗議？當然，這些人是受西方反華勢力煽動，但是為什麼冒出來兩百萬人？
中共宣傳中國不需要民主的第二個理由，是人民素質不高，根本不知道怎樣自由地行使權利，他們需要一個家長來，一個英明領袖。香港的「愛國」影星成龍曾經說「中國人喜歡被管」，這並非他信口雌黃，而是整個愚民宣傳的要點之一。同樣地，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自比香港人的老母，也並非偶然的口誤，而是由來有自。進一步說，「習大大」的稱呼，也不是一個簡單的網民自創。不信，你自創一個「習哥哥」試試，看看會不會允許你亂叫？
香港人喊出「你不是我老母」，不僅僅是對林鄭亂認兒女的回應，也是對中共長期洗腦宣傳的打擊。
假如甘地領導香港抗議
第三個理由也是講人民素質不高，但是重點是社會穩定。如此低素質的民族，一旦擁有自由民主，他們就會變成群氓和暴民，社會就將陷入混亂。和其他國家的抗議運動不一樣的地方，中國抗議者受到體現優秀素質、維持良好秩序的強大壓力，而香港人就是一個偉大的榜樣。香港政府跟北京政府一樣，隨時找機會貼出「暴亂」的標籤。
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當然可歌可泣。但是，正如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樣，甘地當年做過的很多事情，搬到當下的中國，一定會被譴責為太過激進。比如，他組織人們集體焚燒居民證，帶領民眾到海邊自製海鹽以抵制官鹽，號召大家不納稅，不入公立學校，不上法庭，不入公職，不買英貨等等。
更不要忘了，甘地領導的是獨立運動。儘管在歷史的敘事中，那是世界民族獨立運動的一部分，但是鑑於印度本身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而且甘地本人也反對印巴分治，因此他領導的運動本質仍然是反對壓迫。有壓迫就有獨立。
第四個理由是效率，意思是說民主固然尊重權利，但是專制更有效率。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尤其是2008年以來全球經濟危機，讓中共宣傳如魚得水，把六四屠殺都可以說成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
「文革」之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破產，自由主義仍然是毒草，經濟發展就成為中共的合法性基礎。但是，香港「回歸」之後，經濟不漲反跌，儘管原因多種多樣，但是至少完全不支持這個論調。
每次去布拉格，我都會去「列儂牆」（港譯「連儂牆」）看看。近年來，我在那裏看到香港抗議的信息。那是人民自由意志不可摧毀的象徵。更令人欣慰的是，香港人將連儂牆創造性地運用到本土抗議運動中，成為世界非暴力抗議運動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我相信會有更多的西方人了解，無論台灣人和香港人是不是中國人，但是世界上所有人都一樣，渴望自由和民主。看看香港吧！如果你真的喜歡中國，別再貶低我們，認為我們需要人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