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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體人

1967年夏天,武漢720事件後,7月22日,江青對河南省群眾組織講話時,首次提出“文攻武衛”口號,武鬥於是進入了重武器的階段。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從此進入全國範圍內“全面內戰”、停工停產的武鬥時期。

記得當年,全國最大的兩場武鬥都發生在四川。一是1967年至1968年間在重慶發生的一大片、一系列戰場的武鬥;尤其是重慶楊家坪武鬥,還出動民船改裝的“軍艦”、大炮、坦克等重武器,使楊家坪謝家灣地區路斷人稀。另一次,瀘州武鬥造成的損失無法一一統計。從1967年7月18日發動第一次“武裝支瀘”起,到1968年7月4日發動的第三次“武裝支瀘”止,僅三次“武裝支瀘”就使瀘州地區的工農業生產陷於全面癱瘓。

那時,我在“開氣找油”的隊伍中,在地處威遠縣越溪鎮余家寨附近的史家溝做臨時工,每日不抓革命也不促生產。而聽聞瀘州武鬥進入“陣地戰”的消息,則是來源於紅村的“石油怒火”報,和“文攻武衛戰報”,這些報紙還突出報道了32111石油鑽井隊分裂成兩派,分別參加了瀘州武鬥的消息。

閑來無事,我們或去摸魚捉蟹改善生活,或到後山的破廟宇中去尋找一些斑駁的字跡。一天中午,在去後山的山路上,我突然發現生產隊的小煤窯前面,站着一個一絲不掛的男童。我有些吃驚,但藉機上去問路。男童大約10歲多,頭髮凌亂,面孔漆黑,枯瘦的身子,只有一雙眼睛告訴你他還活着。問完路,我又看見左側不遠的石頭上,出現了另一個一絲不掛的男子。男子大約30多歲,他可能是聽到了聲音,站在石頭上張望。在正午的陽光下,他全身呈古銅色,但皮膚有部分晒傷後脫皮,頭髮也是凌亂,但又粘結在一起,同樣漆黑的面孔和枯瘦的身子,只是比男童高出一頭。

我不便多問,就沿着山路往上攀登。待到後山的破廟宇後,我已把對廟宇中文字的關心,轉變成對兩個裸體人的好奇。因此,我提前往回趕,想再找到他們,問問他們怎麼來到這裡,為什麼一絲不掛等。待再回到生產隊的小煤窯前時,他倆已不見蹤影。我四周搜看,發現剛才站男子的石頭後面,有一小塊平地。上面有一座三角形的窩棚,窩棚用竹竿和油毛氈搭建,大約不到2平方米。窩棚內只有一些稻草和破絮,窩棚前有一個用石塊和黃泥砌成的馬蹄形泥灶,上面有一個裂口的破鐵鍋。我注意看過,鐵鍋內銹跡斑斑,顯然其主人已常年不見油葷。

下山後吃過晚飯,我找到生產隊的余隊長(兼民兵隊長),告訴他半山腰有兩個蓬頭垢面的裸體男人。由於當時階級鬥爭的弦總是綳得很緊,我問他是不是逃犯。余隊長卻說不要大驚小怪,是生產隊怕別的隊晚上來偷煤,就派他倆去守小煤窯的。我不太相信隊長會派一個小孩去守小煤窯,就又多問了隊上的幾個婆婆大娘,這才搞清楚,原來生產隊的工分值低,全勞力一天也只能掙角把錢。隊上沒有副業可依賴,就開土窯挖煤,再把煤擔到附近場鎮去賣,換點現錢分給社員買油鹽柴米。由於山區貧困,有的隊開窯燒碗,有的隊開窯燒磚,也沒有誰來割資本主義的尾巴。但社員們都怕苦、怕小煤窯塌陷,因此不願去值班挖煤和守小煤窯。於是余隊長就派這父子倆去常年駐守小煤窯,白天爬進洞去,把煤用十字鎬挖好,用筐拖出洞(只能一人爬進爬出),晚上睡在窩棚里看守。

我聽婆婆大娘們講述時有點吞吞吐吐,就又去請教房東史大爺(我們寄住在社員家中),請他告訴我,為什麼這父子倆就能聽余隊長的安排,而且他倆為什麼一絲不掛。史大爺把我叫到內屋,悄悄對我說,這父子倆是老地主的兒子和孫子。這家是史家的本家,因祖上積德,傳下二十多畝地和幾間瓦房,這在山區就是財主了。土改時,這家被劃為地主成分,老地主前幾年吃不飽加年老死了,地主的帽子就給他兒子戴上。兒子戴上地主的帽子後,媳婦也跑了,留下這父子倆住在一間破房裡。文革前,老地主的孫子沒有資格上學。文革發生後,余隊長乾脆安排這父子倆去挖煤和守小煤窯,並把他家的破房沒收充公。我問史大爺這父子倆吃什麼,史大爺說,山區的主食就是紅苕、馬鈴薯和玉米。隊上雖有幾畝田可以種水稻,但大米從不分給這父子倆。

我聽史大爺敘述後才恍然大悟,史大爺還叮囑我千萬不要多管閑事,這周圍兩大姓之間歷來不和,以免引火燒身。後來,在越溪鎮趕場時,我偶爾見過那個男童。他身穿一件破爛而厚重的百衲衣,背篼里裝了一些農產品,手提一個土瓦罐,慢慢地走在這來回二十多里的山路上。有兩次我特意在返回的路上等他,想問問他上街做什麼,但他從不吭聲,只顧走路。無論冬夏,那件破爛而厚重的百衲衣就是他的標誌。

又是史大爺告訴我,隊上允許那個男童趕場時上街,用農產品換點鹽巴。我無語了,雖有千言萬語在心中翻騰,卻再不能去打聽這父子倆的情況,因為余隊長已對這父子倆講過,不許他倆亂說亂動。第二年,土建中隊被調到大邑縣䢺江區花水灣,修建一口井場的土建設施。從此,我再沒有回過余家寨。

多年來,我總想寫寫這曾生存在山區的父子倆。寫他倆裸露的身體,漆黑的面孔和枯瘦的身子;寫那件破爛而厚重的百衲衣,為什麼成為賤民的標誌;寫他倆雖身體裸露,卻從不吭聲的原因。1976年,我也試過把“裸體人”寫成短篇小說,但文友們看了都感到枯燥無味,也許是我力所不逮的緣故。

今天,我再度提筆寫“裸體人”,是我不願意無聲地埋葬“裸體人”和我自己。野夫說:“偉大的土改運動終於在腥風血雨中結束了,據史學家考證,大約有三百多萬所謂的地主為此喪命。他們中多數人只是像我祖父一樣勤扒苦做的世代農民,當新政需要動員全社會來奪取權利時,必須要借他們的頭顱來祭旗。毛何嘗不知他那地主父親的甘苦,他豈會真的相信那些可憐的民間財富來自剝削。一切只是緣於政爭之謀,所以他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

那時代,成百上千萬的地主及其子孫,有的一夜之間便成了冤魂,而活下來的也因此生不如死,成了永遠的階級敵人,永世不得翻身。我想,苦難者和失敗者必須言說,有言說才可能進入歷史,讓後人不至重蹈覆轍——這是一個寫作者對暴政的反抗和對自由的基本渴望。

2016年5月27日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中國人權雙周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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