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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逝世導致學潮 江澤民上台前就和曾慶紅大搞文字獄

當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得知消息後非常緊張,派出曾慶紅對文章進行審查並要求刪除部分激烈的文字。結果,在4月23日報紙出版當天,世界經濟導報並未刪改,而是全文刊發了原定文章。海外媒體對當時中國自由派媒體《世界經濟導報》沒有正常出版做出了相當詳細的報道。4月26日,江澤民在市委大會上宣布撤銷欽本立的社長職務。而中國很多新聞工作者,包括當時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新華社工作的編輯,則發表聲明支持欽本立,並首次發出了新聞自由的呼籲。

1989年4月18日,人民大學的民主牆上,一幅哀悼胡耀邦的對聯諷刺中共官場現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萬壽無疆;寧作良臣勿為忠臣英年早逝”。

就在北京大學生悼念胡耀邦,並開始遊行靜坐抗議的同時,上海也發生了一件影響甚大的事件,其後果對整個六四事件的升溫影響極大。

4月17日,《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與北京的《新觀察》雜誌,聯合舉辦了一場紀念胡耀邦座談會,許多自由派知識分子出席了會議,有人大膽發言批評中共的政策。世界經濟導報負責人欽本立決定在4月23日出版的報紙中用多個版面刊登這些激烈言論。

當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得知消息後非常緊張,派出曾慶紅對文章進行審查並要求刪除部分激烈的文字。結果,在4月23日報紙出版當天,世界經濟導報並未刪改,而是全文刊發了原定文章。雖然上海市當局下令封殺報紙的發行,但仍有部分報紙已經出街。

海外媒體對當時中國自由派媒體《世界經濟導報》沒有正常出版做出了相當詳細的報道。4月26日,江澤民在市委大會上宣布撤銷欽本立的社長職務。而中國很多新聞工作者,包括當時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新華社工作的編輯,則發表聲明支持欽本立,並首次發出了新聞自由的呼籲。

4月26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文中用詞強硬,定性學生的示威為“一小撮人發起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動亂”。

4月27日早上,北京十多家大學的學生從校園出發遊行,抗議人民日報社論的言論。非官方統計的數字,當天北京大約有近十萬學生參加了遊行,許多學生寫下了血書,並做好了政府武裝鎮壓的準備。在遊行中學生們高喊反貪腐、反官倒的口號,並高喊“共產黨萬歲”,表達他們並非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只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整場遊行長達十四小時,學生衝破了北京警方設置的多個封鎖線,而政府在遊行中表現克制,警方和學生沒有發生大規模暴力衝突。

當天,圍觀的北京市民人數超過一百萬,這是自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之後的最大型群眾遊行。當天,一個全稱為“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學生組織宣布成立,代表北京市所有大學的大學生。

4月28日,中國政府安排了一場和學生代表的對話。出席官員包括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及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何東昌,學生方面約有四十人。但官方拒絕承認北京大學生的北高聯,吾爾開希在會上被拒宣讀北高聯的七點聲明後,進場不久便憤然離場。

當天晚上,中央電視台播出三個小時的對話現場錄影,以表示官方重視對話和誠意聽取批評。兩天後,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市長陳希同,也和北京大學生舉行對話,同樣沒有實質結果。

隨後,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訪問朝鮮回國,氣氛有所緩和。

5月1日,“北高聯”召開中外記者會,發表一連串公開信,包括“告全國同胞書”、“告香港同胞書”、“告全國同學書”和“致領導人書”,呼籲人民團結一致爭取民主自由。

5月2日,北京大學生的學生領袖分別向黨中央、國務院和人大常委等遞交請願信,要求政府在二十四小時內,答覆他們提出的要求,否則會在五月四日舉行大型示威。學生提出對話以“七條為討論基礎”。

5月3日,中國政府召開學運爆發以來第一次中外記者會,拒絕了學生的所有條件,並指責請願書近乎威脅,所提條件,例如由普選產生和“非法”學生組織推選代表參加對話,政府難以接受。

袁木說:大學生“……就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為談判的對手,而且要超越政府之上……不僅不合情理,還表現了青年學生的相當程度的一種幼稚的衝動”。袁木又在會上強調學運由一小撮“黑手”在策劃。他點名以美國為基地的“中國民主聯盟”及暗示方勵之在背後出主意。

5月4日,學生再次上街遊行。遊行隊伍在人民紀念碑下發表一篇“新五四宣言”,指出這次學運是七十年前五四運動以來最大的愛國民主運動,目的是爭取“民主、科學、自由、人權和法治”,並宣布翌日開始複課。

當天,來自北京的三百多名新聞工作者和學生一道,舉行自建國以來首次新聞界抗議遊行,抗議“被迫造謠”,博得北京市民及學生熱情及衷心的鼓掌。

中國各官方媒體的新聞尺度也在不斷抗爭中打開缺口,各種報紙甚至刊載了學生遊行的過程和照片。

同一天,人民大會堂內舉行亞洲開發銀行年會開幕儀式,總書記趙紫陽在亞銀年會開幕禮講話。趙強調應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學生的合理要求,應透過改革和合符理性和秩序的辦法解決。對於嚴重的貪污問題,趙直言是因為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監督,公開化及透明度不夠。趙紫陽希望與工人、知識分子、各民主黨派和學生都廣泛對話,交換意見,解決共同關心的問題。基調與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完全不同,顯露中共中央對學運態度分歧,也成為日後保守派打擊趙紫陽的“罪證”。

在“五˙四”遊行翌日,來自三十多間高校的學生代表選出“對話代表團”,繼續貫徹學運的長期目的──透過與官方對話影響國策。

5月6日,代表團分別向全國人大常委、國務院和中共中央遞交請願書,呼籲儘快對話,但不得要領,學生與政府關係進入膠着狀態。

5月9日,北京逾千編輯記者聯合簽署一封請願信送交全國記協,要求與官方對話,爭取新聞自由及討論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等問題。

5月10日,超過萬名高校學生參與單車遊行,在中央廣播電視部及新華社門外高呼要求新聞自由,聲援新聞工作者。

官方在此時亦破例地與新聞工作者對話,當時主管新聞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於五月十二日與《中國青年報》工作人員對話,表示中國新聞工作已到“不改革不可”的階段。

中央更成立五人小組,有系統地與各種媒介工作者對話,但由於中蘇高峰會議在即,預計對話須待五月下旬才開始。

五月初開始,大批外地大學生趕赴北京聲援,再次鼓舞了北京學生心底不滅的激情。於是,各院校又相繼宣布重新罷課。堅持得最徹底的北大同學表示,罷課是一種象徵,藉此表明民主要求的意願,又認為運動尚未結束,同學們爭取的目標尚未達到,他們表示為平等對話作準備,除非對話有合理進展,他們才考慮複課。

政府對學生堅持罷課沒有任何反應。

5月12日晚,政府的答覆仍是限制對話人數和形式,另外只允許報道部分對話內容。

部分學生已決定採取較激烈的抗爭手段,在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 訪問中國大陸前夕,發起絕食行動。

5月13日,學生領袖王丹帶領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有2千多名大學生參加。由於廣場上的氣溫很熱,很多絕食學生不適而暈倒。在廣場附近經常聽到救護車的警號聲。

5月15日,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抵達北京訪問。這是三十四年以來蘇聯首腦首次訪問中國,原定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歡迎儀式臨時改在機場舉行。

趙紫陽和戈爾巴喬夫會面,在電視轉播中,趙紫陽對戈爾巴喬夫表示,中共黨內重大事情需要由鄧小平拍板。

官方媒體開始出現同情示威學生的聲音,中央電視台出現廣場示威畫面。

5月16日,北京幾十萬各界民眾上街遊行聲援學生。5月17日,北京百萬群眾大遊行。在其他地方,總共超過兩百個大中城市的學生和普通市民遊行示威,聲援北京學生。

5月18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與北京的絕食學生代表對話,為時50分鐘。李鵬與學生領袖吾爾開希等人在會面時針鋒相對。

5月19日,名義上仍然是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到達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由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溫家寶陪同。趙紫陽含淚對學生說他來晚了,“來日方長”,請同學們停止絕食。資料顯示,當時趙紫陽已經在黨內高層鬥爭中完全失勢,這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當時在全國,多個中國野戰軍部隊頻繁調動,當局暗中積極部署,北京的氣氛日趨緊張,局勢一觸即發。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自由亞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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