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學運期間，江林是中國《解放軍報》記者。6月3日晚，江林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目睹了軍隊對民眾的鎮壓。後來，她在軍隊內部看到一份保密文件。下面請聽本台記者王允對江林的專訪。
記者：江林女士，您最近向外透露，在六四事件發生之前，有一個七將軍上書事件，您能介紹一下這個情況嗎？
江林：當時，在北京市戒嚴的情況下，葉飛曾經找張愛萍，要一起給中央軍委提建議，就是不要讓軍隊進城。張愛萍說可以，就讓他的兒子起草了這樣一封信。這個信非常簡單：軍隊是人民的軍隊，不要進城，更不要向人民開槍。
記者：上書的結果是什麼？
江：上書沒有結果。
記者：那您是怎麼了解到這些相信的情況的？
江：六四以後，我和他的兒子有一個想法。
記者：他的兒子叫什麼？
江：張勝。我們有一個想法，給他寫一個傳記。我們就詳細地訪問了張愛萍上將。我們看到了那封信的草稿。
八九民運期間，民眾與中國軍隊的裝甲運兵車對峙。
記者：在戒嚴期間，在廣場及其周圍，發生了所謂暴徒燒軍車和坦克的事件，甚至有燒死軍人的報道，您所了解的事實是什麼？
江：我認為根本不存在暴徒。它實際是北京市民對待暴力的反抗和自衛。後來我們的記者也有跟隨戒嚴部隊，一起去採訪。所謂的暴徒，所謂的燒死軍人，是六四以後，完全顛倒黑白的宣傳。
當時成立了一個戒嚴部隊新聞處。它把北京各大媒體記者的權利全部都剝奪了。而且據說是這樣，他們明明拍到了軍隊怎麼開槍和老百姓如何反擊，但是在做剪輯的時候，全部反過來，把老百姓怎麼打軍人放在前面，把軍人怎麼開槍放在後面。
記者：6月3日晚，您和張勝一家人，還帶着孩子去天安門廣場，沒有穿軍裝，而且一直往裏面走。當時很危險，您的想法是什麼？
江：6月3日是星期六，是休息日，我想起來張勝他們家是在軍訓部的宿舍，我就去了他們家。他的一個參謀打電話給他，說開槍了。
記者：那是幾點鐘？
江：十點鐘左右吧，我當時一聽，我就說我要去，因為我是記者。張勝就說，他跟我去。我們4個人就騎了4輛自行車，往天安門方向走。
記者：您當時在現場遭遇了什麼？
江：我們先是到了西單路口，那裏完全被市民包圍住了。他們形成了好幾道人牆，在阻止警察向天安門開進。我們就繞道，繼續往前走，走到復興門橋的時候，槍聲就起來了。那個時候，橋上已經是火光沖天。阻擋軍隊的公共汽車全部燒起來了。
整個橋上全是部隊的軍車。因為他們開槍，我們沒辦法站着往前走。我們就匍匐前進。
1989年6月5日在北京街頭集中的中國軍隊坦克
記者：你們匍匐前進的時候，沒有擔心會被槍擊中嗎？
江：他們站在軍車上，位置比較高。他們一射擊，老百姓就喊，打倒法西斯。然後，槍聲就很密集地向聲音的方向射擊。我們就看到很多的市民受傷。
從復興橋出來，我們就繼續往天安門走。
記者：你們走到離天安門最近的是什麼地方？
江：大概是東華門和西華門之間，午門的地方，我們把車放在那裏，向天安門走。那個時候，天安門的門洞上就全部是火光沖天、槍聲大作。槍聲的密集就像放鞭炮一樣，不絕於耳。那個時候，我就往裏走，看到很多外國記者從天安門跑出來。
記者：你們當時是不是唯一向裏面走的人？
江：對，我們是唯一的。我們向里走的時候，到午門附近，就碰到了一隊武警，他們實際是從我們後面過來的。他們就圍上來，說你們不能往裏走了。他們上來就打，拿電警棍打。反正我覺得他們就是要把我們打死。
記者：在這種生命攸關的時候，你們沒有亮出自己的軍人身份嗎？
江：對。不但我沒有亮自己的身份，誰都沒有講自己的身份。因為我們四個人的身份都很顯赫啊。
記者：那為什麼當時沒有亮出身份？
江：我覺得這一刻我就不是軍人，打死我，我都覺得我不能跟他們同流合污。這是我參加的這個軍隊啊，他們怎麼會這樣？我的感覺就跟我的母親被強姦的感覺似的，我根本不能接受。
記者：我聽不少人說過，很多軍人不想開槍，很多人是把槍往天上打，您所看到的事實是什麼？
江：我所看到的事實不是這樣的，就是（軍隊）向人群開槍，而且非常密集。後來，袁木說廣場上沒死一個學生，我覺得這是胡說八道。
我被打傷以後，被一群外國記者送到了協和醫院。協和醫院的傷員基本全是從天安門送去的。我到的時候，醫院裏面遍地都是血。
記者：六四發生之後，軍隊內部是什麼反應？
江：據我所知，軍隊的高級軍官很多人都不贊成。
記者：鎮壓之後，有不少軍人是因為鎮壓而升遷了，您是怎麼看待這些人？
江：很多人願意升遷啊，包括我們報社的人。歷次政治運動都有投機者。
記者：您的父親是總政治部一位將軍，他是如何看待這個事件的？
江：我在電話里給他講了真相，他很快就決定，他要馬上退休。因為他沒有辦法去苟同這些觀點。
記者：在過去二十多年中，您保持了沉默，這種沉默的方式是什麼？
江：不向任何人談及，因為非常危險。
記者：您家人的態度是什麼？
江：跟我的態度是一樣的。大家都對這個政府還抱有一線希望，就是希望這個國家和共產黨能夠去糾正這個錯誤。
記者：這次您出來之前，就已經決定要向外界披露這些事件的內幕嗎？您家人是什麼樣一種態度？
江：我是下了這個決心，因為我們等了三十年，沒有等到什麼結果。他們甚至連一聲道歉都沒有，而且還變本加厲。所以，他們不說，那就我們來說。
我的家裏邊，我的父親已經去世了，還剩我的母親。我臨走之前，我沒敢告訴她這個，但是我母親很敏感。這次走之前，她無論如何要跟我合一張影。而且走的時候，她反覆地擁抱我。這個我們也很難過，就是最後大家都不想讓對方看到自己流淚和難過，轉過身就走了，就這樣。
記者：前幾天，中共國防部長魏鳳和在新加坡的會議上說，「六四」鎮壓是對的。您怎麼看待這種說法？
江：非常荒謬！首先，「六四」和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沒有任何關係，而且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信號，就是「六四」還會重演。
記者：感謝您接受我的採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