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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歐洲穆斯林政策的兩大弊病

——"文化"與"制度"優劣的錯亂

如果說,歐盟在土耳其入歐"考試"上嚴格要求過於理想主義,那麼歐洲人在另一方面的過分就更為奇怪。如今土耳其雖不能入歐,土耳其移民卻已經到處都是,尤其在歷史上有傳統關係的德國等地,土耳其移民社區已經形成很大規模。而他們在這裡享受到高度的"文化自治"和"傳教自由",甚至可以自由傳播各種極端伊斯蘭教派,宣傳對基督徒的"聖戰",而這樣的教派在土耳其本土卻是被嚴禁的。

早在2009年,筆者赴德國參加法蘭克福書展的活動,就在柏林紐科倫土耳其移民聚居區看到過這種極端派的清真寺,它的門前赫然貼着當地政府專為保障移民維權發佈的鼓勵"文化多元"、保護信仰尊嚴的"護身符",而傳道的內容卻是如何不擇手段地消滅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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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得知,當地政府給移民的維權"護身符"是一套共四條:1."無歧視:沒人可以因為他的性別、出身、種族、語言、祖籍、來歷、信仰、宗教或政治觀點而受到歧視或偏愛。"2."平等權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男人、女人具有平等的權利。"3."尊嚴不可侵犯:每個人都有自由展現個性的權利,只要他沒有違背憲法原則或道德準則。"4."教養是義務:對孩子的照顧和教養是父母天然的權利,也是他們最首要的義務。"

但是,當地的一些清真寺卻選擇性地只貼出其中的一部分,例如只貼第1、4兩條:他們可以"無歧視"地宣傳對基督教進行聖戰而不受干預,並把"對孩子的照顧和教養是父母天然權利"解釋為家長有權強制子女信教。但對強調個人自由,尤其是強調男女平等的兩條則不予理會。

我問道:這四條是可以這樣"有選擇地"宣傳和實踐的嗎?沒有個人自由和男女平等的體制是否可以在移民中"無歧視"地暢行?德國朋友說:他們的文化不能接受這些,我們也只能尊重。我說:這些教派的極端宣傳在他們本國都不被允許,為什麼這裡卻可以?朋友自豪地說:這就是我們的胸懷!土耳其不是還達不到歐洲的水平嘛!

筆者難以理解這樣的怪誕。如果歐洲人對如此極端的伊斯蘭教派強制傳教都能寬容,為什麼他們卻不能接納土耳其入歐?如果土耳其入歐的門檻如此嚴格,為什麼連土耳其本國都不能允許的"反西方"暴力宣傳,在西方卻可以被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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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西方一些教會領袖,對基督教過去的不寬容"過度反省",唯恐在"文化多元"方面不夠時髦。

如英國國教最高教職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姆斯在2008年甚至說:歐洲現在穆斯林已經很多,我們應該考慮為此改革法律,"部分接受沙里亞(伊斯蘭法)"!結果引起軒然大波。

穆斯林的信仰自由和文化當然要保障。但什麼是"伊斯蘭法"?那是一種嚴格排他的宗教戒律,猶如中世紀基督教修道院戒律一般。英國絕大多數居民是基督徒,但如果把修道院戒律當成民法,那就不是什麼基督教國家的問題,而是回到中世紀政教合一神權政治去了!

同樣,"沙里亞"如果作為一種"伊斯蘭文化"的內容可以在現代存在,那也如現代基督教修道院戒律一樣,你自願入院苦修受戒當然可以,但豈能要求別人?如果可以把它作為國家法律,那還有什麼信仰自由(包括穆斯林的信仰自由)、政教分離可言!

歐洲如今的一種可慮現象,就是一些歐洲人(通常被視為"左派")從"文化多元"的"政治正確"出發,把一些神權政治取向也當做"文化"來接受,或者至少態度曖昧不敢堅決抵制。而這種取向造成的種種問題又給另一些人(通常被當做"右派")提供了排斥"異文化"、"異教徒"乃至"異族"人的口實,從而使歐洲歷史上曾經有過的排外和種族歧視、宗教文化偏見重新抬頭。

為了對付這種"右派"偏見,"左派"就更強調"文化多元",而"多元"掩蓋下伊斯蘭神權恐怖的威脅又使一些基督徒對穆斯林的偏見更嚴重。另一方面,感受到"右派"偏見壓力的一些穆斯林移民認為受到歧視,就更易於接受被"左派"寬容的神權思想影響,而接受這樣的影響又進一步使人們對整個穆斯林群體的偏見更嚴重。如此互相反饋,使得兩種問題都越來越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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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來,這兩種問題儘管一"左"一"右",其實根子是一個,就是受"文化(文明)決定論"影響,把"制度"與"文化"混為一談,特別是把神權政治、政教合一、信仰強制這類中世紀制度與伊斯蘭這種文化類型混為一談。"左派"因主張"文化多元"善待穆斯林,就對神權制度因素的威脅視而不見,"右派"又會把對神權的恐怖轉化為對伊斯蘭文化乃至穆斯林族群的厭惡。

這種混淆是有遠因的:近幾十年來,由於"後現代"傾向對普世進步價值的懷疑,從"右"邊滋長着文化類型史觀和"文明衝突論";他們把普世文明的成果都當做"西方"甚至"美國"的專利而自傲,把普世性邪惡對普世文明的挑戰都看成是"東方"對"西方"、伊斯蘭對基督教、有色人種對白人、甚至白人中其他族裔對WASP的挑戰,從而培養出一種排外思潮。由於"政治不正確",這種思潮在知識界並非主流,但在普通人心裏的影響卻通過選票體現出來。

而知識界的主流、高舉自我批判大旗的"左"邊,則在以往西方經濟繁榮和民主福利進展與蘇聯等"替代模式"負面信息影響下,對西方內部的社會經濟批判退潮(直到皮凱蒂幾年前開始改變這一點),其批判話語除了似是而非的"南北問題"外,從法蘭克福學派到布迪厄,對西方本身的批判越來越轉向了所謂的"文化",如過度世俗化導致人生意義的迷失或人的"一維化"、"媒體宰制"、"品味的區隔"、"象徵的暴力"、"符號權力"與"文化資本"的不平等,以及對"他者"的"文化殖民"或"後殖民"之類。

所謂"一維化"既然成了罪過,"文化多元"自然成了無條件的好事。而在"特殊文化"名義下無條件維護一切"非西方"的東西成了部分知識界的時髦。他們其實已經失去馬克思那一代左派對西方實行革命改造的信心,卻轉而反對西方對"他者"的影響,乃至反過來無條件歡迎"他者"的反向影響。他們把老左派對"進步"的崇拜變成了對"多元"的崇拜。

馬克思相信"最好的世界是可能的",而他們相信的是"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至於"另一個"是否最好甚至是否相對較好就無所謂了,因為反正是不能以"西方價值觀"論好壞的。他們本來對西方主流政治經濟體制不感冒,過去曾經認為蘇聯什麼的更好,現在不這麼看了,變成把制度當"文化",蘿蔔白菜各有所愛,誰也別排斥誰。

電影《阿曼尼亞》講述了在德國戰後重建過程中,一個土耳其移民家庭三代人的悲歡

更有甚者,一些"左派"對世俗化本身並無好感,因為世俗化常被等同於"資本主義化"或"西方化",而這些"批判精神"有些過剩的人並不喜歡這種"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狀態。於是"激進的"左派反而容易與極端保守的傳統尤其是"非西方"的傳統發生隱約的共鳴。

前面曾提到德國紐科倫當局對土耳其移民區中極端教派聖戰宣傳聽之任之的情形,後來又有朋友告訴我一個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情況:當時土耳其世俗民主政府曾經支持"親政府"的主流溫和教派派人來德國土裔社區傳教,以抵制極端教派的影響(土耳其本身也把這種影響視為威脅),不料德國地方政府卻抵制這些主流溫和教派,甚至找茬把一些溫和派阿訇給趕走了。理由是這些教派過於親土耳其政府,違反"政教分離",他們進入土裔社區會影響土裔的"信仰自由",而極端教派宣傳聖戰倒是"信仰自由"的體現!

這實在太匪夷所思了:"政教分離"並不等於宗教必須"反政府",如果不反政府乃

至"親政府"就違反政教分離了?這樣理解政教分離,也有點走火入魔了吧。據了解,當時的土耳其政府雖然與主流教派關係不錯,但並非"教派政府",也不搞"官辦教會"。當局打擊極端教派的聖戰宣傳也只是針對煽動暴力,並不影響土耳其的教派多元。

這種政教關係其實與歐洲的政教分離差不多,而與霍梅尼那種嚴酷的神權國家主張不可同日而語。可是,當年正是西方長期保護了流亡中的霍梅尼,並對伊朗一心"西化"的世俗主義巴列維國王施加壓力。巴列維確實不民主,但他的世俗威權比伊斯蘭神權政治相對進步也是沒有疑義的。

後來推翻他的"革命"最初是國內世俗民主派和溫和穆斯林聯手發難,但是西方這時卻送回霍梅尼去摘桃子,他從西方回到伊朗就發動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狂潮,把世俗民主派和溫和穆斯林都鎮壓下去,並立即就對西方翻臉號召"聖戰"。今天歐洲對土耳其的政策,會不會又重蹈覆轍呢?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秦川雁塔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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